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 ： 网红时代，知识分子何为

西方哲学中有一个著名的“忒修斯之船”悖论。忒修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他乘坐一艘船从克里特岛返回雅典，并成功杀死牛头怪米诺陶洛斯。这艘船被雅典人保存下来作为纪念。随着时间的推移，船上的木板逐渐腐烂，雅典人便用新的木板替换掉旧的木板。最终，船上的所有木板都被换了一遍。古希腊哲学家普鲁塔克就提出了一个悖论：这条换了所有木板的船，还是不是原来的那条忒修斯之船？

我的这本《狐狸与刺猬：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似乎也陷入了这个悖论。最初的版本于2003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读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受到许多年轻学生的喜爱，因此有幸在2005年获得了首届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2015年我对本书进行修订，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修订版。十年过去了，江苏人民出版社拟再版本书，希望我对篇目结构作一些调整。这就是现在读者朋友们看到的新编版。

这第三个版本，与初版比较，置换了60%的篇目，那么，问题来了，它还是那艘“忒修斯之船”吗?

我想，哪怕所有的篇目都被置换了，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原书中洋溢的知识分子精神气质。“忒修斯之船”之所以为“忒修斯之船”，不在于部分之和，也不在于每一块木板的“原汁原味”，而在于其内在的结构框架与独特的风格韵味。

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这第三个版本，依然保持了作为首届文津图书奖获奖图书的精神气质。与初版比较，我增加了若干篇关于从晚清到当代知识分子整体研究的文章，希望读者们对近代以还180余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有一个整体的鸟瞰。同时保留了三篇知识分子个案研究：鲁迅、王元化和史铁生。这三位不同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可以说是三代知识分子的典范，他们的思想、情感和生命实践，对年轻一代知识分子无疑是标杆性的人生启示。

与初版问世的二十多年前比较，今天的中国，公众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有所减弱，不再像过去那样处于时代的中心位置，他们所依赖的公共领域也面临新的变化和挑战。以短视频为媒介的自媒体和社交媒体迭代了以文字为中心的报纸杂志，“网红”替代知识分子占据了这个时代公共媒体的“C位”。

知识分子过去常被视为社会舞台的中心人物，但如今他们所受到的关注度逐渐降低，甚至有了被边缘化的倾向。这个变化差不多是从博客时代开始的。博客时代出现了一批活跃于网络的职业写手，他们比传统知识分子写得更好、更犀利。到了微博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通常都不是知识分子，而是影视明星、企业家，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偏偏很少有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一个知识分子的粉丝量超过一千万。而今天，新的知识形态比如付费音频出现，在得到、喜马拉雅、B站、抖音、微信视频号与公众号等平台上最有流量的大佬，也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其中一些甚至是被主流学界所不屑的人物，但他们在那个空间里游刃有余，更能契合时代的需求，影响力也更大。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知识分子是自己的掘墓人。他们在民主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民主反过来稀释了其话语权。知识分子的存在，取决于知识是被垄断的稀缺品。知识分子曾经垄断发言权，报纸、杂志都具有某种垄断性，而网络给了每个人平等的发言权。只要表达足够巧妙出彩，就能获得流量。当然，也可以说，知识分子所做的工作不只是要影响当下，而且是要为人类智慧的传承做一些更长期性的工作，但就影响力而言，那最灿烂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

在这样一个网红的时代，知识分子何为？

鲁迅先生尽管内心充满了虚无与绝望，依然不离不弃，依附于大地，执著于现在。在一个祛魅的时代，各种古老的神魅与眼花缭乱的主义已经失去了光彩，价值的冲突使得不再有绝对的存在。不再有上帝，不再有天国。当信徒所依恃的“信念伦理”陨落之际，另一种对现在担当、对此刻负责的“责任伦理”成为严肃生活的价值尺度。

王元化先生有所为，有所不为。他为思想而来，又为思想而去。他是一个精神的存在。人活着要有尊严，死的时候也要有尊严。正如他所说:“我是一个用笔工作的人，我最向往的就是尽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留下一点不媚时、不曲学阿世而对人有益的东西。我也愿意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做到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

史铁生一方面超越传统的理想主义，另一方面又坚定地与价值虚无主义划清界限。他看透生活以后再热爱生活，这是一种过程论的理想主义。生命的意义、价值的确证，不在于最终的目的，而是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之中。人生是荒谬的，生命中也充满了各种苦难和不确定，但人生的真实意义恰恰在于，像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那样，直面荒谬，积极地反抗命运，最终以此证明生命存在的价值。

