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观涛 刘青峰：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

反使命感的情绪高涨

今年七月，离开美国前夕，我们给一位旧金山的朋友临别赠言是如下几句话：

我们是一些残存的，然而却是不死的——理想主义者

当时，这位朋友和我们都深感在当今世界上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孤独。在美国期间，每当我们和一些年轻的学者（无论来自大陆还是台湾）谈起中国知识分子使命感问题时，大多数青年学者以为那是一种过时的幻梦。我们的一位研究经济的朋友竟然极端地说：“要是某一天，所有中国知识分子都抛弃了使命感，中国就有救了！”这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们了解他文革中苦难的经历，所以认为这是他对过去太过理想主义的一种反动。

回到北京后，使我们意外的是：否定理想主义和使命感不仅是个别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在青年中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思潮性的趋势。我们在一本杂志上读到一组有关知识分子参与意识的讨论。一位学者对当今知识分子的参与意识的消失深感痛苦。另一位则在哲学上反复论证使命感过强对民族未必有益。

我们马上猜想，前一位一定四十岁上下，和我们是同龄人；后一位则是二、三十岁的青年。向朋友一打听，我们的猜测果然不错。现在对知识分子使命感的态度大约是可以用年龄来划分的。这使我们想起那位朋友那极端的言论绝非个人情绪之偏激，它代表了青年一代对使命感之反省以及他们彻底的反传统的心态。

我们想，对使命感的非难归结起来，大约有两方面的理由。一方面人们深感中国知识分子一直缺少西方的个人主义。直到今天，西方的Privacy（隐私——编者注）之类概念对大多数中国人还是陌生的。很多青年学者认为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感过强而压制了个性和创造能力之发展。另一种意见是从价值观念的社会功能出发来解剖使命感。

人们普遍认为，专业精神是现代化的动力之一。无论是近代科学技术革命，还是西方近代工业文明之兴起都和一大批新型的献身于自己专业的知识分子出现密不可分。而在中国传统中，正好存在着普遍的“反专业”倾向。众所周知，在传统中国社会中，无论是医生、天文学家、数学家、工程师、还是画家、书法家大都是官僚绅士，专业兴趣只是他们的一种兼职或叫业余兴趣。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从来是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取向决定下再来发展自己的业余爱好。因此，一些学者甚至用“业余精神”来描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专业的态度。我们不能否认这些观点确有自己的道理。使命感和个人主义的关系，中国知识分子参与意识是否真的压制了专业精神的成长，这无疑是中国文化面临的具有挑战性的课题。

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对青年知识分子反使命感情绪之高涨深感忧虑。这倒并非因为我们至今仍是理想主义者，也不是不同意对中国传统文化来一个彻底的反省和批判。我们担忧的是：这种基于中西文化局部性分析的情绪化的思潮会把我们引向歧途。

 

反省与改造的整体观

我们一直是文化的整体论者。我们认为，在文化系统的观念层和非结构性部分，它可以有很大的自由选择和变更的余地。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地抛弃那些看来已不适应于现代生活的部分，并吸收其他文化之精华，将其捏合呈现多元文化的现象。但是在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我们原则上做不到去掉某一部分而保留另一部分。

而今人们都意识到我们对传统文化反省的重要性，这恰恰表明，对深文化结构之改造本身所需要的正是使命感。缺乏使命感，我们将难以越过专业的障碍而看到当今中西文化所面临的整体性挑战。在未来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改造上，简单地否定使命感；对西方专业精神采用“拿来主义”的主张，也许会以“播下的是龙种，但收获却是跳蚤”而告终。

就拿西方知识分子的专业精神来讲，它们和深层次文化结构有错综复杂的内在关联。至今历史学家还不太清楚，西方知识分子专业精神是怎样起源的。很多学者都指出过，西方知识分子的专业精神和古希腊时形成的爱智求真的传统以及中世纪后期新教伦理的“天职”有着深刻的联系。

如果韦伯的理论正确，那么原则上我们不能把专业精神和基督教文化深层结构分离开来。在加尔文教禁欲主义中，认为人若想得到上帝的恩宠，就必须在日常的职业劳动中证明自己的价值。这无疑有助于专业精神的成长。我并不认为，现在对专业精神和西方文化深层结构的关系已搞清楚，但韦伯的研究至少已经证明，当我们看到西方知识分子一辈子沉溺于自己的专业而对社会作出巨大贡献时，切不要忘记去分析他们为何可以心安理得地做到这一点。

我们认为，献身于自己的专业只属于较低层次的价值取向。一般说来，人很少仅能以此为满足的。如果人的宗教信仰、人生意义等更高层次价值问题没有解决，而一辈子沉陷在专业中，就往往会在内心深处产生失落感和不道德感。任何一种文化，只有对道德伦理、终极关怀等最深层次的价值问题作出它本身内在而合理的回答时，包括专业精神在内的其他精神规范，才有可能是牢固的。

