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克：反教条主义运动始末与教训

1954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成立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统管全军的军事训练。第二年4月间，以总参军训、军校管理部、军事出版局为基础，组成了训练总监部。训练总监部以刘伯承为部长，由于他在南京主持军事学院的工作，就由叶剑英代理。训总下设6个部，部长都是由训总的副部长兼任。李达任计划和监察部部长；我任战斗训练部部长；张宗逊任学校管理部部长；彭绍辉任科学条令部部长；周士第任外军训练部部长；郭天民任军事出版部部长。一个部门任用这么多高级将领，足见中央和军委对军事训练工作的重视程度。

训总的成立，对全军的训练工作是个很大的推动。领导力量加强了，又充实了很多有军事理论知识和工作经验的干部。以前送到军事学院培训的十几名干部，这时也回来了。工作范围(主要是军队，还包括地方人民武装)更加扩大，面展得更开了。由于叶剑英是军委副主席，便于与各军区和各军、兵种协调，对组织合同演习等事情，比过去更顺利了。

在训总，我除了继续主管部队训练外，还分工负责训总的常务工作，协助叶剑英部长处理一些日常事务。

叶帅抓训练，是立足于现代战争的，他极力主张在全军开展现代条件下的军事训练，指出，现代战争具有发起的突然性、战况发展的迅速性、组织协同的复杂性等特点，人们就要根据这些特点组织训练。在叶帅的建议下，军委颁发了“在加强特种地形的训练外，更要加强在原子武器条件下军队行动特点和军队夜间战斗的训练”的方针。后来叶帅又亲自主持制定了“在党的建军思想和人民解放军固有素质及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继续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掌握现代军事技术，学会在现代一一原子时代一一条件下及复杂情况、复杂装备条件下的诸军种兵种合同作战，以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训练方针，这就使训练方针的表述更加准确和完善，也使军训工作的指导思想更加明确。

根据前述方针，我们重点抓了现代条件下合同作战的演习。记得训总成立后不到一个月，就在北京阳坊地区连续组织了9次防化演习，全军有3000多团以上干部来参观见学，国防部长彭德怀也到了现场：6个月后，由叶帅亲自担任总导演，在辽东半岛组织了一次空前规模的抗登陆演习。参加这次演习的有陆、海、空三军指战员4.8万人。

这是人民解放军第一次组织进行的在使用原子、化学武器条件下,方面军抗登陆战役中集团军海岸防御演习。目的在于摸索现代战争条件下训练和作战经验，用比较标准的动作，形象教育的方法来训练军队指挥员和军队。在演习中苏联、朝鲜、越南、蒙古等国都派了军事代表团来参观，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都到了现场。通过这些演习，丰富了我军在现代条件下作战的知识，取得了诸军兵种合同战术训练的经验，从而把我军的训练工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1957年年终，由于叶剑英忙于军事科学院的筹建工作，由我来接替他担任训练总监部部长和党委书记。然而工作不久，一场突如其来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开始了。

提起这件事可以回顾一下当时国内国际的政治形势。全国解放后不久，我党发动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如批《武训传》，反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艺术，批判胡风反党集团等，到1957年反右派，1958年批判反冒进及“少慢差费”等，一浪高过一浪。由于1957年9月召开的中央八届三中全会，确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斗争始终是国内的主要矛盾，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成为当时的指导思想。在其影响下，人们观察与分析问题总要戴上阶级斗争的有色眼镜，于是，许多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被混淆了，许多简单的问题变得复杂了。

这时期的国际形势对我们也有影响。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一方面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贯正确的迷信；另一方面也由于否定斯大林，引起了否定苏联的一切，以至否定十月革命的倾向，造成了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的思想混乱。不久，我们连续发了两篇“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澄清了国内外的思想混乱。毛泽东也发表了《论十大关系》，提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同时提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不能盲目的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还明确指出，学术界、经济界都还有些问题。

