蔡金刚 ： 我的父亲蔡铁根——"八一"有感(二)

50年代，年轻的共和国百废待兴，当时的苏联从政治、经济上都曾给予中国新政权巨大的支援，毛泽东同志号召向苏联学习，“团结在苏共周围，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在政治要一边倒……永远不要骄傲自满，一定要将苏联的先进经验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建设我军成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军队，以利于在将来有把握地战胜帝国主义军队的侵略”。

朝鲜战争的爆发，更进一步促进了两国党和政府以及军队间的合作，大批苏联军用物资和武器装备了我们的军队。当时苏军顾问几乎遍及我们军队的各个部门，在学习和掌握苏军的技术兵器装备的同时，苏军的军制、军事科学、军事理论也相当程度地介入了我们军队的现代化建设。

实事求是地说，受当时两国两党的关系影响，绝大多数的苏联顾问是抱着对我国友好的态度来的，他们在各个岗位上贡献了他们的专门知识，支援了我们年轻共和国的各项事业，这是不应该否认的事实。响应党的号召，把苏军的先进军事科学和技术学到手，是那个时代的要求。父亲和大多数同志一样，都认为是正确而必需的，这是为了适应战胜当时西方对我国的封锁和可能发生的侵略战争的需要。

从50代初到50年代末，是我们的军队建设发展最迅速的黄金时代，人民解放军经过这一时期的建设，已发展成为一支初具规模的日趋走向现代化的军队。

但是，勿庸讳言，有一部分人对这种变化感到困感，对这种学习感到茫然，力不从心。经过多年艰苦的战争，赢得胜利后滋长的和平麻痹、骄傲自满、贪图享受、战斗意志衰退的懈怠思想和一些平时固步自封，颟顸顽固，因循守旧的人，他们对我军过去战争中的经验不加任何分析，夜郎自大，抱残守缺，对革命胜利后的艰巨的学习任务没有思想准备，对先进的科学事物产生了排斥和抵触，个别尸位素餐的人甚至感到这些新装备、新技术、新科学对他们建政后已经取得的待遇和地位产生了极大的威胁。（历史实践证明，其中还有其他重要的因素，但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畴，因而不予提出与置评，请读者自行参阅相关史料）他们对那些主张从别国特别是从苏联战争经验中吸取精华以掌握现代战争本领的同志，一概贬斥为“教条主义者”，这是他们抵制新事物最简单、最有效的武器。于是就有了争论。

同时，由于苏联军制中存在着的“一长制”问题，在父亲当时从事的条令工作中也引起了争论，这一争论焦点主要表现在1953年颁布实行的内务条令上，在这部经毛泽东批准颁布的条令中，没有规定政工人员的职责。由于这关系到政工人员在军队内的地位、职权和待遇，所以引起了不少政工人员的不满与反对。

关于这个问题，父亲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历次条令呈审是我经手的，据我所知，开始内务条令原稿中是有政工人员职责的，并且在写法上和行政首长是一样的，后来总政不同意这样写法，并主张按照政工条例的写法写。但政工条例的写法在行文格式上和内务条令不同，我们的意见是内容上可以按照政工条令，但行文格式上应该和内务条令一致。

后经反复研究，最后由总政政工条例研究室提一个草案，但在文字上仍然是另一种格式，而且是不准修改的，最后无法，只好呈军委审查时，将两个方案同时呈审。

彭(德怀)总在军委例会上审查时指出："这样写法大家都是首长，首长只有一个，哪有许多首长"的意见，肖(华)副主任也不同意条令编篡委员会的方案，而主张用政工条例研究室的方案，但政工条例尚未定案。后肖副主任建议、彭总同意决定内务条令中政工人员职责暂缺，并在颁布令中注明即可。

而且这部条令的送审程序是严格的，一审是条令编篡委员会全体会议，二审是肖克部长和苏联总顾问格拉朱诺夫，三审是分送军委各部，各军兵种司令部及军和师，四审是军委条令审查委员会，五审是军委，朱德和彭德怀，最后经毛泽东主席审查并批准颁布执行的”。

直到1993年出版的《彭德怀传》中才有这样一段文字公开：

1953年上半年，他（彭）曾一度设想和准备在军队中实行“一长制”。在一次军委例会上，他提出军队团以上的政治部（处）可以不设政治部（处）主任一职，其职务由该级政治委员兼任，以便抽出一批政治工作干部培养为军事指挥员。并且将这个建议作为军委决定通知全军实施。他的这一建议，当时有些人认为是降低了政治委员的地位，削弱了政治工作，受到了明显的抵制。就在这个时期，总政治部起草的《军队政治工作条例盯草案》送交军委讨论，军队是否应当实行“一长制”的问题，又发生了争论。

