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文喜：吴敬琏：一个经济学人的“思想化石”与“未竟之问”
一、从“民主革命派”到“市场经济旗手”：一条自我清算之路
吴敬琏老师在总序里把少年时代的自己称为“民主革命派”，也就是“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的同路人”。这个看似谦逊的定位，其实暗藏刀锋：它把1949 年以后一度占主流的“革命叙事”客体化、相对化了——原来“革命”并非天然正义，原来“同路人”也可能被甩下车。循着这条自我清算的线索，整篇长文变成了一部“个人思想化石”的层累剖面：
1930—1946：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对制度问题“几乎完全没有思考”；
1946—1952：目睹重庆较场口事件，转向“反国民党一党专政”，却仍未触碰“社会主义何以可能”；
1950—1956：在苏联专家传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里找到“真理”，以“俄国人的路”为信仰；
1956—1976：两次“左”转，先是被“反右”吓退，继而在“文革”牛棚里与顾准结成忘年交，完成“黑暗中的启蒙”；
1976—1984：从“批判四人帮”到耶鲁补课，系统接受现代经济学训练，完成“从计划到市场”的惊险一跃；
1984—1992：以“整体改革论”对抗“企业改革主线论”，参与“价税财联动”方案设计，成为“市场经济旗手”；
1992—2012：在“权贵资本主义”阴影下，提出“法治的市场经济”，与江平共建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
2018—2023：以九十高龄为改革开放 40 周年再写《中国经济改革进程》，并亲自审订《吴敬琏集》，为“未竟之问”留下底稿。
六个时段、三次“自我否定”、两次“出国补课”、一次“牛棚启蒙”，吴敬琏把个人思想史写成了共和国经济史的一面镜子：每一次“左转”都与宏观政治周期同步，每一次“突围”又都伴随外部思想资源的输入。所谓“化石”，并非仅供瞻仰的标本，而是可以照见当下困境的“镜子”。
二、“整体改革论”与“渐进主义”神话：被忽略的中间层
中国改革被外界概括为“渐进主义成功样本”。吴敬琏却用大量篇幅证明：真正有价值的改革从来不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碎片化试错，而是 1986 年“价、税、财配套改革”那样“整体推进”的系统工程。方案最终流产，表面原因是 1986 年宏观经济过热、国务院领导换人，深层原因则是“条块分割”的行政既得利益——物价部门舍不得放权，财税部门舍不得让利，地方政府舍不得项目审批。于是“整体改革”让位于“增量改革”“双轨制”，为 1988 年严重通胀和 1989 年社会紧张埋下伏笔。
这段被掩埋的“1986 挫折”提醒我们：渐进主义并非一种主动战略，而是“整体改革”被利益集团阻击后的次优选择；所谓“渐进成功”，不过是把存量既得利益冻住，靠民营增量“长”出新体制。当增量足够大、存量足够僵化时，就会出现“权贵资本主义”——权力与资本在双轨制缝隙里完成联姻。吴敬琏 1993 年引入“寻租”概念、1998 年提出“法治的市场经济”，正是对“渐进神话”的二次修正：没有法治的渐进，只会滑向拉美式的“市场＋裙带”。
三、“历史韵脚”与“未竟之问”：改革 2.0 的三重陷阱
吴敬琏引用马克·吐温的名言——“历史不会重复，但会押韵”——意在警告：如果不把 1986、1988、1993、1998 年的“韵脚”梳理清楚，2020 年代的中国可能再次走调。当下中国面临的真正挑战，已不再是“计划还是市场”的 1.0 命题，而是改革 2.0 的三重陷阱：
1. 制度陷阱：行政垄断+金融抑制
“整体改革”半途而废后，财政、金融、土地、劳动力四大要素市场被行政准入、价格管制、数量管控切割成无数“政策洼地”，形成全球罕见的“要素市场双轨制”。其结果是：
