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之：周扬谈自己及其他人（上）

一

我们国家是在经济严重困难的情况下跨进20世纪60年代的。

社会的动荡没有影响大自然的时序。窗外民主广场上所栽的花木已显出春色。昔日民主斗士们的战场，如今已是花木繁茂的花园。去年“五四”在这里举行过“五四”联欢，白天开会，晚上营火。“五四”老人，“一二·九”的参加者，华北学联为民主广场命名的倡导人，齐集在这里，畅谈这个广场的历史变迁。

民主广场的美化，得力于中宣部办公室副主任姚黎民。老姚是新闻出版界的老前辈。他少年时期（1936年）在北京读中学时参加革命，当时邓力群在汇文中学读书，他在现在的六中上学。邓先他一年入党。老翻译家孙绳武（孙玮）受他的影响参加革命活动。青年时期先后在国民党统治区、东南亚等地从事文化活动。在重庆《新华日报》、香港《华商报》工作，其间同林默涵是同事。他离休后还协助多家出版机构开展业务。在中宣部时期他主管行政工作，很少过问业务处的事。当时我同他来往很多，他从未问及文化战线的这个运动那个斗争的事。部内反右派反右倾也从未见他发过言、亮过相。一心一意带领我们这些年轻人在民主广场上栽树、种花，修喷水池，挖游泳池。这个游泳池培养了这个大院中一代年轻人，有不少人现在已成国内外知名人士，其中有的现在国外活动，希望他们不要忘记这个他学会游泳的小水塘。在“大跃进”初期中宣部竟成了美化大院的典型，受到北京市委的表扬，大照片贴到东单广场上。如果在今天，自然要上电视，那么老姚这个一辈子不爱出头露面、宣传自己的人，恐怕也只能勉为其难上上镜头了。可惜那时没有，所以我未见到关于新闻出版写的材料里提到这位老战士的名字。不过，朋友们永远忘不了他。今年他八十大寿，原中宣部办公室系统一百多人自发地为他祝寿。那种热烈、欢乐、亲切的气氛，是有组织的这种活动所难以比拟的。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后，孙绳武多次问起老姚，并从我这里得知他的地址，多次到老姚家拜访。

周扬随着他工作重点的转移（当时他好像已不任文化部副部长了），从原文化部东院迁至弓弦胡同（胡适故居前面），后又搬进中宣部大院，住进蔡孑民纪念堂。近几十年来，这个住所与三个宣传战线上的名人发生过关系。我到中宣部不久，遵义会议的成员、从延安时即任中宣部副部长的何凯丰的遗体告别仪式在这里举行，有邓小平参加。引人注目，令人怆然。（“文革”中有本小册子中选了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在文中开头一句“刚才凯丰同志”下注：“凯丰即周扬”，不注还清楚，这一注何冠周戴反而令人糊涂了。）孑民堂依苏灵扬的意思又改造了一下，客厅正中挂着陈伯达题赠的手书条幅“布衣一剑，继往开来”。（“文革”初期，陈就派人把这个条幅取走了。）“四人帮”垮台后，这里成为新时期第一任文化部长黄镇等人的办公室。最令人难忘的还是蔡孑民，这位现代史上第一个提出并实践“兼容并蓄”的人。是否可以挂上文物保护的铜牌呢？

周扬的办公室设在大楼三层，与林默涵和文艺处为邻。见面的机会多了，听指示和请示都方便些，免得有点事需请秘书约定时间，跑一段路，按门铃，通报等麻烦。他也很随便，上楼时遇到有什么要我们办的事，随时就打招呼。

这一年周扬已五十出头，要在事业上（特别是在理论研究上）有所建树的心情很迫切。记得有一次，晚饭以后，他约请了几位文艺界领导人谈作协工作。会议内容一点也记不得了。会后闲谈我却留下很深的印象。会后都坐在孑民堂院内聊天，其中有一两位是延安鲁艺的老师（好像是何其芳、严文井），自然谈起延安旧事。正好周扬的女儿从门前走过。一位老师说：

