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辅：吴象引领我上行

我这辈子，谁对我影响最大？吴象先生。

吴象先生是我人生遇到的贵人，对我帮助最大。从一九六二年开始，将近六十年，是吴象先生引领我一路上行，到达最佳境界。

知道吴象

一九六二年，我在山西省委党校学习时，在《山西日报》看到一篇美文《梨花时节访梨乡》，是吴象先生写的新闻报道，又像是游记，更像是抒情散文。“你看，一坡又一坡，一层又一层，高高矮矮，迤逦数十里的梨树梨花，一望无际，蓝天之下，更显冷艳耀眼的银白色。平常诗人画家笔下的梨园，往往不过十几株，几十株，只是由于如冰似玉的梨花所特有的那种风姿丽色，使他们不能不流连、倾倒。如果他们也有机会面对同川的梨花世界，更将发出多少激情的赞叹啊！”小时候，我在应县老家吃的就是崞县（后改称原平）的油梨。后来，知道同川产梨，但不知同川的美丽，更想象不到梨花时节梨乡同川像人间仙境一样！这篇文章，情境交融，激情四溢，既描绘了同川梨花盛开时节的美景，又赞扬了勤劳致富的果农；既介绍了同川的人文历史，又展示了同川的地理风貌；既传播了科学知识，又弘扬了革命精神。最后的诗句“鲜血当年抛洒处，英雄儿女换新妆”，激发斗志，鼓舞人心，文章像磁铁吸住了我，以致几十年难以忘怀。就是这篇文章使我知道了吴象，知道他是山西日报的总编。他成为我奋斗的榜样。后来，山西日报陆续推出了大寨、西沟、杨谈、南柳、贾家庄、曲峪、臧寨等全省农业十杆旗，一篇篇振动人心、感人肺腑的长篇报道，更吸引我、鼓舞我，我暗下决心将来也要当个记者，也能写出好文章。从那时开始，我就炼硬功，每个周日都不出校门、不上街，钻在教室写文章，给山西日报投稿，经过努力，终于在山西日报发表了几篇文章。成为省委党校屈指可数的冒尖学员，毕业时被选拔到省委政治研究室工作。

见到吴象

一九六四年秋，省委政研室的多数工作人员被调入设在洪洞县城里的山西农村社教指挥部，专设一个为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服务的办事机构。次年五月指挥部迁回省委机关，改称省委四清办公室。不久，陶鲁笳调中央，卫恒接任省委第一书记。卫恒上任即筹备中共山西第二次党代表大会。抽调吴象、省广播电台台长刘江、省委办公室副主任兼四清办公室主任刘贯文起草省党代会报告。他们三位齐聚晋祠宾馆，正好我也在晋祠宾馆为四清工作团政委会议服务。起草小组执笔是吴象，他写的草稿，刘贯文让我跑省委机关印刷厂排印，多次往来修改。在接送报告草稿时我第一次见到吴象，中等个，戴近视镜，普通话略带南方口音，穿着朴素简单，态度和蔼，看不出是高干，更不显是名扬省内外的秀才。他写的稿子，改动较多，添删常见，他总是细心交待排印时注意的地方。帮他工作，没有丝毫心慌紧张。这个报告，是卫恒的施政纲领，治晋方案，提出的口号是建设两个一千五百万稳产高产田：一千五百万亩水浇地，一千五百万亩大寨田。按当时山西农业人口计算人均一亩水地、一亩大寨田。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报告要讲这个计划的背景、依据，建设的方法、措施，建设的效果、意义。报告主题是“两个一千五百万”，还得报告省委几年的工作，还得讲党的建设。报告既要鼓舞人心，又要实事求是。这是一个有宏大叙事的报告，是全省里程碑式的文件。但是在吴象身上看不出他有丝毫压力，仍然谈笑风生，从容不迫，该散步时散步，该游泳时游泳。没用多长时间，报告的草稿就完成。最为感叹的是我几次站在他身旁看他修改报告。那真是文思泉涌，笔走龙蛇，常常是不一会就写出大段的修改文字，使我大开眼界，真正见识了什么叫一挥而就。跑印刷厂，有机会看吴象写的报告，才认识到一个真正的秀才具有的高度的政治觉悟，深厚的理论功底，广博的科学知识，丰富的实践经验，通晓全局的视野，深切的人文关怀，高超的语言艺术。见到吴象，见到了名副其实的秀才，也见到了我心目中的榜样！

