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凯：从纪登奎的道德形象说起

关于纪登奎，我已经写了十几篇文章，但是，谈纪登奎的道德形象，仍然不知从何说起，难题在于，找不到一个标准或视角。 说直白些就是，我无法回答很多人提出来的问题：纪登奎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我想离开纪登奎讨论一个问题：怎样对政治人物进行道德评价。

一

所有人都有道德形象，政治人物也不例外。政治人物终其一生，可以有做了多少好事或者多少坏事的评价。但是，评价政治人物，首先不能从道德出发，或者说，关于政治人物的评价，应该尽量少使用道德判断。

由于政治人物的社会角色所决定，要做出道德评判有很多制约因素。在政治人物中区分好人或者坏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如果进而试图在政治人物中树立道德模范，更是难以立足。

在我看来，观察政治人物的道德形象，可以有三种维度：一种是政治人物的自我标榜，一种是意识形态说教，一种是民众的期待假定。在中国政治传统中，统治者总是把自己标榜为“奉天承运”、“天命所归”之人，具有“大公无私”的至上品德；儒家所谓“内圣外王”、 “惟有德者宜高位”的说教，则进一步为统治者的这种自我标榜提供了支持；统治者自我标榜与儒学理论鼎力美化的结合，进一步塑造出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质，即民众对于统治者的敬仰和理想化，如一些当代小说中有关于皇帝的描写。

相信统治者的人格和道德，其实是政治蒙昧。这种蒙昧的直接结果，就是无视制度。制度设计的关键在于假定，从"好人"假定出发设计制度,必定设计出坏制度, 导致坏结果；从"坏人"的假定出发设计制度,则能设计出好制度，导致好结果。

二

如何认识和判断政治人物，启蒙运动以来政治研究给予我们更多启发。英国思想家休谟提出著名的"无赖原则"。他认为：“许多政论家已将下述主张定为一条格言：在设计任何政府制度和确定该体制的若干制约、监控机构时，必须把每个成员设想为无赖之徒，并设想他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谋求私利，别无其他目的。我们必须利用这种个人利害来控制他，并使他与公益合作，尽管他本来贪得无厌，野心很大。不这样的话，他们就会说，夸耀任何政府体制的优越性都会成为无益空谈，而且最终发现我们的自由或财产除了依靠统治者的善心，别无保障，也就是说根本没有什么保障。”(《休谟政治论文选》,商务印书馆2010年10月第一版，第27页 )。

在休谟之前两百多年，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最早将政治和道德论理做了区分。马基雅维利之前，欧洲政治学还将政治与道德伦理混为一谈。马基雅维里从历史事实和个人经验出发，不再从道德角度揭示政治的本质，把政治作为人类社会的独立现象加以界定，认为政治运行与道德无干，提出了一套君主统治的权术思想。 在马基雅维里看来，政治是政治，道德是道德，两者不是一回事情，君主追求权力，不必有任何道德顾虑。必须承认，马基雅维利在这里揭示了政治的本质，至于如何评价马则是另外问题。

不应该相信政治家的自我标榜，尤其是不能相信来自统治者意识形态的歌功颂德。这种标榜和歌功颂德，根本上是一种对于民众的愚弄。当然，我们应该给予任何做出历史贡献的政治家以崇敬。但是，政治人物没有圣人，不论多么可敬可亲，任何政治家都有丑陋的一面。千百年来所谓“内圣外王”，说明儒家政治学说的虚妄，也是儒学为什么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的理由。

三

不应该用是否拥有完整的思想体系来评价政治人物。当然，政治人物都有思想，但是，有思想不等于是一个思想家，不等于有完整的意识形态体系。就国家治理而言，没有任何思想体系或者意识形态永远适合，所谓“万世一系”的理论，只是一厢情愿而已。同样，就不能说哪种思想理论可以永远指导人类社会发展。

优秀的政治家，未必是有系统思想理论的思想家。在美国历史上，罗斯福、里根都是获得很高评价的领导人，但是，“像罗斯福一样，里根也不是一个有系统思想的思想家。里根同样不认为有任何必要使其哲学或者计划的各个部分之间保持一致”。（ 小尤金 约瑟夫 迪昂著《美国人为什么恨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第262页）。从这个角度说，政治家不需要是思想家，因为政治家最需要倾听民意，根本上应该是实用主义者。政治家对于政治机会的把握，主要应该基于对民众需求的洞察，而其政治智慧则主要体现平衡整合不同利益群体的过程之中。