“这是周密吧？”

“是啊，快成家立业了。”周扬说。

“在延安我还抱过她。”

“是啊，老了，我们都老了。鲁迅这个年纪都快去世了，他干了多少事。我们也没有几年了；可是什么也没干成。”说这话时周扬一反批判会上轩昂的气势，倒流露了很少流露过的低调。

周扬同苏灵扬夫妇生有一儿一女。儿子在撤离延安时随家属坐大轱辘车，路上马惊车翻，小儿子压死了。周扬得知从马上摔了下来。夫妇悲痛欲绝，一直保存着孩子的一箱遗物。当时，周扬的战友们都千方百计地想法安慰他们，使他们心情平静下来。丁玲给了他们更多的关怀。她曾说过：“我在阜平听到周扬同志死了孩子，我们都很同情，天天到河边去等他们，希望看到他们。后来，我为了使他们家里空气热闹些，我叫我的女儿住在他们家里，陪他们的女儿玩。也接他们的女儿到我家里来。”

人皆有情，这种患难中的战友情意，很难忘记。“文革”后，在第四次文代会上，丁玲说：第一次文代会后，我原来要去东北，周扬同志劝我留北京工作。后来到中宣部担任文艺处处长。在几年之后，周扬主持下又对丁玲那样错误地批判和处理。他是怎样想的？这一直是我不太理解的事。有一次周扬讲到人与人的关系时。冒出一句话说，如果到了共产主义，那时候人们再看今天的人，他们会想，怎么搞的那个时代的人都像野兽似的，为了点个人利益，你争我抢的。

二

进入60年代的第二天（即1960年1月2日），时近中午，周恩来总理突然出现在新侨饭店楼下，他来看望参加文化工作会的代表，同文艺工作者过节来了。这时会议已基本结束，又正是假日，大会没有活动，代表们大都外出了。临时仅就在饭店的代表中找了些同志，在三楼正中会议室与总理见面。记得有贺绿汀、欧阳山、叶以群、孔罗荪、张骏祥、沙汀、马烽、石凌鹤、于伶、赵丹、张瑞芳、白杨、远千里等二十多人。周总理说来看望大家。（他这是第三次到“新侨”来看望代表了。）他顺便问了他熟悉的文艺家的近况。这里有他多年交往的老朋友，也有初次见面的作家。总理一再鼓励大家，不要有什么顾虑大胆创作。因几天以前他刚同陆定一、周扬、夏衍、陈荒煤、吕骥、郑君里、赵丹、丁峤等一起看了国庆献礼片《聂耳》，为该片的成功，一再鼓励编、导、演员。时到中午，总理同座谈的文艺工作者共进了午餐，并同几位作家艺术家合影留念。于伶一直珍藏着这张照片。1992年陈荒煤编《周恩来与艺术家们》时，于想著文介绍照片的背景，却因病重未能如愿，只有含泪让他夫人将照片寄陈荒煤。周总理这次到来，大大缓和了反右倾会议的紧张气氛。