师承吴象

一九七一年五月，省委把我从插队的阳曲县辛庄调到省委调研室工作，并参加领导班子，有机会与我早就心仪的偶像一起工作，真感幸运。我珍惜难得的机遇，虚心向老吴学习。

省委调查研究室有两大任务：一是给省委主要领导起草重要会议的讲话稿；二是有关政策的调查研究。二者相辅相成。

一九七〇年八月，国务院在昔阳召开北方五省学大寨会议，会上推广昔阳学大寨经验，颁发了会议纪要。会议期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在讲话时讲道：“全国学大寨，大寨在山西，山西怎么办？”让山西省委回答这个问题。

陈永贵带领造反派夺了昔阳县委的权，自己当了县委书记，在昔阳关门闷声干了三年，在华北五省会议上推出一批改天换地、改造河山的典型，总结出一条经验，叫做“一批二斗三大干”。一批：批资本主义。二斗：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三大干：大干社会主义。批资本主义主要就是割“资本主义尾巴”，没收社员自留地，自留羊、自留树、凡《六十条》允许自留的全部取消，还取消农村集市贸易，当时把这些没收、取消通称“五大革命”。这股歪风，在一九七〇年以前，早己从昔阳刮到全省，造成严重后果。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陈永贵在昔阳到处宣传“农业学大寨，手中无权学不开”，就是煽动造反夺权，陈永贵发明了“解决五种人掌权的问题”。当时的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谢振华经常深入农村调查，看到许多农村凋零的景象，许多群众吃不饱肚子，甚至出现了临县这样的“讨吃子县”。谢振华对学大寨抱着积极的态度，支持农村建设“大寨田”，兴修水利，截潜流，打坝造地，治理小流域。他还大抓工业支持农业，提出省财政补贴全省每县建一个小化肥厂，直到一九七四年全省各县己经建起八十一个小化肥厂。但是，谢振华对昔阳经验有保留态度，他不同意搞“五大革命”，更反对后来陈永贵搞的“评政治工分”，特别是要推翻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搞大队核算，大寨公社还要搞公社核算，搞穷过渡。这样，谢、陈在农村政策上就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吴象熟悉农村，了解农民，更同情农民。他坚决支持谢振华的主张，保护农民一点点维持生计、保障活命的权益。调研室组织多人多次深入全省各地农村直接倾听农民和基层干部的呼声和心声，写出许多有份量的调查报告。同时，把调查中形成的理性认识和政策主张写进省委一年一度召开的农业学大寨会议的主体报告。同时印发许多典型调查，丰富和补充主体报告。吴象亲自带队下乡，到五台县忻州地委书记王绣锦蹲点村庄，调查纠正极左错误的情况。五台县气候严寒、县招待所条件不好，吴象和我们几个人同住一个大房间，冰冷的房子、冰凉的被褥，我们年轻人小干部都觉难受，吴象老同志乐观对待，晚上还谈笑风生，说比战争环境不知好得有多少！老吴象就是以这种艰苦奋斗，深入实际，身先士卒的作风，带出了调研室吃苦耐劳，求真务实的作风！

陈永贵知道吴象站在谢振华一边，调研室写报告，抓典型、造舆论，认真努力，新仇旧恨集中对准吴象，攻击吴象是谢振华反大寨的四大金刚（另还有卫生厅长老红军张金、冶金厅长李一夫、人事局长李文亮）之一，粉碎“四人帮”以后，用清查之机，借王谦之手，又将吴象打成“机关大院四人帮的代理人”，剥夺人身自由，进行打击迫害。

一九七一年九月，省委领导同志指示调研室派人到《人民日报》社撰写反映山西农业学大寨的报道。吴象带我到了北京，住到王府井《人民日报》社招待所。他和我研究完写作提纲后，就交由我捉笔起草。他白天跑文革中遭难的已经“觧放”出来或者己获自由的老同志。晚上偷偷去看还没有自由仍被监视的老朋友。朱穆之、吴冷西、李季、李庄等许多新闻、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他都一一拜访。早出晚归，不辞辛苦，十分感人。当时，我就佩服吴象。他不忘老朋友，越是在朋友处于困境的时候，他越是不顾风险和个人安危得失，前去探望。这种品质、人格、胆量、作为，正好说明吴象是个值得尊敬的“大写的人”。前几年他自印《大写的人》一书。这是他的精心力作，书中所写的“好人一生不平安”， 是他积聚在心中的不平，解不开的心结。他为书中所写的对象，呐喊鸣冤，歌功颂德，洗涮外污，还其公道。老吴象挺身而出，逆流而上，仗义执言，不怕冒犯党怒，不随波逐流，这要有多大的仁心义胆啊！

