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张：一个老三届人看百余年来的中国思想史

晚辈利用星期天开着私家车拉着我“旧地重游”，我年轻时在的工厂是属于重工业，对环境有一定的污染，于是建在郊区“荒野”之地。如今是面目皆非，处处高楼林立，道路宽敞而且伴有不错的绿化带，不少荒山丘开发出“丹霞景观”。而这巨大变化始于半个世纪前“老三届人”的黄金年代。半个世纪的改开可以讲创造了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最辉煌的成就，而这半个世纪的主导者就是“老三届人”和直接由他们培养的“学生”。研究这代人所受的教育，形成的“思想”意识，是这篇文章希望达到的目的。

“社会”和大自然的不同就在于有一种“思想”的力量在支撑，同时“思想”不是能被人感知到的事物，而是隐藏在“语言”中，也就是“语言”不仅起到传递信息的作用，同时也是在交流人们的“思想”，形成一个时期的社会“思想”。我们所说的一个时代的“思想”主要就是当时社会流行的“话语”，也可以说是社会“舆论”。一个社会人员的组成是极其复杂的，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就是老三届人也如此，但是和“社会思想”密切相关的人是所谓的“读书人”，改开时代的“读书人”要则就是“老三届人”，要则是直接受“老三届人”影响的人。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改开带来的辉煌和今天大家思想上的迷茫都和“老三届”这批人具有怎样的“文化境界”密切关联，也就是他们具有怎样的思想意识决定了这个时代。检讨老三届人的思想历程对认识这个时代，清楚“下一步”应该如何走是有意义的。当然这里谈到的“老三届人的思想”是泛指一个时代的思想，而不是具体人的“思想”。

晚清之前近两千年的王朝历史虽然“城头变幻大王旗”，但基本思想伦理并没有太大变化，说明古代是存在一种“思想”，也可以说是所谓“天道”，也就是稳定的“君、臣、民”等级体制。到了清末，外来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各种思想文化之间碰撞引发了社会动荡，在上世纪初有了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带给社会巨大变化就是中国开始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学校”，造成“读书人”数量的暴增。国人应该有怎样的“思想”直接来源于他们受到的“学校教育”，“老三届人”所具有的思想源头应该从这个时期算起。

正像一切事物都有惯性一样，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学校同样延续了“科举”，也把关注“政权”作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科举”虽然是“读书”，但毫不隐晦是为“权力”服务。新文化运动提出引进“德先生”和“赛先生”也同样明显提出学校教育要为“政治服务”，要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然而这是对“学校教育”认知上的一项重大偏差，社会出现学校是为“人”服务的，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人”得到有为“他人”服务的能力，自己也在其中得到益处；二是满足自己“精神”上的需要，也就是文化需求。但我们“学校教育”从开始就把解决社会问题的“重担”挑在自己身上，这是我们学校对教育认知先天就具有的重大偏差。

学校教育毫无问题是应该为人的精神世界服务，使人热爱思考，也会思考，掌握人类应该有的思考问题的方法，这样人们就可以交流各自的“思想”，从而形成所谓“社会的思想”，形成公众“舆论”。这也就是说“教育”实际上应该围绕“哲学”来进行。而“哲学”不是什么固定的一门学科，实质意义不过就是“思考”，它隐藏在每门学科中，也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甚至从幼儿起就有的游戏中就有“哲学”。但我们的学校教育从开始就不重视“哲学”教育。最典型是新文化运动初期有一场科学与玄学的辩论，重视“科学”轻视“哲学”成了中国教育认知上又一项重大偏差。“科学”是由“现实中的”和“思想中的”两部分组成，前者产生了“科学技术”；而后者就是在讲“哲学”，也就是科学的哲学意义。“科学技术”有很强的“专业”性质，没有什么“外溢”的效果，满足精神需求效果很差。这一点就是传统文化也有认识，孔子有语“君子不器”，就指出了人在现实中会做什么和你是否有思考问题的能力是两回事，但后者更重要。“五四”运动提出欢迎“赛先生”，原本是希望用“科学精神”来破除人们精神上的迷信现象，而我们学校教育从开始就忽视了对“哲学”的学习，以至于可以说“赛先生”从没有真正进入中国。