根据周恩来、邓小平的多次指示，周扬、林默涵在全国文化工作会议后，主要抓第三次全国文代大会的筹备工作。为此首先召开小型理论工作会议，并在这次会上成立了文艺理论小组。在文化工作会议结束时，特意留下几个省市委主管文艺的领导人和个别专家。他们是李亚群（四川）、陶白（江苏）、曾惇（湖北）、袁勃（云南），这几位都是当时的知名的文艺工作组织者，好像都是文联委员。有的本来就是作家，或是左翼文艺运动的参加者。如袁勃，他早年就同王亚平、曼晴等人成立中国诗歌会河北分会，参加革命后在重庆《新华日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工作过，还担任过华北《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北平《解放报》的总编辑。到云南后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省委常委，个人创作和组织工作都有成就，后者的成就更大些。叶以群、刘绶松等人是作为专家留下的。同时召集了北京的姜椿芳、何其芳、冯至、杨晦、唐弢、蔡仪、卞之琳、陈冰夷、邵荃麟、张光年、陈荒煤、严文井、袁水拍、毛星、何洛等文艺领导和专家。会议的中心是：一、为当年即将召开的第三次文代会作思想理论准备；二、加强基本理论建设，有计划地组织理论队伍，编辑出版中外古典创作和理论丛书，促进理论研究工作。同时成立理论工作小组。理论小组在中宣部直接领导下，周扬、林默涵亲自抓，分五个方面：文艺学——林默涵负责；文艺理论——邵荃麟负责；外国文学——冯至负责；现代美学史——唐弢负责；古典文学——何其芳、杨晦负责；当代评论——张光年、袁水拍负责。我就被指定为这个小组的联系人。这又给了我一个极好的向专家们学习的机会。记得当时要出版外国古典作品和文论，让我找人民文学出版社郑效洵。我马上在笔记本上写下这个名字，后来经常同他联系，他都热情地指教我。“文革”后，他已不在出版社工作，偶然相遇，他不仅未忘记我这个年轻人，仍一如既往地热情同我交谈，他这种平易的长辈风范是令人难忘的。

在当时批资反修不断升温的情况下，这次理论工作会议和理论小组的成立是富有建设性的，后来在实践工作上也产生了比较深远的影响。

与会者对周扬1958年提出的“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的想法表示支持。又很欣赏他提出的“东方文艺复兴”的口号。复兴中国文化是几代人的梦想。与会的人年长者曾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中年人经历过30年代文化斗争，最年青的也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他们有的留学于欧洲，有的就读于日本，有的取经于苏联，理想坚定，知识渊博，是一本本活的教科书。他们都真诚地为开创中国文化新潮奋斗过，经历了追求、探索曲折的道路。全国解放以后，毛泽东说：“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文化。”人们相信，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必然出现文化建设的高潮。

解放初期，人们像欢迎解放军大军进城一样，欢迎、接受革命新思潮。人们特别是知识界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应该说那就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紧接着苏联文艺理论的大量介绍，有些苏联专家的到来（如北大的比达可夫，当时在北大工作和学习的人都还会记得他），带来了新的知识，也带来斯大林、日丹诺夫模式，带来了教条主义和沉闷的文风，使本来生动活泼的局面受到影响，也忽略了国内外系统文艺理论的学习。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的情况有了变化。1954年初，当时的驻苏大使张闻天向中央报送了题为《苏联宣传中斯大林提法的改变》，同时《宣教动态》刊登了《苏联宣传工作中的几个问题》《苏联共产党反对宣传工作中教条主义》等材料。这些材料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并批示，作为内部材料印发。同年7月《宣教动态》上又刊登了《苏联纠反世界主义斗争中的某些倾向》，毛泽东批示作为党内材料印发。

今天的中青年对“反世界主义”这个词也许非常陌生。但是年纪大些的文艺工作者对1946年苏共对《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的批判和紧接着批判“世界主义”的斗争恐怕是记忆犹新，这次批判对苏联和我国文艺界的影响是巨大的。我国一些文艺运动中的做法甚至措词都不能不说受了苏联这次批判运动的影响。

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实践中的失误，不能不使我们认真地考虑，如何根据新的时代特点和我国经验教训，探索自己的道路。但是，当时没有想到走自己的路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不比苏联更顺利。

参加会议的文艺领导和专家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根据当时能达到的认识，以他们丰富的文艺知识和实践经验，充分发表了加强系统理论建设的意见。他们从欧洲的文艺复兴到苏联文艺的演变，从孔夫子到毛泽东，从马克思到梅林、葛兰西，提出了一系列的翻译、整理、出版计划。

这次会议后，根据分工分别开过一些小型会议，各自拟订规划。记得有一次是由蔡仪专门汇报过一次编写文艺学概论和编译丛书的问题。他提出一个方案后，还提了些具体问题。如，提出以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纲，但是，如何结合中外文学史知识问题。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如何编（我们在反修文章中曾说普列汉诺夫是叛徒）。西方文艺论丛如何写序言。翻译术语如何统一。翻译力量，特别是德文译者太少。中国论丛准备摘录、选文出六卷，专著六十二卷，如何写好序言等等。对这些问题专家们也各自讲了自己的意见。记得何其芳说：普列汉诺夫的论文太卖弄，周扬开玩笑地说：你这是一家之言。