建国初期，由于我们当时的处境，政治上采取“一边倒”的政策。毛主席提出“苏联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一定要把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学到手”。当时各行各业都请苏联顾问，全党、全国掀起了学习苏联的高潮。五十年代前期我军正规训练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就是向苏军学习。当时陆、海、空和陆军各军兵种，翻译了苏军战术、技术等教材有几千种，各部门都选择与自己有关的材料，认真学习。在学习中，带来了一些脱离实际、照搬照套的偏差。经过一段时间，逐渐察觉了，正在注意纠正，如到1956年底大部分教材，除兵器部分外，都已重编，这实际上是对“一边倒”学习中产生偏差的纠正。即使是那些偏差，也是在学习过程中产生的，何况正在纠正中呢。

但是，由于当时党在指导思想的“左”倾，影响了军队对学苏联问题的看法。本来是“一边倒”时期的个别偏差，被上纲上线，夸大成方向性、路线性的问题，甚至要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来纠偏。1958年军队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1956年6月，中央发出了《关于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五个文件的通知》，训练总监部在组织学习中央这个通知时，回顾了建国以来学习苏军经验的情况，检查了工作中有无教条主义的问题。随着学习的深入，对全军的训练工作，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认识。绝大多数同志认为，在向苏军学习过程中，存在某些不切实际、机械搬用和形式主义的毛病。比如，对苏军条令、制度中某些不适合我军实际的东西，没有加以选择地套用。同时，也认为，我们是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学苏联的，因抗美援朝急于用，不抄不搬一部分也不大可能。因为那时我军的武器装备大部分是从苏联引进的，技术教材和战术教材自己一时写不出来，只能用他们的。这样，必然带来一些副作用。但总的看，建国6年来，军训工作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只是前进中的支流，也是能很快纠正的。

但也有少数同志认为，教条主义在军队训练和教育系统已成为一种主要倾向，从训练方针、训练内容到训练方法，都有严重的教条主义，已是方针、路线问题。与此同时，南京军事学院在学习五个文件时，也产生了分歧意见。一部分学员对当时实行的“六个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和近似“三堂会审”的考试形式，反映强烈，认为不符合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太紧张，太严格，受不了。也有的学员给上级写信，反映军事学院“在教材方面，教学方法方面，对待我们的经验的态度方面以及其他方面”，都有教条主义倾向。

当时训总主管院校工作的副部长张宗逊带工作组到南京军事学院调查。他本来在学习苏联高潮时期，曾提出了一些过火的口号，引起了不少同志的反感。这时或许是出于想摆脱些责任，挽回影响，又不切实际地夸大教条主义在军队和院校中的严重性。他把训练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都同教条主义联系起来。由于是带着框框去军事学院调查的，张宗逊对少数同志的意见未经核实和分析，形成了军事学院教条主义严重的结论。同去的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还在学院政治部说：“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这时期还传出一种论调，说“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司令部”。这样一来，军委对学习苏军经验也引起了重视。

1957年2月，国防部长彭德怀又带了一个工作组到南京军事学院调查。两个月后，彭总给中央和军委寄来一份报告，对军事学院的教学工作做了这样的评价：“……在过去几年的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在教学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在教材和作业想定中，对于我军党委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对于我军的政治工作制度照顾少，多半是采用了一长制”。“……从学院方面来说，在成立六年多之后，对于结合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仍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特别是经过1956年9月全院学习五个整风文件，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使党委领导在教学工作上落后于客观实际了。”......

显然，彭总的报告对军事学院教学工作的评价是基本否定的。当时，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军委秘书长黄克诚组织讨论这个报告，我参加了。我对那种认为教条主义是训练和教学工作中主要倾向的观点，是不同意的，特别是把军事学院冠之以“教条主义大本营”的说法，不满意。我认为，工作中有缺点、有错误，可以批评，可以纠正，但不能夸大事态。军事学院在教学方面有生搬硬套的东西，但还不能说是在整个教学内容上都“与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

主持会议的黄克诚认为报告对军事学院的评价是适当的，不赞同我的意见。我坚持认为，应当肯定学院的成绩是主要的、基本的。黄克诚则认为，报告并没有否定学院的成绩。我认为，说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逻辑上就是全称否定，这样就近乎全盘否定，至少容易产生全盘否定的感觉。

黄克诚说，那就是把这句话改成“有些不适应”(后来印文件时，又改成“不大相适应”。当时作者并不在场)。这样改动后，我也不再说什么了。尽管不说了，但认识并没有统一。我感到，当时的分歧并不是要不要学苏联和有没有教条主义的问题，而是对建国以来中央和军委制定的建军方针以及依据建军方针制定的训练方针如何看的问题。