文革期间“太重”两派闹得很凶，中央解决太重问题时，周总理点名罗枫奇是“坏人”。老吴象知道冤情后，一直给省委领导反映，争取为罗平反。当时，周总理的权威多大，谁敢怀疑他有错误。老吴象不怕风险，相信事实，相信朋友，不怕“沾光”牵连，还把罗枫奇接到他家住下，把中央文件和有关资料，提供给罗阅读。为罗撑腰、壮胆、宽心、解忧。身教胜于言教。吴象的这些行动，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这是一种示范，如何做人，吴象就是标杆。

吴象心善言和，但不放弃原则。有一次调硏室开会，我在发言中说到政治思想工作时，举例报社派到四清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中一个被开除党籍、一个在学习班中自杀。由此我认为山西日报存在不重视思想工作的问题。过了几天，吴象对我讲，有的同志对你发言指责山西日报政治思想工作有意见。提醒我以后讲话一定要注意实事求是。后来，我认真考虑，确实存在不明真相，妄议是非，以偏概全的错误。

“文革”把人群撕裂成造反派、走资派，煽动残酷打击，无情斗争，不知有多少人受害遭殃。但只要还是人，有人性，就会心心相通。吴象最早听说我是造反派，也有担心与疑虑，但在相处中，了解了我，并不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我比吴象小十七岁，在调硏室工作三年，我俩推心置腹、无话不说。吴象说，“我们能相互敞开心扉，交流思想，逐渐成为真正的‘忘年交’”。他出于对党的事业负责，爱护关心培养青年干部，对我传帮带，放手让我工作，并及时指点，如果说我工作有了长进，吴象就是我最为敬佩的老师。

跟靠吴象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我带着省委工作队到了襄汾县，并任襄汾县第一副书记，主持县委工作。同年十二月中旬，省委正式任命我为襄汾县委书记。当时，农村的主要工作是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学大寨、赶昔阳，批判资本主义，整顿基层班子，解决“五种人”掌权的问题。

晋南地区有“金襄陵银太平，数了曲沃数翼城”的说法，太平县改为汾城，襄陵和汾城合并为襄汾县。襄汾有“金”有“银”，曾是富足之地。但是文革的动乱，学大寨为追求高产压缩小麦种植面积，扩种高粱，既违背自然规律，又违反群众意愿，导致粮食产量不增反降，襄汾竟然吃开返销粮，许多群众不得温饱。百姓求生，到乡宁山上拉煤，卖到县城，换二斗高粱。地委领导说这是“资本主义”，要批，要刹。我上山调查后，知道百姓是为活命填饱肚子，向全县宣布“社员上山拉煤不是资本主义，不能批！”地委号召学大寨，大挖大垫，搞“人造平原”，我强调不搞形式主义，不要劳民伤财，把现有耕地种好。在反走后门时，我上了江青的当，出力过猛，伤了些干部，“开头炮”打得哑了火，让地委领导看了笑话。一九七四年三月至七月，江青挑动，陈永贵紧跟，批判谢振华，我没有跟地委主要领导瞎起哄。这一桩桩、一件件，地委领导很不满，想把我拿掉。省委组织部刘开基部长保了我。正在我处境困难时，一九七五年十月，吴象带领省委工作队到了襄汾，参加县委常委会。不久，全国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追反追谣。吴象在我面前常讲江青、张春桥的极左言行，对其倒行逆施强烈不满。使我心中有数，不盲目跟风。四五运动后追反追谣，设法应付，保护群众，襄汾没有追查一人。批邓，批“三项指示为纲”，知道是欲加之罪，无限上纲，可是，作为县委必须紧跟党中央。为了稳定形势，不得不批。地委组织七次大会批邓，县里不能按兵不动。我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基本路线教育相结合，稳定了广大农村。