为了出版好一系列的丛书，中宣部会同文化部专门召集了几家有关的出版社，如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中华书局等开会。会上落实了关于“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中国古典文艺理论批评专著”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中国大作家集》、“外国古典理论”丛书、“外国现代文艺理论”丛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文艺”丛书（包括共产主义运动杰出人物论文艺的著作）等，这些书的新出版和改进正在拟定出版计划。各出版社也都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和中宣部的通知拟订了十年规划和长远的设想（当时拟在建国四十周年完成）。十几年后，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一直到近年我离休，这套丛书有的还未完成，尽管出版社的老编辑和专家作了极大的努力，但是，因为“文革”前和“文革”期间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而近年来又受到经济条件和编注力量的束缚。国家应该组织力量拨出专款来完成这项工作的。（前几年陈云曾关注过古籍的整理出版，并成立了专门小组，也拨了点钱，但是，由于无人专门从事组织工作，经费又受限制，所以工作进展很慢。）

关于大学文科教材的编著、出版，这次会上也提出了初步设想，也作了分工。后来由周扬主持，中宣部教育处和教育部联合成立了文科教材办公室，国家拨款，调集了一大批著名学者，编写出版了不少有价值的教科书。

时隔三十多年，这次文艺理论会议和会上成立的理论小组的事几乎无人记得了。但是，对我这个初学者却留下很深的印象，学到不少东西。当时为了协助领导同专家们联系编著文艺经典丛书，在专家们的帮助下，也翻阅了一些有关著作。我惊喜地发现，世界文艺理论和马克思经典作家们的论述是那样丰富，并不是我那样幼稚的理解，只知道几个干巴巴的教条。

马克思学说的建立本来就是在缜密地总结前人一切有益的研究成果，面对当时社会发展的复杂现实和科学成就而形成的。曾有人断言，假如恩格斯能再活二十年，大概不会不研究弗洛伊德的著作，这位作者认为“恩格斯既不忽略达尔文或摩尔根在生物学或考古上的发现，也便不会忽略弗洛伊德在心理学上的发现”。恩格斯生前就曾说过，他和马克思当时只是“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中探溯政治、法权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它们所制约的作用”，“我们那时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的问题（恩格斯这里指的形式是指哲学、艺术观念等‘特殊形式’，是与经济基础作为内容相对而言的），这些观念等究竟经由什么途径而形成的问题”。恩格斯一再告诫人们不要把“唯物主义”作为“套语”“标签”“教义”“教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给我们留下宝贵的遗产，同时也为我们提出了多么广阔的新的研究空间，而我们这些初学者越学越少。

当时会上提出一系列拟出版的其他马克思经典作家的理论选集，这些经典论著对艺术与政治，艺术与社会，作家与生活等的论述也都充满了辩证法。会上周扬等人特别提到葛兰西，当时我对这位在法西斯迫害下死去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无所知。所以在专家的帮助下找到一些他的材料和论文。当我读到《文学批评的准则》时，顿觉耳目一新。他开宗明义地写道：“艺术就是艺术，而不是‘预先安排的’和规定的政治宣传，这一概念本身，会不会阻碍作为时代的反映，并对一定的政治潮流产生积极作用的一定的文化潮流的形成？不会的。恰恰相反，这一概念以最彻底的方式提出问题，促使文学批评更加切实有效，更加生动活泼。”这与我们对政治与艺术标准的简单化的理解，以至长期提出文艺为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为中心工作服务的口号相距太远。可惜的是，一本薄薄的《葛兰西论文学》到80年代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从提出编选到出书长达二十多年。