在这场争论中，彭德怀认为“一长制”的那种意见“是有道理的”。同年4月中旬，军委审查《内务条令》修改稿（注：即父亲负责呈审的那部条令）时，彭德怀把有关营教导员和连指导员的职责全部删去，也表现出他准备首先在营、连两级试行“一长制”的想法。

（在这里，还是要说明一个具体的原因，在以前没有，当时开始逐渐装备部队的许多技术兵器如坦克、飞机等装备上乘员是根据具体操作职责固定的，是没有政工人员的座位的，坦克乘员座位有如炮手、驾驶员，车长等，没有政治指导员的座位，飞机上有飞行员、导航员等座位，也没有政工人员的座位，这些都是技术兵器特点所决定的。因而在战斗、纪律、内务三大条令中，无法确定政工人员如何行使职权的内容）

到5月间，彭在同总顾问的一次谈话中，更直截了当地说：准备10年之后实行“一长制”。但是当时大多数人并不清楚这个原因，一些人把对1953年颁布实行的条令的不满（其实也是对威胁他们职权待遇的不满）统统迁怒于负责条令起草和督促执行的父亲头上，（父亲不仅担任负责起草的训练总监部的条令处长和第一副局长，后来还担任了条令教

另外，在当时讨论内务条令时，曾经提出过条令上是否要规定党的会议、汇报制度等问题，当时小组不能决定，大组把这个问题提交总政考虑，总政通过阎稚新（当时总政组织处副处长）转达的意见是：“条令中无权规定党的问题！”因为父亲在向各个部门解释为何内务条令中没有规定党的生活制度时，曾将这个意见重复过几次，后来这句话也被一些人套在了父亲的头上，并曲解为“条令中不准写党字”，甚至说他要“取消党对军队的领导”而成为父亲的一大罪名。

就军队建设问题，父亲给时任总书记的邓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提出“军队训练教育的唯一标准就是是否适应于未来战争的需要，战争有权改一切”等意见。

当时的“反教条主义”的人把军事学院说成是“教条主义大本营”，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司令部”，他们攻击从事军队训练教育工作的同志们为“教条主义者”，甚至有人对负责军队教育训练的刘伯承等几位深受全军敬爱的领导同志肆意诬蔑甚至人身攻击，骂某老帅是“老而不死”以致引起众怒，因而受到大家普遍而激烈的批评与谴责。

在当时负责全军训练和教育的训练总监部内部，争论的双方一方是负责训练工作的肖克和李达所代表的大部分同志，他们主张按照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认真向苏军学习，强调部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提出为提高反侵略作战的能力，应该进行原子条件下的训练。

而另一方是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名，反对向苏军学习是以某某为代表的少数人，他们指责努力学习的同志说：“危险的是继续学下去”，“在南京军事学院学得越好的中毒越深。”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多数与少数是有史实根据的，不是有些人根据某种需要而不根据史实颠倒了事实的说法！后来因此处理了一大批干部本身也证明这一点。

很多当年亲身经历过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的老同志都说，真正学了点东西，让他们少了点二杆子味道的，还是在南京军事学院的学习！

“反教条主义”者反对进行原子条件下的训练，理由是我们没有原子武器，所以用不看这种训练。这种理由今天看来是极为荒唐的，所谓练为战，怎么能因为自己没有就不练了呢，难道敌人因为你没有就不用了吗？武器虽然不能说是决定战争胜败的决定因素，但是毫无疑义是重要因素！今天人们要尊重真实历史的话，必须承认当年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正是毁灭日本的抵抗意志，最后战胜日本法西斯结束二战的绝对重要因素！

这场争论，虽然是围绕着学习外国经验展开的，但涉及的问题关系着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关系着军事学院乃至全军的训练方针乃至训练内容等重大问题。而实际上，争论的核心就是军队的训练和教育的标准应该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再一次被刘伯承指名调任南京军事学院离开北京前，给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就军队建设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信在发出之前，他曾就此请教过萧克同志。信是这样写的：

我军装备了不少苏联出产的现代化技术兵器，我们自己也创造了或仿造了不少这种技术兵器，而如何运用这些技术兵器的条令和保养、操纵这些技术兵器的教令我们又没有，如果等待自己摸索出经验来，并整理、总结，制定为条令、教令，还不知需要多少年，在这种槽况下，我们不能也没有理由不向苏军学习。当着自己没有这种经验，而又拒绝接受别人的经验，那也只能是保守主义。

我们有不少这样的人，只重视自己的经验，不重视别人的经验，非要自己流血牺牲换来的经验，才叫做经验，总是轻视别人的经验，这种思想，不是出于盲目的骄傲，便是出于狭隘的经验主义，这种思想不克服，我们将非走弯路不可，而这种弯路，必然是许多人的流血牺牲。