吴象带领省委工作队在襄汾搞基本路线教育，到农村蹲点，与农民“三同”，更深刻地了解极左路线对农业的破坏，对农民的伤害，农村的贫穷和困境。他对昔阳整“五种人”的经验不感兴趣，热情保护基层干部，耐心教育基层干部。坚持“换心不换人”，使襄汾的基本路线教育没发生大的偏差。有吴象坐阵，我有了主心骨，在千变万化的复杂形势下，我有看不准、看不清的事情，就请教吴象，商议办法。

吴象的声誉与地位，地委主要领导当时也很尊重，吴象上下沟通，为我说话，保护我顺利渡过风雨如磐最为困难的一九七六年。我跟着吴象，头脑比较清醒，没有犯大的错误，没有给后来清查我时留下把柄。

幕后吴象

一九七七年八月，我被打成四人帮在襄汾的代理人。

一九七九年后，闲住襄汾，争取平反。农村干部和农民常来家看我，议论农村改革。安徽、四川农村变化的消息不断传来。凤阳的农村改革，包产到户的情况不胫而走，四处传播。最让人震惊的是距离襄汾不到百里的闻喜，县委书记张世贤，思想解放，在山西最早推行包干到户，一九七九年全县有877个生产队实行包干到户。闻喜县的冲击波，动摇人心！这惹怒了省委书记王谦，批评闻喜县委书记“单干，中国农村搞了几千年了，还用搞什么试验！”有的干部想不通，跟着喊叫“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我有农民的经历，知道没有自由的痛，长期饿肚子的苦。家里的自留地年年高产丰产，我想告诉王谦：确实不需试验，自留地就回答了你的问题。农民对土地最有感情，在自己的土地上绝不会消极怠工。我从心底里拥护大包干；另外，我长期学习毛泽东思想，批判资本主义，反对“三自一包”，赞颂公社化道路，反对私有制，有惯性思维。党的干部是复合型，夹层饼。到底坚持公社化还是包产到户，两种选择，徘徊不定。

改革开放以后，老吴象到了安徽工作，看到了小岗村的巨变，凤阳县迅速发展，滁县地区的突飞猛进，以致安徽全省农村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他欣喜若狂，兴奋不已，深入农村，写出许多歌颂农村改革的好篇章。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进行了制度改革，农民有了产权，有了自由，有了支配自己劳动果实的权力。农民有了劳动的积极性，就创造出了令世界震撼的奇迹。吴象看到农村快速变化，由衷地高兴，以极大的热情赞扬联产承包责任制。1980年1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吴象写的长篇雄文《阳关道与独木桥》。《阳关道与独木桥》是一篇历史华章，把制度改革，是改变农民命运、改变农村面貌的根本途径，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是独木桥，明明白白告知世界。文章以大量事实与数据，论证了实行包产到户的历史必然性和它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看了吴象的文章，反复思考，深入理解，豁然开朗，知道了农村发展的方向，广大农民真正内心的要求，手里有了搞好农村工作的武器。可以说，到平遥再当县委书记，我是有备而去，胸有成竹。到了平遥以后，吴象给我寄来一九八一年的一号文件草稿和为中央领导人起草的讲话稿，学习后更明白了中央精神，更有了底气，坚定了放手改革决心。

大寨在晋中，文革期间昔阳的干部领导晋中。大寨、昔阳左的一套在晋中地区影响至深，根深蒂固。对于农村改革，很多人担惊受怕，不敢改弦更张，生怕反大寨，秋后算账，再被扣上“复辟资本主义”的帽子。全国许多地方农村改革，波涛汹涌，热浪滚滚，而晋中却冷冷清清，左顾右盼，按兵不动。

平遥农村，改变贫困，解决温饱，包产到户，进行改革，在此一举。

平遥县的土地，汾河区占三分之一，丘陵区占三分之一，山区占三分之一，可耕地少，水地更少。在“文革”期间学大寨批资本主义，不让群众搞工、副业，那么多人围着二亩贫瘠的土地上打转转，连自己的口粮都解决不了。批资本主义，越批越穷。群众辛苦一年，吃不饱肚子，人哄地皮，地哄肚皮，恶性循环。一九八一年，平遥不少社队还吃返销粮。小岗村的经验，把土地下放，搞大包干，“交够国家的，留下集体的，剩余全是自己的”，广大群众肯定拥护。但干部不宣传，他们不知道。干部不放话，他们不能干。