中国现代学校从诞生之日起可以说就对“教育”的认知产生两项重大偏差，一是将“教育”与管控社会的“权力”深度绑定；二是不重视“哲学”的学习。也正因为“读书人”没有受到良好的文化思想教育，才使得社会缺少一种稳定思想的管控，缺少稳定“舆论”的指引，百年来社会长期动荡。在经历战争和动乱之后，历史来到“老三届人”受教育的时代。中国教育先天具有的两项偏差到了“老三届人”这一代可以说达到了顶峰。“老三届”的出现就是“学校教育”深度与“权力”捆绑的结果，甚至“权力”需要靠“学生”来“捍卫”和“夺取”。真正的“哲学”是人的思考，是对“文化”的认识，是人的精神诉求，并不是现实存在的东西。从新文化运动就没弄清楚这一点，甚至到了老三届时期当时所有学科的学习都被停止，更不要说哲学课了。“老三届”这代人从开始接受教育就在批判各种哲学，接受了所谓的“不破不立”的观点。这种学习方法使这代人对前人总结出的哲学思想，要则一顿“大棒乱打”；要则又把它摆上“神龛”深信不疑。这种学习经历使这代人最缺少的是思考问题的方法，或者说只是认识了“哲学”这个词语概念，并没有认真学过“哲学”。

现代社会缺少完整的学校教育很难形成一个时代“社会思想”，缺少稳定的“哲学思想”的引领，社会也很难长期处于稳定有序的状态。由于中国学校教育的先天不足，造成了中国“社会思想”的空洞化。然而诡异的是在这个缺少“思想”的时代，中国人造就了历史上最辉煌的成就，这如何解释呢？首先无论“真文化”还是“哲学”，其意义是人的精神体现，客观环境很难彻底停止它的传播，无论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在中国社会从没有绝迹，不过是散布在社会角落，没有形成“社会思潮”。同时当人们否定“新思想”时，很可能产生对原始思想的回归。我们认真观察清末以来的思想史，各种观点不断兴起又不断被抛弃，但有一个观点始终贯穿其中，这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自从严复翻译西方著作，有了这句“名言”以来，使很多读书人通过联系中国的历史接受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社会发展规律的观点，于是将此奉为圭臬。这个观点是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移植到人类社会，无非是丛林法则中的“弱肉强食”、“胜者为王”，这些观点无论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都可以找到，并不是从西方传来的。而重要的是这个“观点”是研究自然规律的，并不是对人“精神”现象的研究，也就是有没有“人”，它总是存在的。如果我们从哲学角度去观察这个观点，“实用主义”是比较接近这个观点。美国是“实用主义”盛行的国家，与中国不同的是美国有基督教信仰来制止“竞争”中的“无底线”。而中国的“老三届人”将“竞争”引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促成了中国社会的大发展，也造成了这个社会的“大问题”。

这代人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模式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理想的“竞争”社会，但这是一个“奇葩”的社会。这个社会有严格的秩序和法律，“考试”充斥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有权威，有等级，有强大的力量去完成任何想做的事情，似乎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这里的宗教，无论是道教、佛教还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虽然教堂寺庙遍及全国，但虔诚的信徒寥寥无几，一个个精神信仰的场所成了“旅游场所”，一个遏止“欲望”的地方，变成实现“欲望”的场所。这里的人们都在追求“真理”，但并不去思考“真理”是什么，甚至与原本追求的相反也浑然不知。这是一个竞争的社会，只有赤裸裸的利益，只有追名逐利，只有“优胜劣汰”。这里没有谦让，没有宽容，没有人情世故，没有严格律条不会变，也没有“真相”，赞赏“投机”，只有“胜利”是唯一的“正确”。处处都是在博弈，要利用时机，要“排队”，要有职称，要“末尾淘汰”，要“GDP”，要“高考状元”，要“金、银、铜牌”。这个时代是属于“胜利者”的，而“失败”意味着“耻辱”。总之是在现实中只有“生存下来”的是“正确”的！

《天演论》是严复先生翻译赫胥黎的著作，这里引用中国科学出版社1971年2月出版的翻译版本《进化论与伦理学》中序言里的一段文字：“如果没有从被宇宙过程操纵的我们祖先那里遗传下来的天性，我们将束手无策；一个否定这种天性的社会，必然要从外部遭到毁灭。如果这种天性过多，我们将更是束手无策；一个被这种天性统治的社会，必然要从内部遭到毁灭。”这里的“天性”就是竞争能力，需要这种“天性”是因为人类社会也是存在“物竞天择”的；这种“天性”不能过多，是因为人类社会不是自然的环境，不能套用生物进化的规律。也就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竞争”的一面，也有在各种“契约”引导下的文明发展。“实用主义”哲学是有“底线的”，并不是完全的自然竞争。

