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华新：书生意气未能无：瞻仰邓拓故居

12月16日一早，走进福州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候开馆，瞻仰人民日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长邓拓故居。

故居主楼是一座双层木构小楼房，坐北朝南，为清末民初福州旧民居风格建筑。主楼西侧有一间书房，即邓拓卧室。邓拓的父亲邓宜中是光绪年间最后一位举人。邓拓入“闽侯小学”读书，后升入“凤池书院”（现福州一中）。年仅16岁的邓拓就与同学创立了“野草社”，自费出版刊物《野草》。少年邓拓写出《读罗隐<咏蜂>七绝有感》：

“踏遍溪山十二尖，艰难生计不须占！世间多少伤心客，何惜捐输一滴甜？”

稚嫩的童心能体会到“艰难生计”，与“捐输一滴甜”的“伤心客”共情，似乎预兆着他此后的命运。至于邓拓后来的《过东林书院》诗句“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简直是一语成谶。

在老同志心目中，邓拓是人民日报精神气质的奠基人。1959年2月他惜别人民日报时，在欢送会上即席吟诗一首《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邓拓念到“文章满纸书生累”时，顺口提起前几天还有位老同志说他“书生意气未能无”。很多年后，老记者袁鹰还记得邓拓念诗时的神态：

“语气间有点自责，也有点自信，却一字不提两三年前那个‘书生办报’的斥责……只是声调中略带着一点惆怅情味。”

高处不胜寒

人民日报从解放战争的硝烟中一路走来。由晋察冀解放区的《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人民日报》两支办报团队合并，沿用《人民日报》的报名，于1949年8月升格为中共中央机关报。

早期人民日报社长更换频繁，先后有华北局的张磐石、毛泽东秘书胡乔木、解放前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直到邓拓接任社长兼总编辑后，领导班子才稳定下来。邓拓17岁奔赴延安，18岁入党，25岁主编晋察冀边区党报《抗敌报》（后更名为《晋察冀日报》），32岁主编中共党史上第一本《毛泽东选集》，是宣传战线正宗老干部。邓拓为人谦和不张扬，党的“八大”原已安排他为中央委员候选人，他得知后给中央打报告，恳切要求换掉自己，名额让给别人。有人推荐他给领导人做秘书，他也坚决辞谢了。

出自晋察冀的邓拓，没有胡乔木、陈伯达那样的延安秘书经历。他的老领导彭真是刘少奇料理党务国务的干将，解放初邓拓接办人民日报时一度在彭真主政的中共北京市委兼任宣传部部长，后来邓拓离开人民日报也是为彭真所接纳，改任北京市委文教书记。这样的背景可能使他从未得到高层的完全信任。

新中国成立后，很快放弃了刘少奇“建立新民主主义新秩序”的思路，号召“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到了1956年春夏之交，刘少奇、周恩来意识到经济过热，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导致财政赤字和原材料紧张。于是，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明确经济发展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实际上是以反“左”、反冒进为主。刘少奇指示中宣部按照会议精神写篇人民日报社论。

这是党内一个特殊现象：很多人民日报的社论和重要文章并不是出自编辑部手笔，而由中宣部或者中央组织的写作班子起草，然后直接以人民日报名义发表。但作为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还得对这样“空降”下来的文章承担一份责任。中宣部对人民日报的社论初稿不满意，组织人重写。陆定一部长亲自召集讨论，多次修改后送刘少奇、周恩来审阅。刘和周都做了修改，陆定一根据这些意见又把社论打磨了一遍，最后呈报刘少奇、毛泽东审定。

这篇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写道：“急躁冒进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仅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许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

领导人在社论送审清样上画了个圈，批下4个字：“我不看了。”

后来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期间，领导人抱怨：“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尖锐地针对我的。”“对过急过多的东西加以调整是必要的，但在全国范围内把急躁冒进当作主要倾向来反对就错了，这实际上是反对多快好省的方针。”

邓拓犯难了。富有党内工作经验的邓拓当然明白：这一回领导人不赞成发表这样的社论。但不发吧，反冒进是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和周恩来以中央工作会议作出的决定，邓拓内心也是同意社论观点的。