农村必须改革，关键时刻的关键措施，必须当机立断，抓紧抓快，落到实处。关键措施要由关键人实施，必须打通关键干部的思想。

放手农村改革，我先造舆论，大力宣扬小岗村、凤阳县实行大包干一年致富的经验。并组织公社干部到小岗村、风阳县，参观学习，探宝取经。经过宣传发动，特别是看了凤阳县的巨大变化，鲜活的事实使基层干部的思想转变了，回到本地就立即搞起了大包干。一九八一年冬天，在很短的时间就把全县百分之八十多的土地承包下去了。

土地包产到户，平遥在晋中地区是一马当先，引起了其它县的广泛议论，也引起了地委领导的不满和关注。地委分管农业的副书记胡光隆专程到平遥调查了解。一听说百分之八十多的土地包到了农户，非常不满，担心并指责我，“看你明年公粮怎么完成任务呀！”我说，老百姓最讲道理，只要有了粮食，他们肯定会上交公粮的。平遥农村改革的第一个高潮出现了，但也留下了一个秋后算账的问题，只待来年秋收后做结论了。

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晋中有些县迟迟不把土地承包给农民。深受极左破坏的昔阳县，却另是一番风景。县委书记侯光天大刀阔斧搞改革，首先推动大寨改革，然后在全县推广小岗经验，取得了巨大成就。

一九八二年七月，晋中地委在寿阳召开县委书记会议，进一步推进土地大包干，侯光天和我先后介绍大包干的经验，竟然受到平定、太谷县委书记的质疑和责难。到什么时候了，还怀疑大包干，要搞专业承包。可见大寨的极左在晋中的影响多么厉害。寿阳会议没有统一了思想，各县还是各行其是，晋中原来较富的几个县，关键时期没跟上，落在了后边。

一九八二年平遥粮棉大丰收，在全晋中地区第一家完成粮棉征购任务，获得先进奖，用事实回答了地委胡副书记的问题和担心。一九八二年底，吴象又给我寄来同上一年类似的材料，我用双层经营、包产到户的理论，武装社队干部和农民，大干特色社会主义，引导他们大胆致富，大力发展专业户，全县涌现出一批养鸡、养羊、养奶山羊的专业户，小麦创记录的丰收，农民再不用整天吃红高粱，农村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平遥也改变了长期落后的面貌，成为晋中地区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平遥的巨变，我在台上，幕后导演是吴象。

吴象救我

我在平遥正干的顺风顺水，地委满意、群众信任的时候，省委派出的一个四人调查组，潜入平遥，调查我的问题。我自以为文革中没有干过违反政策的事，而且中央书记处也已表态“要作为优秀青年干部继续培养”，“心中没有病，不怕鬼叫门”，没有把它当成一回事。十二月中旬，我带队到北京考察饲料工业，计划大规模发展养殖业。在北京时，吴象把我叫到中南海，一面了解平遥的工作情况，另一方面又告我省委把我列入“三种人”核查范围。为此，吴象告我，他把来京开会的省委组织部卢功勋部长专门请到中南海，讲我在文革中的表现，表示不应把李辅列为“三种人”审查范围。这时，我还相信党组织会实事求是。回到平遥后调离我的消息盛传，我还稳坐钓鱼台，把县级机关机构改革和乡镇干部调整工作全都做完。年底前，地委书记找我谈话，说省委常委讨论我的去留，提出几个问题，我一一向地委书记说明真相。最后，地委书记建议我申请辞职。我写了辞职申请，呈送地委，地委书记说，“看后还掉泪呢，算了吧！”一九八四年初，省委决定免去我的职务。一九八四年元月五日回到晋中行署办公室，等待审查结果。不几天，地委副书记张怀仁从省委开会回来，找我谈话，告知我省委认定的我的几个问题，并说在十天内开二次会作出开除我的党籍决定。我还是把事实真相向张怀仁书记作了说明。地委作了难，面对我的事实，又承受省委的压力，不好决断，就采取拖的办法。没有按照省委的决定十天内开除我的党籍。地委最终也被迫服从省委，省委常委于八月份作出开除我出党的决定。这时，我还相信党中央，走了四年漫长的上访之路。

