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夫：聊聊党史中敢于谏言的人与事

1、1935年3月，在遵义附近的苟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会同志几乎全都求战心切，赞成攻打打鼓新场，也就是如今的金沙县城。唯有毛泽东极力反对，他反复剖析敌情利害，还以辞去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的职务据理力争，可表决之后，他的意见依旧被否决。明明已经尽到建言的责任，甚至职务都被表决免去，他大可以就此作罢，疲惫不堪的他本可以安心休息睡觉。但红军的存亡、中国革命的命运沉甸甸压在心头，强烈的使命感让他无法置之不理。深夜，他手提马灯，踏上崎岖难行的乡间田埂小路。这条五里多长的道路坑洼坎坷，还要翻越山坡，漆黑夜里行走格外艰难。他顶着心中的郁闷，摸黑一路找到周恩来，之后又同周恩来一道去见朱德，耐心把道理讲透，终于说服两位核心领导人。次日复会，三人合力劝服一众求战心切的将领，果断取消这场极有可能让红军遭受重创的战斗。

2、抗战胜利之后，黄克诚敏锐看出东北战略价值，不等上级安排，以个人名义直接致电中央，建议迅速抽调大批主力进军东北，建立战略根据地。中央采纳建议，确立“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总方针。后来四平保卫战，他又根据战场实情，直言建议主动撤出，避免主力硬拼受损，一切从战局实际出发，不计个人进退。

3、1948年，粟裕立足战场全局，最先提出淮海战役最初构想，也就是“小淮海”方案。战役打响后，粟裕和张震联名发出著名“齐辰电”，建议不再按原计划进攻两淮，力争把徐州国民党主力抑留在江北就地歼灭，不让敌人退守江南。中央军委采纳该建议，战役由此升级，从小淮海发展成南线战略决战。粟裕身处一线，敢于突破原定计划，主动提出更大格局的战略设想，对这场决战起到关键推动作用。

4、大革命后期，23岁的任弼时任团中央书记。1927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在武昌举行扩大会议。任弼时要求发言被陈独秀连续三次拒绝，他大声说“你不能压制批评，我现在一定要说”，随即掏出《团中央致党中央政治意见书》宣读。陈独秀大怒，夺过意见书撕得粉碎，吼道“这是党的会议，青年团没有资格发言”，又说“不要说了，你懂得什么”。任弼时针锋相对：“谁有真理谁就有资格发言！”他不惧权威压制，坚持陈述主张，一心挽救危局中的革命。

5、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经过大量实地调研，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于7月14日亲笔写信，如实反映大跃进以来出现的问题，指出经济比例失调、浮夸风气滋长、急于求成等弊端，总结经验教训，希望及时纠偏。这封信后世俗称“万言书”，本意是对党负责、纠正失误，他不计个人荣辱得失，敢于直面问题、直言进谏。

6、1978年，云南西双版纳知青矛盾激化，知青联名上书、请愿呼声强烈。时任农林部副部长、农垦总局局长赵凡，受中央委派带队赴云南实地调查。赵凡亲眼目睹了知青们艰难的生存现状，当几百名知青跪在他面前放声大哭时，他也流下热泪。赵凡大声说：“孩子们，都起来!你们的情况，我一定如实向中央汇报!你们的苦我都知道，我也是知青的父亲，也有三个孩子正在插队啊!”他不回避矛盾，敢于拍板，如实上报基层真实情况，推动中央下决心解决知青返城难题，为后来大规模知青回城打开突破口，被誉为“知青之父”。

 

感慨：

建言不是争权、不是逞能，而是心中装着事业大局，坚持实事求是，不怕不同意见，不怕承担风险。正如林则徐所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只要事关国家事业，便不计个人祸福进退。这种敢于直陈、公心进言的品格，正是党内民主、自我纠错的宝贵力量，也是党能够不断修正偏差、行稳致远的重要根基。

来源：书里乾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