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力：“苏联经验”与中国计划经济

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源于列宁在1920年初提出、年底正式施行的“全俄电气化计划”。该计划以新建30个区域性的大型发电站为主体，经计算后制定主要生产部门的比例关系、所有工业部门的生产任务以及全国重工业、轻工业生产总值的增长幅度等各类指标，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涵盖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等领域的10年至15年的大规模建设，“为实现统一的国家的国民经济计划搞好主要骨架”。“全俄电气化计划”具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负责制定计划的中央部门——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具有强烈的“专家化”色彩，“当时列宁没有把这个工作当作一项行政工作交给政府部门去做，而是把它当作一项科学工作，组织二百多名科学家和工程师去编写，让科学家来承担制定国家长期计划的任务，使国家计划长期建立在严格的科学基础上”。

一个月后，在表决“全俄电气化计划”的全国苏维埃大会上，列宁不但将该计划上升为全党最高意志，称之为“我们的第二个党纲”，而且提出了著名的“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论断。

1921年2月，列宁打算将“国家电气化委员会”进一步改组为“国家计划委员会”，并主张“科学技术专家和学者应在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占绝对优势”。他与克尔日扎诺夫斯基一同起草成员名单，分送至主管经济事务的劳动国防委员会审阅。不料在翌日的会议上，这份名单遭到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副主席米柳亭、最高运输委员会副主席拉林等人的激烈反对，理由是名单中“共产党员经济专家太少”，以致提案当天未获通过，只能转交人民委员会审议。尽管在列宁看来，反对者的理由不亚于“谬论”，他们的举动最终也未能阻止国家计委成立，但这番波折还是令列宁意识到“最大的危险就是国家经济计划工作的官僚主义化”，决心从根本上排除党内反对阵营的干扰。

国家计委的领导班子在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基础上扩充而成，副主席由列宁颇为青睐的非党专家奥萨德奇和党内资深革命家皮达可夫出任，34名成员中只有七人是党员。

以老布尔什维克为代表的党员干部虽不反对将国民经济置于某种统一计划之下，但他们强烈反对制定计划的中央部门由旧专家主导。1922年12月27日至29日，已卧床不起的列宁在口授的“政治遗嘱”中四次单独谈及国家计委问题。列宁首先指出，鉴于国家计委已经成为一个“汇集了内行、专家、科技界相关人士的机关”，因此有必要扩大其职权，保证经济计划“不被通常的苏维埃审议程序推翻”。所以，他建议俄共（布）中央赋予国家计委“立法职能”。人事安排显然令列宁更费思量，以至于他用了更多篇幅去论证国家计委应由何种类型的干部负责。经过两天的思考，列宁最终提出了一种糅合“旧专家化”和“党员化”的构想，既能满足计划工作的专业性和科学性，也能确保党中央对国家计委的政治领导。

列宁认为“技术”为主、“行政”为辅的人事安排较为适宜国家计委，“看来，我们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正在全面发展成为专家委员会。这种机关的领导人不能不是在技术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和多种科学修养的人。这种机关的行政管理力量实质上应当是辅助性的”。既然国家计委事实上是一个“专家委员会”，那么它自然具有其他国家行政机构所没有的特质，列宁对此说得很明白：“从这种科学机关的权威来看，国家计划委员会必须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经过列宁苦心孤诣的安排和调整，原本属于顾问性质的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历经两年实践后，升格为具备立法功能的国家计委。中央计划部门的权力自此大为扩充，为日后实行计划经济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国家计委也从“以旧为主”蜕变成“新旧并存”的格局。党员干部虽然获得了监督和审查经济计划的权力，但旧专家仍在很大程度上主导国家计委的运作。

纵观苏联国家计委创建的历程，旧专家自始至终扮演着重要角色。之所以有这种安排，列宁解释得很明白：“如果共产党员能够用别人的手来建设经济，而自己能向资产阶级学习，使资产阶级走共产党员要走的道路，那我们就能管理这种经济……即用非共产党人的手来建设共产主义，切实做好经济上非做不可的事情。”这无疑为后世研究者理解新中国计划经济的起源提供了一条关键线索：“苏联经验”并非始终以排斥旧专家为宗旨，恰恰相反，它要求中央计划部门尽可能地吸纳和利用他们。

在新中国第一个中央计划部门——中财委财经计划局的创建过程中，“苏联经验”是否同样起到指导作用？

1948年9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向中央提交《关于东北经济的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指出“实行某种程度的国民经济的组织性和计划性是完全可能和必要的”。毛泽东、刘少奇十分欣赏这一见解，在修改稿上加写道：“新民主主义的国民经济应该是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组织性计划性的经济。”1949年1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表示：“不要以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经济。”至此，实行某种形式的计划经济成为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国家经济建设方针，《共同纲领》亦规定要有计划地发展经济。既然已经确立这一方针，筹建中央计划部门一事亦提上日程。1949年5月31日，根据财经工作会议的意见，刘少奇起草的《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要求“立即建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并陆续建立若干中央财政经济部门，作为目前中央的财政经济机构”。此外，该草案还规定了“中央计划局”的职权和组织架构：“在可能范围内负责审查与拟定关于财政经济方面的计划。局内设统计处、供应处、国家资源调查登记处、地质勘察处等。”

