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亚夫：在邓老身边工作的日子——纪念邓子恢同志诞辰100周年

一

建国前夕，我人民解放军在取得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胜利后，挥师南下，以凌厉的攻势向长江沿线推进。1949年5月17日，一举解放了武汉三镇。6月初，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撒销了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成立了华中局和华中军区。同年12月当广西解放后，又改称中南局和中南军区。林彪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兼中南军区司令员，罗荣桓任第二书记兼军区第一政委，邓子恢任第三书记兼军区第二政委。6月中旬，邓子恢同志率领新组成的华中局机关从开封移驻汉口。从此，这位长期从事国内革命战争和土地革命运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子恢，又开始了领导中南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经济恢复工作，我就是在这时来到邓老身边工作的。

解放初期，中南地区包括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和武汉、广州等6省2市。该区不论是在军事上还是经济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当时，由于国民党败退时的严重破坏，百废待兴，因此迅速把城市管理好，尽快恢复生产，就成为我党接管城市后的一项中心任务。但是，这对于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邓子恢同志来说，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完全没有什么先例和经验可供借鉴。为了尽快恢复生产，他按中央的有关方针和政策，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深入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结合中南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系列具体实施方案，迅速恢复城乡工业、手工业和商业，组织运输，发放贷款，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工人失业问题。尤其可贵的是，在当时他就敢于大胆提出，城市工作要“从商业入手”，“恢复与发展私人工商业”。他说：“不仅要注意建立与发展公营企业，同样应注意去恢复与发展私人工商业，应用合理办法去推动私人资本的积极性……新民主主义社会，不但要有公营经济，而且要有私人经济。没有公营经济不行，没有私人资本也不行。”邓子恢同志在解放初期，就能提出如此鲜明的主张，确实具有远见卓识。对于发展经济和稳定形势，有着特别意义。

当时我们虽然解放了一些大城市，但能否管理好，却是关系到人民群众能否承认、接受和欢迎这个新政权的大事。由于刚刚解放，武汉市的工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都存在许多问题，粮、棉、煤供应异常紧张，不少工厂停产，商店歇业，人民生活必需品异常缺乏。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邓老就狠抓铁路，使之尽快修复畅通，使解放区的物资大量运入城市，促进了城乡物资交流。接着，又抓了供电等方面的工作，使工业恢复了生产，人民生活得到了保障。

在中南局工作时期，尽管过去的战争硝烟没有了，但广大农村的土地改革仍在进行，工矿企业正在进行民主改革，工作十分繁重。当时，中南局第一书记林彪正在养病，第二书记罗荣桓也因病未到任。后来中央电令邓子恢同志为中南局第二书记，党政军各方面工作均由邓子恢同志主持，工作异常繁忙，常常夜以继日地处理各项事务。中南局、中南军区和中南军政委员会的重要文件、电报，都由他处理。他桌上的文件、电报，总是堆得满满的。我在他身边工作，深深感到邓老对工作极端负责。处理文件非常及时、认真、细致、严密。当时，我习惯把各种文件分门别类的整理好，放在他的办公桌上，急需处理的放在上面，有些需要说明的问题或告诉他，或写个条子放在桌上。他忙完当天的工作，处理完文件、电报、信件后，晚上临休息前，必问我还有什么重要文件需要拿给他看，明天有什么重要会议，还需要做那些准备工作等，总是询问清楚，才去休息。

他每次让我办什么事，总是交待得非常清楚。在办理过程中，还经常要问我有什么问题，对方如何答复，直至办妥为止。他这种工作作风，促使我对工作不敢有丝毫马虎。对于他交待的每件事，总是要尽快办好，做到事事有着落，件件有交待。

邓老在中南局工作期间，正是我国建国初期，不少问题是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因此，他深感责任重大，重要问题都及时向中央请示，始终按照中央的有关政策、方针处理问题。在他主持下的中南局，在农村胜利完成剿匪反霸、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在城市逐步完成了由旧的经济结构到新的经济结构的改组，稳定了物价，恢复了生产，安定了人民的生活。之后又领导了整个中南区的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开展了“三反”、“五反”，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巩固了新生的国家政权。