《道德经》里有一句话，也许可以借以说明政治人物应有的思想境界，即：“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研究表明，《道德经》中的表述往往可以做多种理解，我在此对这句话做出自己的解读。

前半句可以理解为讲“思想”，即：政治人物要想做到圣明，应该以老百姓的“心”为自己的“心”，而不是硬要把自己的“心”变成老百姓的“心”。通俗地讲，政治家不应该企图用自己的高明思想来改变老百姓的心声或者需求。农业大包干初期，高层曾有激烈争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坚持认为：农民拥护大包干，大包干能改善农民生活，所以他要支持。但是，当时有关领导人则批评说：“农民不懂马列主义，领导干部应该懂马列主义，如果农民选择什么，你就支持农民，那你就成了农民的尾巴，这不是马列主义，而是尾巴主义。”万里则说：“我就是尾巴主义，就是要当农民的尾巴”。此话掷地有声，这就是农村改革体现的“以百姓心为心”。

后半句则可以理解为讲“行为”，即对于圣明者来说，不论是对自己善者或者不善者，都要“善”待他们。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就是政治家要努力对所有公众负责。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08年竞选获胜演讲中说：“对于那些没有支持我的选民，我要说：今晚虽然我没有赢得你们的选票，但是，我会倾听你们的声音，我需要你们帮助，我也要当好你们的总统！”（《奥巴马演说集》，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275页）。在选举政治中，很多当选者都做出类似表态：虽然你们没有把选票投给我，我照样要为你们当好总统。这应该是政治人物应有的一种伦理境界，即“不善者吾亦善之”。也许，从这个角度可以进一步阐释所谓“ 政治有道，政客无德，道高则德厚”。

四

如何对待政治人物，根本上是如何对待政治。通常情况下，所有的政治人物都张扬美化自己的政治主张，与此同时，也贬斥丑化对手的政治主张。从政治竞争来看，这种行为是无可非议的，符合从政者的基本理性。但是，公众看待这种政治纷争，显然应该有自己的立场和角度。政治人物的政策主张以及表达，都难免有鼓动忽悠成分在内。政策主张的争执过程中，人们常常看到空泛极端的意识形态争论，尖酸刻薄的攻讦指责，不切实际的承诺，等等。这便是“政治”本身令人生厌的面相。

公众生活无法离开政治，但是，政治确实难以彻底贯彻正直、真诚、善良等道德原则。畅销书《美国人为什么恨政治》，围绕现代美国社会中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政策纷争，非常尖锐明晰地指出了“政治”令人讨厌的特性，即“解决问题的政治”衰落了，虚伪的政治辩论日益远离选民的实际关切，所以美国人讨厌政党之间这些夸张、虚假的政治论战。因此，人们在“追求一种不再被意识形态世仇和意识形态狂热所绑架的政治。”（《美国人为什么恨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第12页）。

理解了政治的可恨之处，也就能理解哈佛教授戴维德·金的论点。很多年前，在哈佛课堂上，我听这位教授谈美国政治文化，对于他的论点，开始很是诧异，冷静思考后觉得甚为在理。戴维德·金用一句话来美国政治文化，即：“我爱美国，但是，我恨美国政府”。在英文表述中，这种“恨”并不是简单地仇恨，而更多是一种猜疑、戒备、防范的心态。美国建国之父杰弗逊则表达更加透彻："自由的政府，不是以信赖，而是以猜疑为基础建立的”。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对于“政治”持猜疑、批判的态度，并不意味着对“政治”持价值虚无主义立场。显然，在历史和现实中，所有发生过的政治活动，不论其主观意境，还是客观效果，都可以做出评价。或者说，政治活动虽然纷纭万象，但是归根到底可以有“好的政治”和“坏的政治”之分。对任何政治人物来说，对其所作所为，好事坏事，都应该而且可以做出评判。但无论如何，不应该从中刻意树立道德典范。

                                     （ 2025年9月）

来源：农村改革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