吴象同志对我最为了解，对于山西省委把我打成“三种人”非常气愤。申诉的过程中，我把申诉书寄给老吴。老吴就找时任中央研究室副主任、中央整党办公室副主任的林涧青同志。把我的申诉材料交给林涧清，让他抽空看看，如果觉得申诉有理，就转送给薄一波同志，如果觉得无理就扔进废纸篓。林主任看后转送给薄一波，一九八五年薄一波给林涧青写了一封短信：

涧清同志：

我除请巡视员小组注意外，并跟山西省委一位书记当面谈了，并将李辅同志的件让他们看了。请他们报告李立功同志。最近他们要原件，我准备复印一份给他们。在这此前，因无结果，所以迟迟没有把处理情况告你！

                                    歉意！

                                 薄一波九月八日

从薄老的短信可以看出，我的申诉说服了薄老。所以，他才请巡视员小组注意，并和一个省委书记谈话，还请他报告李立功。据我所知，山西省委要回原件，又打了一个报告，欺骗了薄老就交差了。让山西省委自己纠正错误，那是不可能的。

吴象救我，尽心尽力了。但他在为我《所思所忆七十年》序言中还写道：“我深知，这对他很不公道，也尽了自己的力，但终无结果。我没能帮上他，心里仍有一份歉意。”几句话，不长，看到吴象高贵的品格，对后生朋友的深情厚意，菩萨心肠。

向导吴象

我和吴象一直保持联系。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去看望吴象。每次见到吴象，他总是提出许多问题，了觧农村的变化，农民生活的状况。他虽然早已离休，但一直关心着农村。几年前，他又心情沉重地讲他对失地的三千万、未脱贫的三千万、漂在城市扎不了根的三千万农民兄弟的牵挂。农民两个字，牢牢放在他的心上，是他永远不会松动的情结。他关心农民，始终如一。他忧国忧民，始终如一。女儿阿丽定居美国，他和老伴探亲在美国长住过一段时间，了解了发达国家的经验，重新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回头看看我国走过的道路，特别是党内的严重腐败揭露以后，发现现实与自己的理想和曾经的追求，反差不小，如今我国的现实与人民的愿望差距不小，与我们承诺大相径庭，许多“特色”与普世价值不一。他是历史老人，曲折的经历，广阔的视野，丰富的知识，最明白是非真假，那些虚假的说教，已不能使他迷惑。年青时他明白，为真理而奋斗；几十年的革命生涯，进入老年，经过反思，奋斗目标更加明白，仍然坚持追求真理。他对党有深厚的感情，又有深深的担忧。他企盼国家坚持改革开放，不要跛足前行，同时进行政治改革。能够吸取世界文化的精华，溶入世界文明。他的精神感人至深，对我教育启发更大。他虽年事已高，疾病在身，但仍关心党的事业，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令人肃然起敬。

更让我感动和难忘的是2011年，我写完自传《所思所忆七十年》，想请吴象写序，一部将近五十万字的书稿，送到正在中日友谊医院住院的吴象手中，他欣然接受。一位九十高龄抱病住院的老人，每天仔细读稿，中间约我交谈，问寻原因，订正事实，指出应该修改的地方。他久久地思考、构思、想好了才下笔，精神好时写写，精神不支时停停，他女儿阿丽都担心不能终稿，老人用了八个月的时间，硬是顽强写出了近万字的序言。这需要多大的毅力，耗费多大的精力！吴象对晚生的真诚爱护，对朋友的纯洁情谊，从中尽显无遗！

吴象在序言中鼓励我“虽然党籍没有了，还可以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四十多年来，老吴象教我做人做事，他“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是我尊敬的老师，也是我人生的向导。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是他给我提出的目标，指明的奋斗方向。做中国人易，做到堂堂正正难。堂堂正正，本质要求光明正大，大公至正。我可欣慰的向吴老报告，我在襄汾和平遥的工作，群众送匾写道：“仰不愧天，俯不愧民”已经得到百姓的认可，没有辜负您的希望。如今我己进入耄耋之年，余生晚年，已无奢求，无欲则刚，保持晚节，不会意外。您在九泉之下，安卧静息，尽管放心吧！

                              （2021年7月）

来源：当代农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