三

理论工作会议以后，周扬想把他近两年的思考和毛泽东几次关于文艺的谈话，写一篇暂定题为《两种美学观的斗争》的大文章。他先约请了文学研究所的几位同志代他写了三个专题的草稿。后来又请张光年、黎澍帮他研究修改，让我也参加，一起到天津集中一段时间边讨论边写。同时也为准备当年召开的全国第三次文代大会（“文革”前最后一次大会）的主题报告作一些考虑。

2月初，我们乘周扬的吉姆轿车（据说这是莫洛托夫汽车制造厂出品）到天津。这是我第一次随周扬出差，同去者又是我尊敬的两位知名的“大笔杆子”，当然视为很好的学习机会。

到天津后，住云南路1号。这是一所很别致的花园洋房。据说原是一位大资本家的住宅。住定后，自然一批批要人来访，那些市委要人我不知名，只记得与文艺有关的如胡昭衡、远千里、白桦等人。晚上来了一位将军，虽身着便服，但仍显出军人气度，谈笑轻松，又颇具文人风采。周扬笑着向我们（也许只是向我，我想张、黎也认识他）介绍：

“方之中，天津警备司令。黄埔军校的学生，北伐时在叶挺部队，打过汀泗桥，还参加过秋收暴动。他又是个作家，参加过‘左联’，编过不少刊物。写过不少东西。”

周扬一面介绍，方之中一面笑着摇头、摆手。

这一简单的介绍使我肃然起敬。黄埔军校、北伐、汀泗桥、秋收起义，我从面前这位笑眯眯的人身上仿佛看到一部惊心动魄的历史。更没想到这位虎将竟又是文艺圈人。其实，他的从文，只不过是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根据党的安排，拿起另一种武器，投入另一个阵地。抗日战争以后他又投笔从戎，成为一位战争指挥员。

“你怎么知道我来了？”周扬问。

“你们谁来了我能不知道，你忘了我是警备司令啊。”方之中开始同周扬聊起天来。他们谈到一些熟人的近况。方对文艺界不断的批判运动表示了忧虑。

“方纪近来情绪不好。”方之中说。

在刚刚结束的文化工作会议上，方纪的小说《来访者》被列为不良倾向的作品印发，报刊上已有批判文章。为此，我曾在《宣教动态》上写过材料。“文革”中不知怎么搞的，大字报上把我抬举为“包庇方纪”。当时同“牛棚”战友都嘲笑我说：“你还有本领包庇方纪？”

方之中讲话后，周扬默然，未表示什么。

“这样吧，”方之中说，“我找天津文艺界几位朋友聚聚。你也参加。”

“好吆。”周扬说。

他们又聊了一会儿，方之中离去。几天后，在天津跑马场干部俱乐部，方之中请客，并组织了个舞会，请了天津几位文艺界名人。记得当时参加的有方纪、袁静、远千里、白桦，胡昭衡当时是市委书记，是不是也来了，我记不清楚。席间谈笑风生，自然未谈什么文艺批判运动的事。后来方纪又来过几次，谈话内容记不得了。但从文化会议期间周扬几次随意的谈话，和这次聚会，我明确地意识到他对在那次会议中被点名批判的几位如巴人、郭小川、方纪、刘真等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为什么他又不明确地讲出自己的意见呢？

方之中去世五年以后，阳翰笙老人给陈早春和我送来一封信和方之中的一部文集，希望能在人文社出版。当时我已离任，就把书稿交有关编辑部，但终因经济、出版范围等多方面的原因未能在人文社出版。我知道地方出版社是会出这本书的。这样一位一向根据革命事业的要求而战斗的老革命家应该在历史上留下足迹的。

文章起草工作进行得很慢。周扬等领导总愿意离京，特别是到天津写东西，他说，在这里的好处，是既离京，又方便，部里有事，随时可回去。我则不然，一是抛家离雏的没意思，二是在家里可以在书架面前，东翻翻西翻翻，引发点灵气。在津半月余，只写了个初稿，排出清样，未印发，其中部分用于第三次文代会报告。当时茶余饭后，周、张、黎等随意谈天，他们既是同辈又是朋友，可以说无所不谈。周扬年长位高，自然他谈得多，而多系往事，使我对周扬、胡乔木、周立波等人有了较多的了解。