想来想去，邓拓下决心从中央的两种声音中作出选择，发表社论，只是悄悄留了个心眼：过去社论排4号字，他改成了较小的5号字，避免特别醒目。

社论在1956年6月20日刊出，以党报的权威迅速纠正了各地和各部门的左倾冒进之风，协助刘少奇、周恩来把国民经济纳入正常健康发展的轨道。这一时期，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一系列小型评论，如《强迫命令办不好合作社》、《慎重地从经济上逐步改组公私合营工业》等，都是为“反冒进”敲边鼓。

高层没有追究刘少奇（攒到60年代中期再算总帐），却把责任推到了周恩来和邓拓身上。从南宁会议到1959年庐山会议，点名道姓批评主持国务院“反冒进”工作的周恩来13次；而地位更低的邓拓最终为这篇社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按兵不动”

1957年上半年提出“双百方针”，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令知识界和民主党派备受鼓舞。然而几个月后风云突变，最终导向一场“反右”运动。当《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民主党派报纸热议时政的时候，《人民日报》虽也制定了“双百方针”宣传计划，但因为迟迟未获胡乔木批准，在宣传造势上表现消极。对最高国务会议鼓励“鸣放”的报告只发简要新闻，没发社论；对高层在中共宣传工作座谈会的另一篇讲话，连新闻都没有发。邓拓依照党内传统理念，不是很能接受这种体制外的“大鸣大放”。

以今天的眼光，可以批评邓拓对民主政治的隔膜。但在党内不少高级干部已经预知“引蛇出洞”谋略，却还是鼓动“提意见”，邓拓的不作为，恰恰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诚实和厚道。当时的理论部编辑王若水事后分析：“要钓大鱼，让《人民日报》刊登一些批评党和国家的比较尖锐的文章，不加任何按语就登出来。邓拓认为党的机关报这样登不妥，影响也不好，就还是在这些文章上加上了按语登出来。”

“反右”之后，邓拓私下说：“幸亏《人民日报》当时‘按兵不动’，不然，还不知道报社有多少人犯错误、被打成右派呢。”

4月10日，高层召见人民日报几名负责人，对邓拓劈头盖脸一顿批评：“过去我说你是书生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

两个月后，吴冷西被派到到人民日报任总编辑，分管新闻，看大样，定夺版面；邓拓保留社长职务，分管理论和文艺，事实上已被架空，不久便黯然离开了人民日报。

无才气，不记者

 邓拓转岗北京市后，有了更多的时间研究文学艺术和历史。1959年《中国画》第8期，写《谈周文炬的<太真上马图>》；1961年《美术》第1期，写《鉴赏新罗山人作品的感受》；1962年8月在《人民画报》第6期写《谈李蝉和他的画》；1963年4月在《文物》第4期写《从石涛的一幅山水画谈起》。这哪像一个仕途受挫的官员，一副文化人的底气和别有怀抱。

中国记者有两种职业路径：一脉是跑街先生，迈开双腿下基层，腿上有泥，有极高的人际情商，抢新闻、“抓活鱼”；另一脉是才子型记者，博学深思，文采斐然，有很高的传统文化修养，承继文以载道的传统，如邓拓。

邓拓的家乡人杰地灵。福州是近代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西学东渐的桥头堡，从林则徐到严复、林纾，率先开眼看世界。邓拓一生求知若渴，年轻时以清代学者包世臣的诗句“补读平生未见书”自励。老记者方成记得邓拓说过：报社的条件这么好，每一个编辑都可以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1955年，邓拓受聘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学术委员。这是迄今中国新闻界的最高学术荣誉。邓拓的书法颇见功力。《石家庄日报》至今仍在使用邓拓解放前夕手书的报头。

资深美术编辑英韬回忆：邓拓写评论，为了赶时间，常常是写了第一页稿纸，立即发工厂排字，接着再写第二页第三页。全文写完，打印小样已送到眼前，居然没有什么修改。从《晋察冀日报》到《人民日报》，邓拓主张：组长、部主任也好，编委、总编辑也好，对报纸来说，都是本报记者，应该不断地写东西。邓拓本人是“红笔”（编辑把关）“蓝笔”（写作）并用，一生中写的社论、文章、通讯报道有几百万字。（陈克寒、李筠《战斗在思想理论战线的最前线——悼邓拓同志》，1979年8月6日人民日报）