这是一面：坚守知识分子的本位。然而，还有另一面，则是与时代和解，降维启蒙。

传统的启蒙者通常都是居高临下的，认为自己代表着黑暗中的一束光，是燃灯者；而被启蒙者就像是柏拉图所说的“洞穴人”，还在黑暗中摸索，看到的都是幻象，“唯有我掌握了真理”。而现在的年轻人更喜欢用“分享”这个词，“分享”体现的是一种平等的姿态。所以我说，今天的启蒙者首先要放下居高临下的架子，因为你根本不了解你的启蒙对象。当你不了解的时候，你可能讲得满头大汗，甚至得意洋洋，但实际上是鸡同鸭讲，一切都很虚妄。他们是被新的网络文化所塑造的一代人，当你对这些文化缺乏了解的时候，启蒙不过是自说自话。

所以，我现在慎言启蒙。我竭尽所能地去了解年轻人的想法，了解网络文化，比如会去看《奇葩说》、刷抖音、了解杨超越现象，关注年轻人感兴趣的内容。我放下身段去了解和认知，然后试图和他们对话，和他们分享我们这代人的故事，告诉他们曾经也有另一种活法，这种活法可能是他们所缺少的。如果能对他们有所启示，或许可以为他们增加一个人生选项。

我不相信他们是铁板一块的。人类一代代传承下来，除了有断层以外，毕竟还有继承。我了解断层在哪里，但是我要告诉他们，总有一些精神和智慧会被继承下来，而我们要做的，恰恰是让那些值得被继承的精神与他们的世界接轨。不是强硬地灌输给他们，而是想办法和他们的代际特征相融合。

所谓慎言启蒙，不是要取消启蒙，而是要调整启蒙的方式和启蒙者的姿态。简单地说，就是放下身段。哈贝马斯一直强调，启蒙永远在路上，是一个进行时。它没有终结，哪天它终结了，它就死了。启蒙本身就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我所说的“青春精神”。我对启蒙态度的转变与我的经历和性格有关，因为我在大学当老师，会不断地和学生交流，去了解他们关心什么。我是狐狸型的性格，我的好奇心甚至超过我的学生。网络我也玩得不比他们差，甚至比他们还领先。我总是试图了解和跟上这个时代。

关心时代的大问题需要一种情怀，但现在有这种情怀的年轻人很少。过去，我在大学开讲座，基本上都会座无虚席，但是现在要坐满也不太容易，因为学生们追逐的焦点不再是知识分子。不过，今天在企业界和职场人士当中，反而有越来越多的人对知识感兴趣。这些人的主体是“70后”和“80后”，他们大多已经实现了财富自由，对文化、历史和现实都颇为关注，毕竟他们在读书时代受到过启蒙的影响。我也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块领地，不要老想着大一统。

二十多年前，我在论述哈贝马斯启蒙思想的时候，曾豪情万丈地以“启蒙死了，启蒙万岁!”作结，今天我还是想这样说。死亡的是传统的启蒙方式，但启蒙精神不死——只要愚昧存在，启蒙就有意义。如果要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接受启蒙、理解启蒙，恐怕需要改变的是启蒙者自身，对启蒙的内容重新问题化，让启蒙的姿态更接地气，与时俱进。假如你无法改变启蒙的对象，那就改变你自己吧！

当你面对年轻一代说话的时候，不能再像过去一样认为他们是你的启蒙对象。老的这一代这几年还在说需要第二次启蒙，他们总是在幻想类似80年代的“文艺复兴”会重新出现，这基本上是一种幻觉。技术条件改变了，年轻人就会跟着你跑吗? 依然不会。即使是启蒙，我认为也可能是一种“降维启蒙”。

启蒙话语预设了人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启蒙的对象是知识大众，属于后知后觉，而启蒙者自以为是先知先觉，掌握了真理。法国启蒙运动的知识分子在当时大都是文人作家，他们替代了教会的传教士，但像传教士一样传播的是普遍的正义，所以他们有一种道德和知识上的优越感，面对“后知后觉者”以各种方式布道和启蒙，这种姿态是自上而下的。我觉得20世纪八九十年代老一代启蒙者就是这样的。但是这种姿态到了今天，面对“后浪”时已完全失效。他们不再信这个，先不说你讲的对不对，这个姿态他们就不接受。

我说的“降维启蒙”这个概念，意思是作为启蒙者首先需要反思，不要以为自己全知全能、无所不能。尼布尔说，人性当中的骄傲有四种形式，其中和知识分子有关的是知识的骄傲和道德的骄傲。若是不对这两种傲慢加以反思的话，就完全没有办法和今天的“后浪”青年交流，更不要说启蒙了。他们或许会表面应付你，但绝对不会真心认同，这种姿态他们就接受不了。

B站的“文化网红”罗翔为我们树立了“降维启蒙”的典范。罗翔传授的不仅是刑法学的技术性知识，更重要的是背后的坚定信念：人是最高贵的，人的生命和尊严是最高贵的，实定法的所有规则最后都要遵从这个最高价值——这是罗翔最吸引人的地方。罗翔在几次采访中都对知识分子的知识骄傲和道德骄傲有真诚的反思，从自己身上发现了人的有限性。他的谦卑与虔诚是最打动人的。他的讲述方法也独具风格，用“后浪”青年特别喜欢的抑扬顿挫的语调讲故事，通过故事阐明道理。从感性升华到知性，充满了智慧。