我们似乎也很重视自己的民族习惯和特点，自己的战争经验和传统，但这些习惯和特点、经验和传统，究竟哪些是优良的，光荣的，哪些是陈旧的，过时的，至今尚无系统的分析研究和总结，因而究竟哪些习惯、特点、经验传统是好的，必须保持和发扬，哪些习惯、特点、经验和传统是不好的，必须克服和抛弃却不明确。

虽然毛主席和军委首长们在这方面也曾有过不少文字和口头上的指示，但也并不系统和完整，所谓民族习惯、特点，战争经验，建军传统，始终还只是一些抽象的概念。特别是由于没有经过有组织、有系统地分析研究和批判提炼，到底哪些是可以而且应该把它具体规定在自己的军事条令中去，是谁也不敢负责的，因为习惯、特点、经验、传统的好与不好有用与无用，其唯一的标准是是否适应于未来战争的需要。

真正适应未来战争需要的就是好的，就必须保持和发扬，否则必须克服、抛弃和改变，无论这些习惯、特点、经验、传统有多么久远的历史或曾经起过多么伟大的作用，战争有权改变一切。一切都必须适应战争的耍求！因此，在没有经过分析研究、批判提炼之前，一般地说，不宜于笼统地、过分地强调我们的民族习惯、特点和我军的战争经验、传统，否则它必然会限制了我军的进步和发展。

他在信中建议：“为了确实了解苏联军事科学的全部内容，在步骤上，第一步应该是全部学会，学通，只有真正地全部融会贯通之后，才谈得到批判。几年来，我们深深体会到苏联军事科学的系统性与完整性，它虽然不是天衣无缝，确实是漏洞很少，小至对一个日常小节的规定，大至军事原则的规定，都是互相结合，互相为用，互相保障着的一整套。

但我们在学习和运用苏军这一整套的时候，却往往是割裂开来，随意取舍，采用了这一套，丢掉了那一套，吸取了这一规定，抛弃了那一规定。结果弄得四分五裂，驴唇不对马嘴八方面不对头，还美其名曰‘批判的接受’，最后只好都执行不通。不说自己学习上有问题，还说苏军的东西不适合我军的槽况，试想一部完整的机器，性能本来是很好的，可是我们只要其中的某些零件，抛弃其中的某些零件，再配上自己的某些零件，结果当然是运转不灵。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必须全部照搬苏联的，而全部抛弃自己的。不是的，我们要改良一部机器不是不可以，而是应该在熟悉了它，并对它有了一定的研究之后才能行。

所以我认为应该是首先把它学会、学通，然后再来分析、研究、批判。‘择其善而从之，其不善者改之’。但‘善’与‘不善’，绝不能以我们的传统观点为准，必须以未来战争的要求为标准。只有这样的批判，才是现实的，才不至于丢掉了好的，保存了坏的，才能真正地将我军提高，才能应付未来的战争。并在战争中取得胜利。”

他最后说：“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是一个关系着建军思想和军事路线的问题，是直接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安全问题，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基于自己为党为国的热忱，我不敢隐讳自己的愚见，并大胆地把它提出来。”

这封信中提出的关于“习惯、特点、经验、传统的好与不好，有用与无用，其唯一的标准是是否适应于未来战争的需要”，“战争有权改变一切，必须以未来战争的要求为标准”等意见，实际上是说军队的教育训练方针的检验标准就是要服从战争这个实践的检验，这在今天我们可以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道理来说是可以理解的。

条令是军队一切行动的法典依据，军队的训练教育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如何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信中所述内容实际上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真理在军队训练教育方针中的体现。父亲在那个时代即提出这种观点，是难能可贵的，但似乎太早了一些。

父亲提出这些观点与意见，其实也和他本人是经历过残酷战争，对苏军条令中获得的亲身体验也有关。实际上，对当时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态度不仅有军队内不同的人对涉及自身利益的考虑，在斯大林死后，还有着很重大的国际国内政治局势政策的变化的影响，这虽然是很重要甚至决定的因素，但这也不是本文讨论的内容了，所以就不再涉及。以后部队教育和训练中提出的“政治冲击一切”、“精神原子弹”等对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所起的巨大破坏作用，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了。

这封信经过中央办公厅转给了彭德怀，彭总看过后，立即批示：“蔡铁根同志给邓小平同志的信，应发给军委主席、委员及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各部首长、国防部各副部长阅”。

父亲信中鲜明的态度和犀利的言词，无疑深深刺痛了一些人，加之对条令的不满，成为他后来在“反教条主义”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批判与围攻的重要原因。

来源：三家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