在人民日报图书馆，有一张镶着一大四小5块大理石木雕办公桌，每块大理石上均有秀丽的山水图画，做工精湛。这是邓拓老社长的书桌，他夜以继日地在这张桌子上撰写社论、修改稿件、审定报纸大样。后来空降到大院的一些人，例如“四人帮”时期那位把夏鼐念作“夏鼎”的草包总编辑，我们对其评价只有一句话：他本不该出现在这座大院里。

1956年春天，邓拓去华沙参加国际新闻界一个会议，回国时选择了一条崎岖古老的路——由欧洲大陆穿越中亚，跨过天山山脉，辗转西域，长途跋涉回到北京。在前苏联塔什干附近的撒马尔罕，公元前四世纪的古都靠着古老的泽拉夫善河，顽强地生存下来。邓拓时而叫汽车停下来，时而叫车子开过去看个仔细，向当地人了解河、井为何干枯，新的水源在哪儿，如何把雪山的水引下来，如何把地下水引上来。看看古人是怎么办的，外国人是怎么干的，认为我们不应该落在历史和外国人的后面。离开乌鲁木齐回北京，飞机意外地在酒泉停留了一天。同行者为不能早日回京而烦恼，邓拓却“喜出望外”，进城在一间古色古香的小饭铺喝羊肉汤，又穿过几条胡同，钻进一家大院找到县志研读。（刘广志《赤子之心——怀念邓拓同志》，1982年9月20日人民日报）

 在党内高级干部中，其实有不少像邓拓这样富有文名的。比如开国上将肖克，抗日战争时期在晋察冀边区写出小说《浴血罗霄》初稿。邓拓读后，提出了修改意见。萧克虚心吸纳，做了两次认真修改。如今邓拓故居由萧克题写牌匾。一文一武的情谊穿越几十年政治运动的坎坷，令人感动。

生命的尽头

在北京市工作期间，邓拓仍然舍不得像沈从文那样弃笔保身。1961年他在《北京晚报》副刊开设专栏《燕山夜话》，次年又与吴晗、廖沫沙在《前线》杂志合撰《三家村札记》，针砭时弊，挥洒自如。虽然并没有什么出格的政治议论，“文革”一来却受吴晗牵连，被斥责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吹响“文化大革命”号角。吴晗当初是响应组织上敢讲真话的号召，写出《海瑞罢官》，此时被解读为替庐山会议彭德怀万言书翻案。姚文出来当天，《北京日报》请示市委是否转载，邓拓表态说：“不能轻易登，等请示彭真同志再说。”

按照彭真的意思，邓拓嘱咐他分管的市委理论刊物《前线》编辑部：“《海瑞罢官》首先要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都有发言权。过火的批评要纠正，不能一棍子将人打死。”

在山雨欲来、大祸将至的时候，邓拓竟然还主张：“不要把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搞；不要扣帽子，要摆事实讲道理……”

 邓拓还根据彭真的指示，写信给吴晗，让他迅速写出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检查，同时将有关事实和历史依据问题进行说明。邓拓帮助北京市委赶写出署名“向阳生”的批判文章，强调“《海瑞罢官》是学术错误，没有谈及政治，实际上是为吴晗开脱。

江青、姚文元等人操纵的舆论熊熊大火很快烧向邓拓本人。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报》奉命以3个版篇幅，刊出《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尽管彭真亲自打来电话，让邓拓不要紧张，要正确对待，严格要求自己，还劝邓拓保重身体，将来还要做很多工作，但邓拓已经在劫难逃。

任捷的邓拓夫人丁一岚访谈《打开记忆：邓拓自杀的前前后后》，记载了两个耐人寻味的情节：

新华社编辑的外媒内参《大参考》，每天提供高级干部阅读。到了1966年4月，市委机关忽然来了几个人，把邓拓家的《大参考》全部收走。邓拓跟在他们身后说：能不能把《大参考》给我一份？邓拓把这本《大参考》当成是一种象征，一种党仍然信任他、认可他的象征。现在这个象征不复存在，透露着某种更为严酷的信息。