毛泽东着手探索另一种“化敌为我”的可行性，即吸纳国民党政府技术官僚参与新政权的经济建设，尤其是资委会这一群体。1949年4月11日，毛泽东在会见国民党政府谈判代表团时，就问及“国民党经济建设有些什么人”，还想了解“资源委员会翁文灏、钱昌照与宋子文的关系”。

对于资委会人员应否纳入中财委新设的计划局，中共内部事实上产生过不同看法。陈云在1949年9月12日中财委临时会议上提出了关于计划局领导班子的建议：主任拟由叶季壮担任，两名副主任分别为曹菊如和邵式平，下辖十个处分别由陈康白、闵一凡、叶林、王玉清、贾石、姜君辰、王思华、李逸民、陈林、李颉伯主持。该名单清一色由来自东北财委和东北计委的党员干部组成，呈现“党员化”的特征。陈云这一安排事出有因。早在1949年1月，东北局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就是计划经济”的论断，并率先组建大区一级的东北计委及下属各级计委，“使之发展成全东北计划经济的领导机关”。东北计委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基本上以苏联计划经济模式为蓝本。由此可见，陈云当时更倾向于有苏联式计划经济实践经验的党员干部来执掌中央计划部门。

就在陈云酝酿计划局领导班子“党员化”的人事安排时，中共中央的看法却发生了转变。先是斯大林对刘少奇起草的《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提出了不同看法：“此草案仿效了苏联政府计划核心的结构，而且太繁琐。这对目前的中国不切实际，要删繁就简。”此外，斯大林还明确反对科瓦廖夫以正式成员身份加入新政权的“经济领导核心”，理由是这一最高经济决策机构“应该由中国人士组成”。这些意见实际上可归纳为两点：其一，当时苏联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对于中国而言过于超前，因此新政权经济机构的形式应更多考虑到中国的实际状况，不应照搬苏联的现成模板；其二，在经济事务的领导班子中，应尽可能地保留中国的本土色彩。1949年6月，斯大林还当面向访苏的刘少奇表示：“一般来讲，你们应该注意到，在大城市，特别是上海，有许多你们自己的专家和高级技术工人，他们能够提供的帮助，会大于而不是小于苏联专家的帮助。因此你们必须吸引他们积极地投入工作。”

以上史料表明，1949年5月至7月，苏联领导人基于列宁创建国家计委的经验，一再向中共表明不要急于照搬当时的苏联计划经济模板，而应更多地仿效列宁“新旧并存”的经验，大量吸收旧专家参与经济建设。这些看法与毛泽东指示华东局留用资委会人员之举可谓不谋而合。因此，中共中央对资委会的态度有了进一步的积极变化。曾担任资委会负责人的钱昌照忆述，毛泽东于7月间与他有过一次谈话，“谈到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留在大陆的人员应如何使用的问题”。钱昌照提出可“规定一个试用时间，在试用中加以考察”，毛泽东则大度地表示：“人员既然留下来了，不必规定试用时间，主要是引导他们好好工作。如果将来有些人在工作中出了问题，可以分别处理。”

在此背景下，1949年10月1日正式公布的中财委财经计划局领导班子名单与陈云9月时的提案就有了相当大差异。在10月10日的中财委各部联合办公会议上，陈云一改此前的谨慎态度，首先表示旧专家“在政治上是中立派”，随后提出一个问题：目前由党员干部为处长、专家为副手的安排“外面影响是不是不好”？会上就此产生了争论，部分党员干部认为对旧专家应以“考验”为主，不宜急于让他们承担领导工作。苏联专家也表示：“非党专家一定要政治可靠才可当处长，对专家的采用一定要视政治条件而定，先以顾问、副处长名义安置。”由于争持激烈，会议未做具体结论。在10月24日中财委党组会议上，陈云再次谈到“党内有些干部对民主人士不放心”，毛泽东表示：“现在党内同志不懂得如何与党外人士合作。这个问题不简单，眼光要看到全国与全面。”在他看来，中财委内部针对旧专家的担忧并无必要。

在毛泽东一锤定音的表态后，计划局引入资委会人员的范围有了明显扩大，不再局限于领导班子。至1950年6月，在计划局的11个业务处室中，有四个处（燃料工业处、轻工业计划处、农业计划处、基本建设计划处）由旧专家任处长，另有四个处（重工业计划处、轻工业计划处、基本建设计划处、贸易计划处）由旧专家担任副处长。计划局由此形成了“新旧并存”的人事格局。