训总内就有人对当时全军正在执行的训练方针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在我军的装备还很落后的情况下，要使我们的军队完全像苏军那样在使用原子武器条件下作战，短期内是达不到的”。有一位同志还说，“我没看过你们搞的训练计划，但我就是感觉到你们做的训练计划，内容多，时间少，消化不了。脱离我军实际。我们的实际是有枪无弹，有车无路，有路无油。”“脱离这个实际，搞在原子武器条件下作战训练，就是教条主义。”有的同志还以质问的语气说“你们的原子弹在哪里？！”没有原子弹就不应该实行“在原子武器条件下作战训练”的方针。

我认为，军队的训练方针，都是经军委审定、批准的，而“加强在原子武器条件下作战训练”的方针，是叶剑英提出由军委正式颁发的。这些方针又是根据中央和军委关于向现代化、正规化战略转变的建军方针拟定的。不能一反教条主义，连训练方针甚至连建军方针都加以否定。训练方针之所以规定在原子武器条件下训练，一则是美国已有原子武器，在二战末期已使用了；二则我国也快有这种武器了；三则中国在过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已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取得全国政权后，我们接收并正在改进与扩建中(如146项建设)。即便手中的武器，在战胜现代化的日本侵略者和半美机械化的蒋介石军队后，也不全是小米加步枪了。因此要学会在现代及原子武器条件下的攻防作战。

1958年2月,彭德怀送来一篇文章，征求我的意见。这篇文章是他在纪念苏联红军建军三十周年大会上作报告的初稿，文中说：“把正规化现代化同我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对立起来看，当作全面的建军方针，这显然是不够全面的错误的，因为正规化现代化这两个口号没有联系政治内容，所以在军队中曾经引起了一些认识上的偏差”。

我对彭总否定正规化和现代化两个口号的说法不大赞同，联系到他对军事学院教学工作的评价，感到有必要同他交换一下意见。于是，就给他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中写到：“我们过去提出这个口号对不对？我认为是对的。因为正规化是对游击性说的。当着革命还没有在全国范围胜利的时候，我们处于农村，生产力低和交通不便的条件下，各个地区产生起来的军队，除了党的统一领导和统一的战略战术思想外，其他如编制、装备、供应、作风、制度等等，都不统一，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正确的。……全国范围胜利后，我军有全国经济基础(其中有百分之几十的现代工业，而且比重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而逐渐增大)的支援，又有苏联等国家对我的援助，前述情况就基本结束，因而提出正规化的口号，这是合乎历史发展情况的。与正规化口号同时提出的现代化的口号，理由也是如此。”

我又引证了政治协商会议总纲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聂荣臻以及彭本人过去对两个口号的论述，指出“正规化现代化的口号，是党中央、军委及许多负责同志提出的，他们提出这个口号，不仅是从要具有和掌握现代军事技术和学术来提的，而且同时是包括和联系政治内容说的。……在执行这一口号中，有若干同志产生错误认识和产生一些偏差，这是必须批判和坚决纠正的，因此建议将批评的火力集中在这些倾向方面，而不要批评口号的本身。”

我之所以写这封信，是想把这段时间自己思考的问题，系统地向彭老总谈一谈。那时，党内军内的风气还比较好，可以提不同意见，我也就没有什么顾虑。谁知，这封信在反教条主义后竟成了我向彭老总进攻的罪证，说我是“挑刺挑到国防部了”。

就在我给彭总写信后不久，训总召开了机关四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是为了贯彻中央的“双反”决定，反右倾保守，反贪污浪费，同时反教条主义。会议由我主持。在反贪污浪费的问题上，大家的认识比较一致。我们对全军的训练经费精打细算，把能节约的都节约下来，共核减经费一千二百多万元，这样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

讨论到反右倾保守和反教条主义的问题时，又发生了争论。本来，我和训总的几位副部长都想通过这个会，把大家的思想统一一下。因为自从军内传出什么“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的司令部”等后，沸沸扬扬，我们都认为要从思想上澄清一下。