周扬说他1908年11月生于湖南益阳获城镇新市渡村。原名周运宜，“运宜”自然是运好而又宜顺之意了。同其他当时有产者的孩子一样，命名时同时起字，曰起应。这个“起应”后来成了他从事写作常用的名字。

他讲到家世时说，曾祖父当过直奉大吏，不知是哪一级官员。祖父为国子监。父亲是同知衙。可谓是“官僚地主”家世。只是祖父、父亲早年去世。两代寡妇自然视他这个幼崽（崽是湖南对男孩的爱称）为掌上明珠。怕他上学有伤身体，请先生登门授课。他讲起母亲充满深情，并未讲她如何剥削农民，而是大讲她好善乐施，为人宽厚，很受村民拥戴。全国解放后，他接母亲来京同住，照顾自然周到，但因老人故土难舍，又回益阳。60年代，他母亲去世，他回乡奔丧，回京时途经武汉，当地请他审查一部影片，他因心情不好，讲了些过头话。回京后，他又后悔，特意让文艺处给湖北省委宣传部曾惇打电话表示歉意。

周扬十五岁那年，耐不住深居的寂寞，与母亲闹着要到省城长沙读书。恰好，他舅父在省里任法院检察官，母亲就托舅舅照顾他在长沙读书。在长沙没有进什么正规的学校，随意找了补习班学了两年。他又向往更大的城市上海。

1925年秋天，他和一位同伴来到上海。报考了上海南方大学。这个大学的校长是江亢虎。我在整理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时知道此人。毛泽东在“谈话”中谈到第二国际时说：“中国也有过‘第二国际’——江亢虎的社会党，影响很小。”从他的简历看，在南方大学时他已投靠了北洋军阀，所以他当了校长不久，复辟阴谋暴露，部分师生造了他的反，另组国民大学，周扬也随之转入国民大学。

周扬回忆当时投考的情景时说，我和那位同乡一起报名，结果我考上了，他没有考上，只好回湖南了。时隔三十多年，他讲起一举中考，还流露得意的喜悦。他说：不知怎么，这位同学被划成“右派”，最近来过一封信，我也帮不了他什么忙。

讲起江亢虎时他说：这位老兄口才不错，就是讲起话来没有边际。记得，他在课堂上大讲他如何坐飞机的故事，可见当时坐飞机是个新鲜事。

1926年他又转入大夏大学，他说他接受革命思想和学习英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他又讲起他如何醉心于尼采主义。讲起这些，他仿佛又回到学生时代，兴奋地站起来在室内走动。“上帝死了！”“重新估计一切价值。”这些名言鼓舞着我，大胆地否定一切价值观、传统、权威，把我头脑里的一切旧东西来了一次大扫荡，使我能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脑子里更纯净。

“你们呢？”周扬问在座的人。

张光年、黎澍都摇摇头，说自己并没有那样崇拜过尼采。周扬询问地看看我。我说：

“我对尼采太陌生。只听说希特勒利用尼采的超人哲学。”

周扬笑起来。我知道他笑我幼稚。后来我借了本破旧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翻阅过，看不大懂。现在已有不少尼采著作的新译，我也找来翻过，除了对他的思维、文体有所了解外，仍不能接受他的哲学思想。还是坚信只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能更正确地认识和解释世界。不过，从周扬这次关于尼采的谈话中，我倒联想到他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的一段非常引人注意并被别人引用过的话，他说：

“回顾了我们这些人走过的道路。我们中间许多人出身于没落的封建地主或其他剥削阶级的家庭，就教养和世界观来说，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尼采、克鲁泡特金和马克思主义当时几乎是同样吸引我们的。”他在分析了“个性解放”“人格独立”，易卜生的“世界上最孤立的人就是最有力量的”名言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后说，有些人“他们始终丢不掉个人主义的包袱，纠缠于个人得失，个人恩怨”。他概括了一句名言：“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这句当时成了影响很大的“格言”，但是我有不同的看法。）周扬这段话仿佛也在给自己画像。