启蒙者运用的多是理性，其实情感的力量更强大。在《奇葩说》的导师中，我最欣赏蔡康永。他特别擅长用感性的语言，结合具体的生活情景和故事，与大家分享该如何尊重人、该如何做得更好。这种情感化的叙述方式，是我们这群理性的启蒙知识分子所缺乏的。蔡康永不是靠逻辑，而是靠感性的生活逻辑、情感逻辑来打动人，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启蒙。启蒙不应仅仅被理解为理性的，它还可以借助情感的力量。理性是打动大脑的，而情感是直指人心的。“90后”青年中固然有些人渴望理性，但他们更多的是情感动物。按理说在这方面作家有特长，但今天的作家们在公共空间似乎是失位和失语的，他们施展影响力的舞台不够大。我所期待的是，舞台的一部分恐怕应该由作家来表现。

启蒙需要一种新的姿态、新的方式。这种姿态不应是高高在上，而应是要“跌到尘埃里”，然后放平心态、降低身份，跟年轻一代平等对话。不要老是觉得自己是对的，他们是错的。我这两年学到一个词叫“分享”。“分享”意味着平等地将自己的想法“同步”给别人，而我们过去总说“开导”“教育”。相比之下，“分享”“同步”这些词更亲切、更平等。年轻一代对现实世界的感受、对现实生活的经验以及接地气的程度，往往远超老的一代。老的一代人实际上和这个时代已经不太合拍了，特别是长期生活在大学象牙塔中的人。如果要讨论现实问题，就必须走出象牙塔，需要走出校园去感受一下这个社会。比如，去知乎、B站那些“90后”出没的地方去直接感受一下。如果没有这种平等的姿态，而永远是高高在上，那一定是“悬浮”在另外一个世界的。哪怕你讲得再精彩，再自得其乐，“90后”也根本上觉得你是在隔靴搔痒。接受你的听众也几乎只会是一批和你差不多的人，或者是被你启蒙过的一批人。

所以“降维”是一种姿态，这个维度未必是下降的维度，也可能是二次元世界甚至是代表未来的维度，关键是要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语言与之沟通，这种表达并非媚俗。我一直认为，在不同的场域，就应该有不同的文化。大学要有大学的文化，大学文化不应该媚俗。如今流行各种大学毕业典礼演讲，使用了太多的网络语言。假如去哔哩哔哩演讲，我觉得这样非常好，但在大学毕业典礼如此隆重的场合，就要坚守大学自身的文化，呈现出精英文化的典雅。在多元社会之中，大学要有自己的坚守，最可怕的是同一种文化主宰一切，主宰任何场域。

然而，一旦离开大学这个场域，进入“后浪”的场域，就要用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来与他们对话和分享，最重要的是与他们的生活经验、他们的知识体系和文本方式接轨。这不是放弃自我。在今天，越想媚俗、越想讨好“后浪”，反而越不成功。只有守住自我，但又用某种合适的方式和“后浪”达到“妥协”与“和解”，展现另类的声音，才反而有它独特的能量，因为市场欢迎的永远是稀缺的资源、稀缺的商品、稀缺的声音。所以反市场的声音反而更易于市场化。比如，作为活跃于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美国哲学家乔姆斯基的立场一贯是反市场和反体制的，但他的影响力反而特别大。这个声音在市场里面是稀缺的，然而市场需要各种各样的声音形成“对冲”，而知识分子所提供的就是一种“对冲”的声音。只要你不是单纯为了流量而追逐流量，这种“对冲”的声音就是有市场的。即使在流量为王的时代，只要你守住自己，依然可以在自我和流量之间保持一个适度的平衡。

本次再版，本书新增了主标题《狐狸与刺猬》，在此略作说明。英国大思想家以赛亚·伯林曾引用古希腊一位诗人的话：“狐狸有多知，刺猬有一知”，并以此自况是狐狸型学者。刺猬是有系统的内敛型学者，而狐狸是拥有广泛知识兴趣的发散性思想家。我自己的学术风格，是介乎于二者之间，简单地说，是以刺猬为体，以狐狸为用，在刺猬与狐狸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以学术领域的刺猬之道，在公共空间发挥狐狸的功用。是为书名的内涵。

最后，我要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给了我这样一个新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的机会。近二十年来，我与江苏人民出版社多次合作，成果颇丰。其中，《知识分子论丛》入选CSSCI来源辑刊，我的个人文集《回归公开空间》亦由该社出版。希望这一次的再度携手，依然能够得到读者朋友们的喜爱，在这样一个高度不确定的年代，发出一点点萤火虫之光。

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