我们认为这不是事实。建国以来，军事学院培养一大批忠实于党的高级军事干部，在抗美援朝战争和军队建设中发挥了作用；从军训部到训练总监部，领导全军开展现代化、正规化训练，在学习苏军中，也注意结合中国的国情，如主要是学习苏军的技术与合同战术，没有学他们的政治工作和军队制度。又根据我国不同地形和气象等条件，将全军部队区分为六种不同类型进行训练等，目的在把我军训练成为保卫社会主义的坚强柱石。怎么能用“教条主义的大本营”或“教条主义的司令部”来否定这些成绩呢？

当时，大家对张宗逊的意见比较大。过去，他对学苏联叫得最响，提出了什么“不走样地学”、“先学后用”、“高学低用”“死学活用”“不愿学苏联的滚开”等不实际的口号；而现在他又把学习苏联都说成是教条主义，说学习苏联“学得越多，中毒越深”、“南京军事学院几年来的教学是教条，危险的是继续学下去”，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引起了训总许多同志不满。

张宗逊这时已调到总参任副总长去了。考虑到大家对他的意见很多，我们也想把前段的工作总结一下，就请示军委秘书长黄克诚，要不要请他回来听一听？黄克诚明确表示，让他回来，参加会议。

张宗逊回来后，大家无形中把矛头指向了他。现在回过头看，对他有意见转达一下也就可以了，没有必要把他请回来；请回来后，又不是和风细雨提意见，不利于解决党内的不同意见。

然而，在四级干部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事情突然起了大变化。总政派工作组来。他们一到，就表态说，训练总监部是搞教条主义的。工作组组长刘其人(当时的总政组织部长)还宣布说：“训总的四级干部会，是向党进攻的会，因为反对张宗逊就是反对彭总，就是反党反中央。”刘又接着说：“彭总说了：'训总开四级干部会反张宗逊，你们反张宗逊就是反我。”张宗逊自己也说，他的思想就是彭总的思想，“反对我就是反对彭总，就是反对军委，就是反党反中央。”这种以抽象的推测作根据,层层向上、向下、向旁挂靠，以推测得出结论，根本不是实事求是作风。自从我给彭总写信后，一直在等回音。我也担心这样直率地提意见，会不会引起他的反感。但他没有找我。没想到现在他表了态，这是我始料所不及的。

总政工作组来后，会议风向急转，反教条主义成了会议的主流。就在这时，我接到了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通知，训总的四级干部会便暂时休会。这次军委扩大会议是中央成都会议提出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主席倡导“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各地区、各部门争相提出跃进计划，中央就用地方来鞭策军队，说军队落后了，要赶快跟上来，建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用整风的方式讨论军事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统一认识，提高觉悟，并在这个基础上使各项工作得以贯彻”。

会议开始时并没有把反对教条主义当做中心议题，因为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说：“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但建军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但那时北京的军事机关中，反教条主义的空气已经很浓了。在一次会议上，我听到彭总讲了一段话。他说：“有些话我现在不想说，因为我出身寒微，没有上过学，不是学术权威；我也不是老资格，既不是南昌起义，也不是秋收暴动的；要查党龄，我都不如人家”，并说，“训总撤了我国防部长的职，我进不了训总的大门；南京军事学院又有土专家，又有军事权威，我不敢去。”这番带有情绪的话，使我震动，我觉得彭总的话里有话。

刚刚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党的副主席的林彪，也煽风点火，含沙射影地说：“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不要一说到外国的东西就津津有味，把本国的东西看作是'土包子’”，“我们的经验很丰富，不能把黄金当作黄土甩掉了”。他还耸人听闻地说：“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林彪以隐喻的口气说这番话，是不点名地攻击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攻击主持这两个单位工作的领导人。

军委扩大会从5月22日开始，开了约两个星期，反教条主义就成了会议的主题，这次军委扩大会开始时发的文件，所批评对象都是xxx、xxx（当时被批评的人不点名，用x表示）三个字的名字，xx两个字的名字。批判的矛头也逐渐集中到我和李达的身上。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我当时并不清楚。一年后，林彪在1959年8月军委扩大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时讲的一段话，才搞清楚。林彪说：“去年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的情况，我记得很清楚。训总四级干部会议开了个把月，这时候彭德怀同志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是很含糊的，……在军委扩大会议以前，彭德怀同志的态度也是不明确的。……我刚回京时，刘其人同志找到我那里去，无意中谈到萧克，……萧克有教条主义倾向，我才开始接触到这个问题，当时军委扩大会议马上要开,但并没有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我得到这个材料以后（指有人向他讲了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的问题），认为应该以这个为主题，军委扩大会议应该有这个思想内容。把情况报告毛主席，毛主席认为应该开展这个斗争。会议是毛主席决定的，材料是xxx提供的，这才有去年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的军委扩大会议……”