更致命的一击来自人民日报。5月16日戚本禹文章言之凿凿地说：“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昔日的总编辑被自己的报纸宣判了政治上的死刑。共产党人不怕杀头，就怕被打入“另类”！邓拓在遗书中写道：

“许多工农兵作者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

这个时期，邓拓在香山，遭到农民冷眼。（沈大力《钟声悠悠故知来》，2013年8月25日人民日报）曾经温馨而热闹的家，变得静悄悄。父子相见，都默默无语。邓拓怕孩子们为难，装作没看见他们。家里的警卫员成了监督员。

5月17日深夜或18日凌晨，邓拓在自己的房间自尽，比老舍自沉太平湖还要早。他给北京市领导彭真、刘仁留下一封信，表白：“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

另一封信写给战争时期结缘的夫人丁一岚：“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今后你们永远解除了我所给予你们的精神创伤。永别了，亲爱的。”

北京市委派人过来整理文件遗物，从枕下发现两份遗书，当即收走了。直到1979年中央为邓拓冤案平反昭雪，丁一岚才第一次读到13年前留给自己的信。

邓拓遗体送往火葬场时，用了假名。（袁鹰《玉碎》，1986年5月5日-6日人民日报）

没能保住邓拓的彭真本人也很快锒铛入狱。彭真“文革”后感慨地说：“解放前，我在国民党监狱坐了6年牢；解放后，我在自己人的监狱里坐了9年半牢。这是我们党不重视法治的报应啊！”

邓拓有一枚图章，上面刻着“书生习气不可无”，“文革”中被造反派说成对抗高层批评的表现。直到邓拓死后，组织上还追着丁一岚问：这枚图章，到底刻在领导人批评“书生办报”之前，还是之后呢？

邓拓在几十年革命生涯中，只不过试图在体制内的游戏规则中择善而从。所谓“书生气”表现在拘泥于自己忠诚的理想准则，而不肯亦步亦趋紧跟政治权变。值得深思的是，传统体制留出的运作空间如此逼仄，不仅是个体意见的表达，连体制内政策的传达，竟然需要它的社长、总编辑付出生命的代价！这不仅仅是邓拓个人的悲剧。

体制内复杂人格令人扼腕

 邓拓25岁时以一部《中国救荒史》成名。对于“灾荒之多，世界罕有”的祖国，邓拓早已做出深刻的观察，认为以往的学者过高估计自然条件对灾荒的的影响力，是很不妥当的——

“灾荒基本上是由于人和人的社会关系的失调而引起的人对于自然条件控制的失败所招致的社会物质生活上的损害和破坏。”

“从来灾荒的发生，带根本性的原因无不在于统治阶级的剥削苛政。”

不可思议的是，邓拓1960年7月下江南，竟然对全国性的大饥荒没有一点觉察，却写下一组《江南吟草》。他在序言中说：“近于病后漫游江南，到处气象一新，令人鼓舞。跃进声中，山川倍见壮丽，风物美不胜收。时有所感，辄成小诗。”

即使是灾荒程度较轻的江南，当时也已是一片民不聊生。但在邓拓眼里，统统成了莺歌燕舞的田园诗。你看——

“东风飞雨过萧山，百里田畴曲水间。蓑笠云烟浑入画，插秧人在白萍湾。(《萧山野外》)”

“丽日和风烟水平，云天摇漾远帆轻。鼋头望远具区阔，静听湖波拍岸声。(《游鼋头渚》)”

这个备受打击的党内报人，写出这样的歌舞升平意象，是荒政专家敏锐嗅觉和书生道义感的退化，还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高压下的自保反应？

 后人所知道的是，邓拓回到北京后，终于没有继续迟钝和粉饰现实，以冷峻思考的头颅，慨然写下《伟大的空话》、《专治“健忘症”》等一批杂文。凭着一个书生和老党员的良心，逆耳忠言，直到走向那个血迹斑斑的人生终点。