周扬说，我第一次入党是1927年“四一二”事变以后。那个时候，残酷的大屠杀，革命者的牺牲，又有些朋友的消沉，我感到压抑、愤怒，有一种强烈的报复欲望。这时我有位同学又是同乡，他叫夏钟润。那个人非常善良，我很敬佩他。他介绍我参加了共产党。那时年轻，天不怕，地不怕，也不怕死。不懂马列主义，更不知道什么“左”倾路线。半夜时到街上散传单，贴标语。暑假期间，我回家住了几天，再回到上海，一切变了。夏去了日本，党组织遭到破坏，找不到组织联系。我由大夏转到高师科学了不到一年，算拿到个大学文凭。受当时进步文化人的影响，1929年初我也到了日本。那时去日本容易，买张船票就行了。

到了日本才知道夏钟润也失掉了组织关系。我参加了沈西苓、许幸之他们组织的中国青年艺术联盟。那时日本左翼文艺运动很活跃，翻译苏联的，日本人自己写的左翼文学书籍很多。我看了不少这类书籍，起了启蒙作用。不久，和一位日本朋友一起被捕了。拘留了一个多月，没找到什么罪证就释放了。出来后我就又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那时幼稚得不懂得想法找组织联系，加上正是“立三路线”时期，排挤知识分子，很刺伤我的自尊心。还有人嘲笑我是“革命高蹈派”。当时靠翻译点东西糊口。译过王尔德的短篇小说集，还译过柯仑泰的《伟大的恋爱》，也译过左琴科的讽刺小说和一些现代派的诗。周扬讲起这段历史有些彷徨、消沉。“文革”后，有一次我同他谈起现在不少青年热衷于现代派诗。他笑了笑，说：我年青时候也喜欢过，还翻译出版过。我劝他同青年人谈谈这些，他说：每个人只有自己靠摸索、体验。他还问我：“《百年孤独》有那么好？××特意给我介绍。”言中流露不以为然的神情。

他先参加的是“剧联”。还参加过《第四十一》（改编剧名为《马特迦》）的演出，当个小兵。“同那些演员们在一起不大习惯。”周扬说。1931年底才参加“左联”。1932年初我还同林里夫一起参加了一段外兵宣传工作，当翻译，我担任英文，林里夫担任日文。由于我已失掉党的关系，有人说：不是党员，就是假革命，是“革命的高蹈派”。所谓“高蹈派”，即巴那斯派。1866年巴黎成立的诗人团体，法国象征主义文学前驱。当时我很难想象我面前这位“周扬同志”能同宣扬悲观主义的“高蹈派”联系在一起。现在看来也不奇怪。

周扬加入“左联”不久，当了常委。不愿再被称为“高蹈派”，他向冯雪峰提出入党要求，很快的又被吸收入党。他去世时发表的生平中说“一九三二年重新入党”，就是指此。我前面提到，周扬多次讲到冯雪峰对他的帮助、信任。入党不久就由雪峰提为中央文委（当时文委由雪峰负责，阳翰笙、林伯修、吴觉先等为委员）。在这时，他就犯了“左”倾关门主义，排挤中间派，他说当时洛甫写过文章批评过他，不知是指哪篇文章。