林彪这时候已是军委扩大会议的主持人，而彭德怀则是批斗的对象，这里显然有打击对方，抬高自己的成分。以我过去对林彪的了解，认为他会这样干的。他在人民内部惯于利用矛盾，达到个人目的（在江西时，有些同志就认为他耍政治手腕）。

6月9日，黄克诚来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主席对会议的决心很大，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并决定会议扩大范围到师。

6月20日，开全体大会，会议正式代表增加到1004人，还有列席的438人，会场移到中南海怀仁堂。彭德怀在大会上讲了话，他一开始就提出反教条主义斗争是“在建军新阶段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并给我们扣上了“军事教条主义”“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和战略方针”的帽子。

6月23日和29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发表讲话，他说：“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讲话的末尾，他还对刘伯承作了不适当的评论。当时，领导会议的人向毛主席反映，说萧克抵抗反教条主义运动，拒不检讨。毛主席还说到萧克是坏人，是资产阶级队伍的人。

毛主席讲话后，会议又升温了，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批判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党宗派活动等。大会先后点了我、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粟裕、叶剑英、刘伯承的名。

当时正在外地养病的刘伯承，带病来京，一下火车就直接到会作检讨。因身体不好，特别眼病加重，眼压很高，住进医院。住院期间，刘帅冒着失明的危险写检讨。7月10日，刘帅由别人搀扶着走上讲台。他的检讨，既有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也有违心的自我批判。他除了迫于压力，更重要的还是想尽快平息这件事，保护一批同志。然而，他的愿望太善良了。因为那时党的生活很不正常。

斗争愈演愈烈。我和李达等被打成“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并编造了“以萧克为主帅，李达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说我们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向中央和军委的正确路线猖狂进攻”。会议还批判我在1958年2月上书彭德怀，是只要现代化、正规化，不要革命化。还批判我主持编写共同条令，是不要“党的领导、民主制度、群众路线以及官兵一致的基本原则”。

事实上，共同条令是军委组织的条令委员会编撰的。编写的稿子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多次讨论通过后，又报送毛主席审定的，毛还作了批示：“萧克同志，三部条令我审阅了。请你注意将有学习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字样。改后即颁发全军执行。”我将毛主席这个批示向彭总作了汇报，并提出：“共同条令是草案，先试行，待试行修改完善后再颁布执行。”彭总说：“草案也必须坚决执行。”

然而，在军委扩大会后，训总的批斗会上，刘其人、甘泗淇、张宗逊等人却说：“共同条令是反党反中央，反对军委领导，反对军委正确路线，企图改变我军面貌的纲领。”

这时已毫无民主可言了，我们只能坐在被告席上挨批斗，没有说话、申辩的权利。南京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蔡铁根在会上说共同条令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主席批准的，话未说完，即被人连哄带扭，诬为大右派，当场摘掉帽徽领章，赶出会场，关押起来。后开除军籍，下放常州。在“文革”期间，造反派又要蔡认罪，蔡说我在军队训练工作中没有罪，他们诬我为大右派，是他们有罪。造反派便以现行反革命罪把蔡铁根这位坚持真理的硬汉子，无法无天的杀害了，真令人痛心！

这是我入党以来在党的会议上曾未见过的事，既感到震惊，也感到痛心。更让我没有办法接受的是，他们逼着我承认是“反党”。我在大革命时期就向往党，两年后入党，几十年来，为了党的事业置生死于度外，即便南昌起义失败，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也从未产生过离开党的念头，而是历尽千辛万苦寻找党，回到组织的怀抱，即便在长期工作中有很多缺点错误，也绝不会“反党”。

我无论如何不接受这个不合事实的批判。那段时间，我常彻夜不眠，眼望天花板，一直到天亮。我多次跟他们说:“我是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入党的，从入党起，决心永远站在党的立场上。”