 体制的复杂性，谁能说得明白？至于彭真和邓拓极力保护的吴晗，夫妇俩双双被迫害至死。“文革”后学术界一个会上，说起吴晗全家的惨状，一向不问世事的钱钟书，忽然对着邻座的费孝通说：“你记得吗？吴晗在1957年时期整起别人来，不也一样地无情得很吗？”

吴晗做北京市副市长时，不顾梁思成等人的坚决反对，主持拆毁北京城墙。“反右”运动中，他在全国人大作了长篇发言《我愤恨，我控诉!》，声色俱厉地讨伐“章罗联盟”。还有很多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都曾遭遇他一贯“政治正确”的批判。

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早年康生曾为邓拓辩护。

 1961年，四川一位老人来京出售苏东坡的《潇湘竹石图》。北京的画店怕是赝品不敢收购。邓拓从画的风格、气势、纸质，以及宋代以来二十六家的题跋，认定是一件有价值的珍品。邓拓拿出《燕山夜话》的全部稿费，再由荣宝斋从他的藏画中挑出二十多幅古画作价，凑够5000元果断买下。

 有人检举邓拓搞文物投机。彭真拍案而起：“邓拓不可能是这样的人！”康生得知后，用朱笔批示：邓拓在此问题上不但无罪，而且有功；有的专家长期把持文物阵地，不让别人插足。康生在“文革”中构陷他人，多行不义，但他精通书法，有深厚的艺术修养，也是不争的事实。1964年，邓拓将包括此画在内的145件中国古代绘画作品捐赠给中国美术馆珍藏。

无论受害者的B面，还是迫害狂的A面，某种体制结构或文化思潮如何能扭曲、异化身处其中的众多个体，激发出人性中那些在正常环境下可能隐藏的暗面？而某些大奸大恶之人，在另一些场合，也可能表现出某种务实的温情。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沉重遗产。痛定思痛，我们需要构建一个能守护人性中光明面、同时有效制约其阴暗面的常态社会。

“新闻工作就是治当代史”

邓拓故居山前的摩崖石刻上，镌刻着他1963年的一首诗：“当年风雨读书声，血火文章意不平……岁月有穷愿无尽，四时检点听鸡鸣。”

“四时检点听鸡鸣”，正是办报人生命节奏的写照，一年到头过着黑白颠倒的日子。有人说：“编辑改稿好比医生给病人输血，但医生为病人输入的是别人的鲜血，而编辑为稿件注入的是自己的心血。”

邓拓杂文笔名“马南邨”取自马兰村的谐音。马兰村是河北太行深处一座小村庄，是《晋察冀日报》根据地。这份报纸在战火中坚持了十年六个月零三天。只要有连续的24小时，他们就会坚持出一期报纸。一手拿笔一手拿枪，“八头骡子办报”，报纸用的油墨是用老乡家锅底的烟灰制成的。

邓拓说：“新闻工作就是治当代史。”他主张记者做“飞得高，看得广”的像鹰，看中了目标，直扑下来，一下子就抓住了新鲜的问题；反对做“长脖子老等”的水鸟，老是站在河边，只等“流到嘴边的现成的东西”。

在邓拓故居，迎面是一块诗人邵燕祥撰写的碑文，称邓拓是“生于忧患、死于忧患的一代英杰”。战争时期与敌周旋未死，却在和平年代英年早逝，不惜以生命维护了革命者的人格尊严。“三家村”唯一幸存到“文革”后的廖沫沙，挽邓拓诗愤然写道：“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

 上世纪80年代，人民日报编委会讨论过，在大院为邓拓立一座石像。是放在老编辑部五号楼前，还是楼前的小树林里？讨论来讨论去，终因那个“死人办报”的忌讳，始终下不了决心。

在报社，正因为以邓拓为源头的“书生习气”历经岁月风吹雨打，而遗风余韵不绝，才有了“文革”后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摇旗呐喊、振聋发聩。新闻宣传成为改革开放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留痕。

在邓拓之前，另一名报人邹韬奋也自称身上有几分“呆气”。尽管报馆多次被查封，仍然不依不饶抨击国民党的邹韬奋主张：

“非有几分呆气，勇气鼓不起来，正气也将消散。”

邹韬奋的话，与邓拓应该心思相通。

来源：党报旧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