大概就在这时，周扬同苏灵扬结婚，成立了新家。他的前妻也是个“官僚地主”世家，听说还是扬州女子，同周扬生了三个儿子。我后来知道有一位现在在中国作协系统工作。

苏灵扬常州人，当时好像在复旦大学读书，与周扬结婚后，也参加了“左联”，不知作什么工作。她曾说过：“我入‘左联’不比周扬晚。”说明也是个文坛老人。当时她所在的小组是由胡风联系。我在前文已经写到她关于同胡风第一次见面的回忆。大概由于胡风曾是她的老领导，她谈起胡风来，比谈雪峰时亲切得多。“文革”前几年她当过文艺处副处长，管电影，同下属关系随和，她说：在延安鲁艺时，周扬当院长，不接近群众。她当文学系支部书记，同学们很愿同她接近，客朋盈门。她对江青插手文艺愤愤不平，说：她什么都要管。电影《烈火中永生》完成后，江青不满，要公开批判。苏灵扬却给文化部打电话让作为纪念党的生日“七一”公映，弄得文化部领导很为难。打电话来问：“苏灵扬同志是个人意见，还是中宣部的意见。”当时一位中宣部领导也为难地说：“苏灵扬这个人，既然江青有了意见，她又管什么。”我记得那部影片还是“七一”公映了。

“文革”前夕，苏灵扬调中国音乐学院当院长。“文革”中被“红卫兵”用大卡车从中宣部大院扯着头发揪走。后来下放宁夏同我们一个干校，我同她一起当了一个时期猪倌。天天同猪打交道，也很有趣，很少谈起文艺界的事。如果猪食欲不好，甚至有病，我们倒很焦急的。这时我常想起毛主席的教导：凡水都可以游泳。（有毒的除外。）人是能够适应各种生活条件的。

1935年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大破坏，阳翰笙、田汉、林伯修等人被捕，这时雪峰已去了苏区。文委中只剩下周扬、夏衍，一度失掉了同上级组织的联系。过了两三个月他们同董文学接上了关系。夏衍因处境险恶，经董文学同意暂去日本。文委就由周扬负责，他又同钱亦石、曹亮组成文委领导班子。他们正干得起劲，董文学又被捕了。他说，这次董文学被捕，我难过极了，痛哭了一场。此后大约有一年的时间与中央失去联系。他自己又找到章汉夫、邓洁、吴敏、钱俊瑞、艾思奇等人，组成文委开展工作，后来夏衍从日本回来，也参加了文委领导。他自己对这段单枪匹马的工作还是很得意的。他多次在大会、小会上都讲过：那时我们失掉同中央的联系，我是从英文版的《国际通讯》上看到季米特洛夫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报告，高兴得跳起来。后来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在1958年本《鲁迅全集》六卷《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注释中关于这时期上海文化界党组织的提法一处是“当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界”，另一处是“当时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文化界的组织”。“文革”初期陈伯达找人写了公开批判周扬的开炮文章中说：你们一会这么说，一会那么说，你们到底是什么党的组织。新版《鲁迅全集》中这条注改为“当时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党内领导者（以周扬、夏衍等为首）”。这都是指周扬等人一年多同中央失掉联系这件事。作为党的组织原则一年多与党失掉联系，是比较麻烦的事，甚至可以说是违犯党纪的。所以对这段历史如何表述，让这些大笔杆子费了那么多脑筋。

谈到两个口号之争和他同鲁迅的关系，他总是检讨自己。当然，他不同意江青《纪要》中说“国防文学”是资产阶级口号。他总是讲那时年青，偏激，对鲁迅不够尊重。当时他更崇敬郭老，对《女神》中火一样的激情很向往。（他在《大辩论》讲话时也含糊地谈到，未整理进文字稿。）他多次谈到对徐懋庸的不满，他说，徐写信前我们一点不知道。在1958年本《鲁迅全集》注中说徐那封信“完全是他个人的错误行动”，这显然是周扬的意思。周扬多次讲徐的缺点，说徐脾气太怪。他说：他到延安给我写信要求入党。信中不说我要参加共产党，而说共党。我看了很不舒服。

在中南时我与徐懋庸也有过来往，他在武汉大学负责时，我多次向他约稿，他对自己给鲁迅的信中有些意见仍有保留。后来因在对待知识分子方面有“左”的错误，当时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李凡夫（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早在上海就熟悉）去调查处理，将徐撤职，中央宣传部批转了处理报告。徐由武大调到中南局宣传部理论处。接触中，我也觉得他脾气有点倔。但是，关于两个口号之争和同鲁迅的关系中的错误这样的大事都推到他一个人头上恐怕是不公平的。

来源：近代史飙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