这一安排并非为了“摆摆样子”。1950年11月13日，中财委党组发布由副主任薄一波起草、要求党员干部做好党外人士团结的通报，内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确保党外人士“有职有权”——“不能因为党内已有决定，就不去同党外人士商量，该商量的必须商量，该请示的必须请示，该经过的必须经过，在工作中遇到党外人士有不同意见时，不应作硬性规定，除检讨自己意见有无不妥外，还应帮助说服党外人士，始能作决定”；一切重要决策，须有负责的党外人士（如部长、副部长等）参与——“这决不只是形式的，而应该取得他们的实际同意，使他们真正感觉到有参加决定大事之权。许多事情需要党组事先商量，须要有党的明确领导。但这并不是说，一切事先商酌好了，然后拿出去通过了事”；上下级的电报、公文、指示、报告等情况“均应使应该看到的党外人士看到”；“用人也应与党外人士商酌。党外人士所举荐的人，更应慎重考虑，能用者尽量予以录用”。这些制度安排表明，在中财委和计划局内，旧专家在决策、人事等重大事项上都拥有实质性职权。

因为苏联计划工作“太复杂”，一时不易照办，所以“中国开始建设时，计划的线条是粗的，将来由粗到细”。但是，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主观原因。资委会在抗战时期提倡的“计划经济”更接近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政策”而非苏联的指令性计划经济，这就导致旧专家的实践与“苏联经验”之间存在着某种微妙的张力。

实现计划经济的前提是在公有制企业建立经济核算制度，但当时只有东北实行过这一制度，绝大多数公营工厂则实行公家拨款包干、不计盈亏的供给制。相较而言，资委会在国民党政府国营企业中实行讲求成本与收益均衡的“会计核算制度”更符合经济核算的原则，故而1950年7月出台的国营企业统一会计制度确实吸收了其要旨，“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加之对苏联先进的会计理论和经验学习得不够，所以制度中还存在有很多的缺点”。

由此可见，计划局面临的困境不只是计划工作“粗线条”的技术问题，而是将计划经济引向相反方向的政治问题。1950年6月底，因陈云生病疗养，中财委计划工作改由李富春负责。他在1951年7月的全国财经统计会议上指出“批判和改造”的必要性，警告计划工作只能以“苏联经验”为准，决不能继承旧中国带有英美资本主义色彩的旧制度：“旧中国的统计，是向英美资产阶级学习的。这种统计，不能作为我们的武器，它对于我们实行国家的管理与监督是不适用的。因为它是形式主义的，它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剥削工人阶级与劳动人民，为了替将要垮台的资本主义经济粉饰一个假繁荣的面貌来欺骗人民……我们要实行国家的管理与监督，是不能依靠资产阶级统计学的。所以人民的国家要建立统计工作，只能向苏联学习社会主义的、以马列主义所武装的统计学：只有这种统计学，才是认识社会的最有力的武器。我们要建设新中国的统计，做到正确的核算，使国家和人民真正了解情况，从而决定政策，制订计划，就非向苏联的以马列主义武装的、科学的统计学学习不可。我们对英美资产阶级的统计学，要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加以批判和改造，这是我们中国统计工作者思想上一个很大的问题。”

与“新旧并存”的中财委财经计划局相比，1952年11月成立的国家计委无论在人事还是制度上，都有着截然不同的三个特点。一是领导班子的“东北化”。委员薛暮桥指出，主任高岗、秘书长马洪以及委员李富春、安志文等人“大多是东北调来的”。二是领导班子的“党员化”。据李富春透露，“在计委刚成立时，我们曾提议建立党组，但高岗认为计委干部都是党员，没有同意建立”。三是向苏联学习的“制度化”。国家计委报告指出：“在机关建立伊始，我们即指定专人负责联络工作，并由综合计划局局长杨英杰同志负责与顾问组长取得经常联系，定期地（每周至少一次）向苏联顾问介绍全委工作情况，提供重要的全国国民经济各方面的资料，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都向顾问请教，并共同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各局一般也都能随时向苏联顾问请教，同顾问联系较为密切，专门性的问题都请苏联顾问向局内干部作了报告，在工作中一般都能贯彻苏联顾问的建议。”

自始至终，中国计划经济的起源与演进均是中共结合“苏联经验”进行经济建设的结果。毛泽东在1958年回顾这段历史时，就指出新中国成立初期之所以出现照搬“苏联经验”的情况，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要借苏联的经验和苏联专家，破中国的旧专家的资产阶级思想”。苏联中央计划部门领导班子“新旧并存”的状态持续了十余年，相比之下新中国仅用两年便终结了这一进程。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