傅伟勋教授曾把人的价值取向分成十个互相关联互相制约的层面。根据这种方法，专业精神大约只属于“历史文化”和“知性探索”等较低层次，而只有“终极关怀”以及“终极真实”才是最高最深的层次。我们认为，傅教授把人的精神各层次价值取向看作内在关联的整体思想是十分深刻的。

因此，无论新教徒把“天职”看作实践自己信仰的手段，还是当今西方知识分子二元论的世界观，这些都是使他们的专业精神和自己文化深层结构的价值系统相协调的表现。而在终极关怀和人生价值层次上，中国文化和西方有着巨大的差别。因此，一旦我们转换了参照系，那么认为只要否定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就会造就专业精神的想法就显得有些肤浅了。

 

参与意识的两个极端

我们认为，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参与意识的研究必须进入更深层次。学者们普遍认为，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并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的出现在西方只是现代的事情，但在中国，从参与意识上讲，古代知识分子和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一直十分接近。这个令人惊奇的现象，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和世界上其他文化不同的特殊性。

从价值观的基本构架来看，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确实是颇为奇特的。自古以来，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并不认为人自身的行为准则可以由他们自己来作出价值判断，也不能从中抽取出作为永恒生命意义的伦理信条。而中国古代哲人在这方面却显得十分大无畏。他们从人自身出发，认为生命的意义可以从道德实践中得到维持，道德可以自己说明自己。他们并不需要把神喻作为伦理的来源，相反地，而把伦理看成文化的来源。

这里，我们姑且不论这两种文化在古代和现代所面临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终极关怀始终萦绕于现世社会，他们在自己有限的生命中追求参与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实践以及个人道德之完善。这种深层的价值结构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参与意识只可能在社会和个人两个端点之间选择。

一种表现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要求知识分子具有无所畏惧的道德勇气，把自己的参与意识注入到社会、家庭各个方面。另一种表现是消极无为，把终极关怀落实到独善其身身上。他们很难做到像信仰新教伦理的西方知识分子那样，使自己的参与意识严格限制在专业领域同时又可以保持心理的平衡。

 

舍使命感则别无选择

今天，中国传统文化正遇到挑战。传统价值的合理性处于人们普遍的怀疑之中。新一代知识分子不得不在西方文化强大冲击下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省和改造。尽管如此，无论未来的新文化是什么样的建构，我们仍然认为，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人生终极关怀恐怕还是来自于人和社会，这大约是中国文化的最基本特征。

因此，中国知识分子是否应该（或能够）摆脱使命感，确实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的。当然，我们并不是简单地认为，只要中国知识分子拒绝相信上帝的存在，中国文化中就不能确立类似于西方知识分子的专业精神和个人主义。我们想再三强调的只是：为了发展个人的创造性和建立健全的专业精神，中国文化应走的道路不是抛弃理想主义和责任感，而是在文化使命感的指引下去建立一种更为合理的价值结构。

一个民族对自己文化和价值观的反省是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而且常常充满了歧途。有时，那些表面上彻底反传统的态度其实是最传统的。历史上，由于中国文化传统结构规定了知识分子的深层价值取向表现在社会和个人两个方面，这就造成了一种表现在参与意识上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向的独特现象。每当知识分子的报国热忱受挫或者看破社会的腐败时，往往就会逃避现实，走独善其身的道路，而对使命感反感至极。

在《兴盛与危机》一书中，我们曾经引进一个概念来讨论古代知识分子的参与在两个极端跳跃的现象，将其称为“互补振荡”。我们认为，只要一种文化结构中存在着两个思想方式类似，仅在参与意识（有为、无为）上相反的理论体系，我们可以将其定义为结构互补。在中国文化中，儒家和道家正好构成一种互补结构。

互补结构最常见的现象是：当这种文化受到外来冲击或挑战时，知识分子就纷纷转入互补结构寻找安身立命之所，而不去追求创新。互补振荡带来文化体系的巨大保守性。在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从儒臣、儒将、儒医到隐于山林道观的隐者、道士、居士的转变，是轻而易举、不胜枚举的。

今天青年学者对使命感彻底否定，是站到了文化整体观上对传统文化的积极反思（其实这本身必然表现出另一层次上的使命感）呢？还仅仅是重复古已有之的“互补振荡”呢？我们认为，这是应该警惕的。

二十年前，阿多诺（T.W.Adorno）曾讲过：“让苦难有出声的机会，是一切真理的条件。”今天，为了让理性之光照亮我们民族古老的文化结构，为了使我们的民族文化在现代化的世界潮流中获得整体性、创造性的重建，我们认为，首先要让青年知识分子了解民族文化的苦难和它面临的挑战。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重新唤起新一代人的使命感外，我们将别无选择。

 

原编者注：本文系摘选自《金观涛、刘青峰集：反思·探索·创造》一书序言，为便于阅读，部分段落做了拆分和删减，学术讨论请以原文为准。

来源：辛庄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