但是，在那种斗争的气氛下，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军委扩大会议开了两个多月。彭德怀在总结中给我定性为：“一贯坚持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从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出发，进行反党反领导的宗派活动，企图改变我们人民军队的面貌。”此前几天，军委已撤销了我和李达在国防部和训总的一切职务。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对我们的批判并没有结束。总政又派甘泗淇、刘其人等组成的工作组到训总领导开展斗争，指定训练总监部组成了新的临时党委，继续对我们进行揭发批判。他们采取专政手段，把预先圈定的所谓“反党宗派成员”，分别隔离、禁闭、监视，威逼利诱，无所不用。

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始终没有承认“反党”。这时，他们就用高压政策，逼迫我检讨。大会批，小会斗，有时连晚上也不能休息。从5月召开军委扩大会到8月，我已经挨了四个多月的批斗，身心疲惫，加上精神紧张，心中窝火，在一次批斗会结束从礼堂回办公室时，路程并不远，走到半路，忽觉胸口难受，就蹲在路边，大口大口地吐起血来。回到家里又吐了不少。

医生见我这个样子，端了吐满血的痰盂给有关人员看。他们不但毫无同情之心，反而给医生扣上了“同情反党分子，立场不稳”的帽子。

这时，我心里很痛苦。入党30多年了，我还想为党做更多的工作，还想继续干革命事业，如果就这样死了，岂不冤枉？我想，只要人在，“戴帽子”又有什么关系？我已经是被打倒的人了，全部承认也不过是打倒。我在大革命时期入党，参加过两次北伐、南昌起义、湘南起义、井冈山斗争、长征等，人可以打倒，历史是打不倒的。

我决定作违心地检讨。一个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人，违心地承认强加给自己的污蔑不实之词，那种痛苦是不堪设想的。当时只好这样做。“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我要以我毕生的言行来证明我对党的忠诚。我按照他们的需要写了检讨，才算过了关。

记得检讨交上去后，一次开会见到彭总，他说：“萧克，你这个人经得斗。”我不知他这话是褒义还是贬义，苦笑一声说：“我的检讨还可以根据事实核查。”话外之意是我的检查是否合事实，还可以核查。

那年秋天，彭德怀主持军委开会讨论关于我的错误的决定，我心里是不服的，发言时就说“基本上同意”，这下又遭到批驳。他们说：“你说的基本是指多少？百分之五十，还是百分之六十？”黄克诚很严厉地说：“他不服，再开个会研究一下！”我也敏感了，所谓开会是什么意思，不外是加强火力再斗一场而已。我不说话了。当时参加会的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等几位老帅没有表态，才作罢，那个决定就算通过了。

还有一件令人不快的事。军委扩大会议后，他们指定郭天民担任训总临时党委书记。本来，郭天民与我们在部队建设、战斗训练等问题上的看法、做法，大体一致，他们却让他来领导揭发批判我和李达。在那种情况下，郭天民只能表现积极。但是，我们的结论刚作完，郭天民马上又成了批斗对象，给他戴的“帽子”，与我们的一模一样，而且，他成了我们这个“集团”的“第二副帅”。

直到1959年5月14日，中央批转了总政治部《关于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活动》的报告，并以中央文件形式下发到团及地委，这场反教条主义运动才算结束。

在运动中，除了我、李达、郭天民外，李钟奇、吴伟、赵凌汉、叶楚屏、杨力勇、李文芳、王波、刘光第、王时彦、陈绪英等十几人都被打成“反党分子”。这些在训练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辛勤工作，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革命军队作出了贡献的同志，有的被撤职，有的降职降级，有的降职降级后被送地方安置。特别是对陈绪英处理得更重，因陈绪英在工作组的威逼利诱下，拒绝揭发在军委扩大会中被点名批判的高级领导人的所谓反党活动，他们便说他是坏分子，把他赶出军队，送到边疆劳动改造，使他在地方受到误解，长期被歧视没有安排工作。