——银行利率被人为压低，用储蓄者补贴投资者，用中小企业补贴国企；
——建设用地由政府独家“招拍挂”，造成土地财政与房地产金融化；
——劳动力市场被户籍制度撕裂，2.86 亿农民工“就业在城市、保障在农村”，形成低成本“二次人口红利”；
——数据作为第五大生产要素，又因“国家安全”理由退回行政审批老路。
吴敬琏老师 2005 年就在《中国增长模式抉择》里预警：靠“要素价格扭曲”换增长，最终会把中国锁在“投资驱动＋杠杆扩张”的粗放轨道上。今天“双碳”目标、全球供应链重构、人口负增长同时压顶，粗放轨道已走到尽头。
2. 社会陷阱：中等收入群体“无感增长”
中国用 40 年走完别人 200 年的工业化故事，却也在 20 年内复制了别人 50 年的贫富分化：基尼系数从 1981 年的 0.29 升至 2008 年 0.49，随后“统计暂停”。吴敬琏 2010 年就在《财经》年会提醒：如果不动产权、用益物权、知识产权得不到法治保障，中等收入群体即便人数达标，也会因“无感”而丧失改革共识。今天“躺平”“内卷”“考公热”同时出现，正是“无感”的症候。
3. 知识陷阱：主流经济学的“失去解释力”
吴敬琏坦陈，80 年代引进的“比较经济体制”分析框架，已难以解释“地方政府公司化”“平台型市场”“举国体制+风险投资”等中国新现象。与此同时，以“中国模式”为名的叙事，又把经验特殊化、把制度神秘化，为“制度自负”提供学术包装。如何在“本土经验”与“一般理论”之间重建桥梁，成为改革 2.0 的“知识基础设施”。
四、从“经济学家”到“法学家”：吴敬琏的“第三次突围”
面对三重陷阱，吴敬琏给出的答案是“法治的市场经济”。这不是简单的“经济学＋法学”拼盘，而是对 1986 年“整体改革”的升级版：用“法律平等”替代“行政等级”，用“程序正义”替代“结果分赃”，用“规则中立”替代“政策洼地”。他与江平牵手成立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正是想在中国复制“芝加哥法学院＋芝加哥经济系”那种“规则供给”的跨学科机制。可惜，这一努力在 2010 年后遭遇“ NGO 寒冬”，洪范被迫迁址、缩编，吴敬琏也多次感叹“法治的进度低于预期”。然而，正是这种“低于预期”让我们看到：
——经济改革若缺少法治护航，就只能靠“文件治”“运动治”，最终回到“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老韵脚；
——法治若缺少经济改革的需求牵引，又会退化成“法律工具主义”，成为行政垄断的新包装。
吴敬琏的“第三次突围”或许仍未成功，但他把“法治”嵌入中国改革的问题意识，已经写下新的“韵脚”。
五、结语：把“化石”重新激活
吴敬琏在总序末尾说，出版文集的最终意义，是让“那些历史波动和曲折所提供的经验教训”为“勠力同心建设美好中国的人们提供参考”。这句话看似温和，实则锋利：它把判断权交给读者，也就是交给“正在进行时”的公民社会；它暗示“化石”并非博物馆里的展品，而是可以被重新激活的“思想基因”。
如何激活？至少三条路径：
第一，重启 1986 年未竟的“整体改革”，用要素市场化一次性解决“双轨制”后遗症；
第二，把“法治的市场经济”从口号变成可落地的“制度清单”——独立预算、独立央行、独立监管、独立司法；
第三，让“跨学科”成为知识生产的新常态——经济学家学会用“权利”说话，法学家学会用“成本”思考，政治学家学会用“激励”设计。
吴敬琏自称“真正的学术生涯从 1976 年才开始”，至今 47 年。对一位 93 岁的老人而言，《吴敬琏集》或许是他最后一部“自我审订”的文本；但对共和国经济史而言，它只是一次“中期报告”。只要“未竟之问”仍在，只要“历史韵脚”未绝，这份“中期报告”就永远向未来敞开——等待下一代人把“化石”重新激活，把改革 2.0 推过临界点。
来源：商贾视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