二

1952年底，邓子恢同志接到中央通知，让他到北京主持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工作。1953年1月邓老告别中南局，赴京上任。我亦跟邓老到北京，在他身边工作。

刚到北京，邓子恢被安排住在中南海，与毛主席的住处相距很近。毛泽东向他交代了筹建农村工作部以及今后的打算。

当时，我国农村的形势是这样的：在完成土地改革以后，摆在中国农民面前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让个体农民去借贷，让富农发展、造成两极分化，使农民经过土改分得的土地重新失去；另一条是领导农民组织起来，互助合作，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当然，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农民必然要选择后面这条道路。当时，中央农村工作部刚刚成立，而全国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正在各地蓬勃兴起。形势发展很快，十分鼓舞人心。但在大好形势下，邓老通过调查研究，也发现有些地区由于没有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方针政策，程度不同地产生了急躁冒进倾向，有的强迫编组；有的追求高级形式、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贪多贪大；有的牲口农具折价过低。因此造成杀猪欲树、大吃大喝、破坏生产的严重现象。这种作法，显然违背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这一客观规律，大大挫伤了一部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为纠正这一倾向，邓老反复强调：互助合作运动要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要从生产需要出发，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由点到面，由低级到高级、由互助组到农业生产合作社，稳步前进。于是，全国互助组、合作社得到顺利发展，互助组、合作社大大增加了。

1955年5月，在党内，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速度上出现了分歧。毛泽东同志主张在原有65万个社的基础上翻一番，增加到130万个；邓老主张原计划不动，即在65万个社的基础上翻半番，发展到100万个。邓老反复说，合作社发展过快了不行，群众思想觉悟跟不上，干部水平跟不上，农业生产减产了怎么办？毛泽东同志逐条加以驳斥，并看到邓老思想不好通，提出“必须用炮轰”。后来在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说邓老像“小脚女人”那样东摇西摆的走路，犯了“右倾错误”。接着在中央七届六中全会上，又说邓老是“右倾机会主义”。这个时候，邓老身体也不好，患有肝炎、糖尿病等多种疾病，大家劝他注意身体，多休息。他婉言谢绝，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继续为探索我国农业合作化的途径而忘我工作。他对各地送来的汇报材料，更加认真阅读研究，有时还带领我们到各地去实际考察，并把了解的情况和自己的意见写成材料上报中央。他这种不计个人得失，以党的事业和人民切身利益为重的思想品德，真是感人至深。

我在他身边工作多年，感到他对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确实是满腔热情的。1956年上半年全国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尽管他对农业合作化来得这么快有些忧虑，但他还是满腔热情地表示欢迎。他在一次讲话中就指出：“农业合作化是以空前巨大的规模和异乎寻常的速度进行的，这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空前胜利，而且在世界上也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辉煌创举。”但同时又指出：“要正视由于运动发展过快，工作过粗问题，隐瞒和轻视这些缺点和错误，对今后工作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因此必须彻底揭露并迅速加以纠正”。他在当年4月主持了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提出：稳定新的生产关系，巩固合作社，巩固合作社的关键，是搞好农业生产，保证90%以上的社员增加收入；进行政策补课，挑选好合作社干部。在8月又主持了全国第二次农村工作部长会议，代中央草拟了《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的生产领导和组织建设的指示》，并发表了讲话，指出：合作社要发展多种经营；要给合作社生产经营的独立性；要逐步推广包工包产制；要正确处理贫农和中农的关系；合作社的规模，不是越大越先进。从此，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走向巩固。

三

邓子恢同志作风民主，有事经常和同志商量。工作细致认真，有时，晚上他已睡在床上了，还要起来，叫我安排第二天的工作；有时，他外出开会，要我事先给他整理准备相关资料带上。邓老平易近人，对干部非常关心。1951年，邓老知道我要结婚，就交代他的夫人陈兰大姐，给我和爱人各做了一件丝绸衬衣。逢年过节，他都邀请我和爱人在他家吃饭，亲如家人。邓老生活俭朴，从不搞特殊化，他对子女们要求非常之严，不准坐他的车，更不准以他的名义办什么事。他到外地考察工作，或带工作组下乡，吃饭交粮票交钱，是从不马虎的。在北京，他是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农、林、水、气象等部门。当时的部长，有些是党外民主人士，有时开会到中午会还没有结束，他就指示工作人员给出席会议的相关人士准备些简单食品，而自己则坚持开完会，才回家吃饭。