由于反教条主义开了恶劣的先例，使全军各级主管训练工作的干部和院校工作的干部,大部分受到错误的批判；院校教员特别是教研室主任一级的干部，被指为“传播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媒介”而调离院校，改行做其他工作或处理转业。严重打击了为部队现代化建设刻苦工作的干部的积极性，使他们长期心有余悸，不敢抓军事训练，不敢抓院校工作，不敢学习外国经验，不敢开展军事学术研究活动，建国以后刚刚起步的全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受到严重挫折。这就是那次军委扩大会议反对教条主义，开展所谓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恶果。

反教条主义也开了自遵义会议后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坏头。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后仅一年，主持批斗我的彭德怀元帅，又成了1959年军委扩大会议批斗的主要对象，遭受严重的打击、磨难。

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就像我好意给彭总写信，却成了“反党”的把柄一样；不到一年，彭总好意上书毛主席，也被说成是下“战书”。过了一年多，林彪又用同样的手段整谭政等同志。至于“文化大革命”，更是变本加厉，登峰造极。

也许是一腔忠心耿耿反而被冤屈的痛苦，使彭总对“左”的错误有了认识，他在被“罢官”以后，曾嘱托他的侄子彭起超代他向我道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彭起超经总政联系找到我家，对我说，他伯伯要他向我转达几句话：“1958年的事，让你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啊！”

听到这话，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彭老总不愧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光明磊落，坦坦荡荡。他既在自责，也是一个老革命家对党内斗争这个问题的深刻思考。

其实，我早就对他老人家没有气了。通过“文化大革命”，我对党内斗争也有了更多的认识。我认为，当时彭总的所作所为，是一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在“左”的狂潮中，很难把握自己的。当时我不是也违心地承认是“反党”吗?

历史毕竟有着自己不可更易的规律。一切颠倒的真伪、善恶、是非，终将会回复他们的本来面目。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检验，反教条主义运动越来越被证明是错误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进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我们也向党组织提出对1958年反教条主义处理结论的申诉。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总政治部于1978年11月7日发出通知，对当时的结论作了改变。通知指出“萧克同志在训练总监部工作期间，犯有单纯军事观点和教条主义等错误，受到毛主席和中央军委领导同志的批评是必要的、正确的。但鉴于当时萧克同志已作了检讨，彭德怀和林彪别有用心，借机整人，过重的打击了萧克同志。因此决定撤销'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活动’的结论”。总政这个结论，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对军队教条主义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是在八十年代以后。1980年，主持军委工作的邓小平同志明确地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

徐向前在全军后勤部长座谈会上又说：“建国以后，办了很多学校，有很大成绩，但后来吃了两个大亏，一个是反对正规化吃了亏，二个是反教条主义吃了亏。”

聂荣臻晚年也说过：“向苏联学习，主席讲就照他们的办，就向他们学习……后头反教条主义，把这个问题推到刘帅身上，这是不合适的。”

1986年10月16日，在刘伯承元帅追悼会上，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代表党中央对反教条主义作了彻底否定，明确指出：“1958 年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

1987年1月27日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指出：“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我军政治工作逐渐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错误地开展反'教条主义’斗争和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给我军建设和政治工作造成很大的损害。”

1987年11月25日总政治部和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专门发了文件，决定撤销总政治部1978年11月7日通知中的内容，为在1958年因所谓教条主义问题上受到错误处理的同志彻底平反，总政治部对这些受错误批判及错误处理的同志作出“彻底平反”的决定，也是对他们在人民解放军这段历史中的贡献作出了公正的认可。

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已成为有公认的历史。对这段历史进行反思，是有很多深刻教训的。1980年9月，我曾给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写了一封长信，谈了对这段历史的思考，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我认为现在要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必须安定团结，使党的生活正常化。必要的批判斗争，也要从实际出发，绝不可扩大化。过去搞运动主要领导人有个口头语：'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而'严’是在'矫枉必须过正’的错误原则指导下的'严’，就必然不顾事实上纲上线。政治上、思想上一经拔高，所谓'组织处理从宽’，就是十足的虚伪。这是二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了的。今后对政治情况切不可凭空臆造，或一处出了问题，就举国兴师，经久不息。要分清问题的性质和主流与支流，在什么地方什么时期出问题，就在当地当时及有关单位解决。把过去那种无穷无尽地写大字报、写批判稿、写检讨稿，开大、中、小批判斗争会的时间，去读书学习，搞业务，做点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作吧！”

总结这段历史，正是为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来源：《萧克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