“老三届人”把握住了这一点，认为既然社会免不了“竞争”，当然“公平竞争”就是理想的社会。然而问题就出在“公平”二字，也就是“竞争”是应该来自完全自然状态下呢？还是靠“人为”来实现“公平”呢？人类社会不同自然界，“竞争”大都是在“人为”设计下进行的。这代人对商鞅“立木为信”的典故很熟悉，认为“法治”等于“公平”。在这个典故中，移动一条普通木头，不是什么难事，但要赏以重金，这种违背基本“伦理”的事情遭到人们怀疑是很正常的，但结果是“重金”轻而易举让人们丢弃了“常识”，明确告诉大家“投机”才是重要的。“指鹿为马”的典故也是在昭示“强势”的厉害，能辨别“马”和“鹿”的“常识”算个屁呀，你的生死是由“强势”决定的。这两个故事并不仅仅是个“典故”，而具有“哲学”上的意义。是在用“生存”来羞辱“思考”，用“物质”来羞辱“精神”。当把这种思维意识贯穿于对整个历史的解释时，“崇强、畏强和依靠强”就成了今天这个时代文化意识的主流。这代人是以“老三届”为主，也是经历多种磨难的一代，又是从“读书人”的角度，从“学子”的角度来命名的一代人。但他们学习的各种知识，无论科学、文学、艺术、哲学、音乐、美术、体育都成了获取“认可（生存）”的“敲门砖”，人的“精神”常常被“物质”所绑架，这批人可能有鲜亮的文化头衔，有幸福的物质生活，但缺少真正的对文化的热爱，自然也缺少对哲学深层次的认识。

依靠“竞争”来促使事业发展的空间是有限的，“物竞天择”是指要在“平等”的基础上展开竞争，也就是要保持自然环境，但我们是生活在“社会”中，每个人都具有“身份”，也就是人与人是有区别的，是“不平等”的。“老三届”人开始进入社会时的环境还是有“人人平等”的基础，例如提倡“官员是人民的公仆”，“劳动人民都是平等的”，“要消灭城乡差别”，“知识分子也是劳动者”……，虽然每个人有不同“身份”，但在舆论上，在“理论”上差别并不大。也正因为有这个基础，通过“竞争”创造出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时“竞争”也带来了“不平等”现象的扩大，也就是今天人与人“身份”的差别与改开初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竞争”的积极意义在于事物的自然发展，而不是为“竞争”而制造“竞争”，今天由“身份”带来较大的收入上的差距正是“竞争”造成的，每个人“身份”的不同使我们失去了“公平竞争”的可能，社会也无法继续依靠“竞争”来实现进一步的发展。今天泛滥成灾的考试制度就是典型例子，社会出资，家长掏钱，将学子送进学校，不是为了孩子幸福成长。而是让孩子去受“苦中苦”，去做“人上人”，这不就是愚昧吗？不就是人性中的自虐现象吗？

“老三届人”利用“天性”创造了“物质”上的辉煌，但这辉煌进程是不可持续的。今天所以出现发展中的“困境”正是对“人人平等”这个基础的破坏，各种“等级”现象在全社会几乎无处不在，“天择”更多让位给了“人择”，使得靠“竞争”来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不复存在，而失去“人人平等”的基础上去“竞争”是不可想象的。人生存在“社会”中不同于生活在“大自然”中，同时需要“物质”和“精神”两种“财富”，我们这里指的“平等”不是指物质财富上的“均贫富”，也不是追求现实中的“同一化”，是指在精神层面上的平等，在“文化”上的平等。这“不平等”是指我们每个人的“身份”，是指没有了“在神的面前人人平等”的环境。而我们讲的“人人平等”是指每个人可以没有顾忌去学习“享受”自己喜欢的文化，具有认真思考问题的环境，能够在文化领域寻找“知己”。

有了一个世纪多的历史，今天我们的学校教育应该如何做呢？毫无问题应该纠正一直长期存在的偏差。学校首先要认清作为社会中的“一员”有责任维护社会的稳定，但作为学校，作为青少年，这方面责任是十分次要的。学校的确要把“哲学”作为最重要“课程”，但绝不是把任何哲学大师作为“导师”。也就是纠正我们提到的两项偏差不是去重新寻找“真理”，而是回归“常识”。更通俗去讲，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人类创建社会之初彼此做出的承诺，也就是建立的“契约”——“人生命财产的尊重”、“对诚信的尊重”、“对语言契约的尊重”，是人类社会文明的基石，是不可动摇的。“学校教育”最重要是维护这些基本“常识”，而不是利用学子的“思考能力”被用来怀疑这些“常识”。

“老三届”人如今步入老年，至少也是“准老人”了，很多人在享受着很不错的物质生活，人们相互勉励的话全都是强调要保重身体，好的心情是最重要的，似乎不愿再为任何“思想”去费神。这种“没有思想”应该正是这代人的“思想”，也是在回归“常识”。老三届人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同时也留下巨大的“精神问题”。“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篇文章希望能对爱好“思考”的中青年人有所借鉴，不要重蹈“老三届人”的覆辙，克服文章中提到的“学校教育”出现的两项偏差将会是一段时间里的“呐喊”！

来源：老三界人老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