我1959年离开相随多年的邓老，到河南信阳地区工作。当时，信阳地区由于“共产风”的影响，生产破坏十分严重，人民生活非常困难。有一次，邓老从南方考察工作回京，路经信阳，还专门打电话找我到他下榻的招待所谈工作了解情况，还问我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解决些什么问题。他当时处境并不好，而且公务十分繁忙，在这种情况下还惦记着我的工作和生活，使我深受感动。

邓老用干部是五湖四海，特别善于识人用人。1952年初，他动员陶铸同志去广东工作，经多次谈话，陶铸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因工作深入、扎实，经常下基层调查研究，很快打开了局面。

解放初期，中越关系处于兄弟加同志的时期，胡志明主席曾多次访华，不论公开访华，或秘密访华，都在武汉停留，由邓子恢同志接待，谈如何搞土地改革、恢复经济等问题。有一次胡志明主席要求中国派一个土改顾问团，中央批示要邓子恢安排人选。开始是想叫赵紫阳同志去，后考虑到广东工作复杂，一时不能离开，最后选定了当时任东北局农村工作部部长的乔晓光同志，顾问团有十多位土改工作经验丰富的同志。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工作，中国同志帮助越南草拟了《越南土地法大纲》，为此，胡志明征求邓子恢的意见，邓子恢随即将草拟稿转给毛泽东和刘少奇，而毛泽东批示：“请邓子恢同志先阅”。在尊重越方、保持原框架的基础上，邓子恢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审阅，结合越南的实际情况，借鉴我国土改工作的经验，对部分条款进行了修改，使之内容更加严谨完善。后呈报中央转交越方。

长江从四川下来进入湖北以后，有一段称为荆江（公安县境内），河道曲折，水位高出两岸江汉平原，每到雨季泛滥成灾。解放初期，在党中央关怀下，决心治理。邓老为此日夜操劳，他指示湖北省党政军民修复荆江大堤，进行荆江分洪，保住了肥沃的江汉平原。工程胜利结束时，邓子恢前往视察，并题写了纪念碑文：“荆江分洪工程大，百年大计永不垮。”1954年长江大水，武汉危急，他在北京中南海的办公室坐镇日夜指挥，打电话给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王任重同志，要千方百计做好抢险救灾工作。最后，终于保住了武汉。在修建武汉长江大桥时，邓老曾多次到现场视察，并审查了由苏联专家帮助设计的大桥模型。经过两年多的组织施工，大桥终于通车，毛主席非常高兴，并写诗志贺：“一桥飞架南北，天崭变通途”。

1955年4月底，邓子恢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匈牙利建国十周年大典，团员有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驻匈牙利大使郝德青。杨显东同志曾多次考察欧洲国家，邓老吩咐他：你出国考察很好，回来在国内搞点农业调查研究，解决中国如何发展农业生产间题，这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出国前，当时的外交部部长助理何伟向他介绍完匈牙利的国家情况后说：“邓老，我提个要求，请你做一件西装裤，千万不要穿中式裤。”邓老笑着说；“可以，听你的。我穿西装裤。”邓子恢虽然早年留学日本，但他穿着非常朴素，除接见外宾时才穿中山装、皮鞋，平时都是穿通裤、布鞋。

邓老离开我们20多年了。回想在邓老身边工作的日日夜夜，就如同昨天，他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他的许多往事令人不能忘怀。他那对党忠心耿耿，甚至受到不公正对待，仍然兢兢业业为党忘我工作的高尚品德；坚持原则，勇于斗争的无私无畏精神；密切联系群众，深入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关心同志，热诚待人的同志感情，至今仍深深感动着我，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该文刊于199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回忆邓子恢》一书中）

来源：那片净土中的一颗青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