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盛 ：科学乃自由之路

自晚清“西学东渐”以来，在我们的历史语境与大众认知中，“科学”概念始终具有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它最初是作为“坚船利炮”的化身登场，继而演变为“富国强兵”的实用工具，最终在现代文明中被等同于技术与生产力。但我们似乎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什么是科学？

吴国盛教授的新作《科学乃自由之路》便是从这一问题入手，通过回顾种种对于“科学”的误解，对“科学”这一概念进行正本清源。通过剥离“科学”的实用主义表象，带领我们重返科学诞生的时刻，去重新发现它最初的形态，以及那条通往人性完整的自由之路。

作为舶来品的“科学”

要探索“科学”是什么，首先必须直面一个常识性却极易被忽视的事实：中文语境里的“科学”一词纯粹是一个外来词，而非中国本土原生的词汇。这种词源上的断层，注定了我们在理解它时，天然地隔着一层跨文化的迷雾。

吴国盛从词源学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指出，从直接的来源上，中文的“科学”来自日本，是由日本学者西周翻译而来。在采用这一翻译前，近代中国对于英文中科学（science）的翻译则更加多种多样，如格致学、格物学、西学格致，五四时期也音译为“赛先生”，直到1915年才采取了“科学”的译法。

在追溯了“科学”在中国的引进后，吴国盛又将目光转向science这一英文词的词源。他指出，英文的science来自拉丁语中的“scientia”，而这一词汇则从希腊语中的“episteme”脱胎而来。所以归根结底，“科学”一词来源于希腊。

那么希腊人如何看待科学呢？吴国盛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他们是为了科学而追求科学，并不是以某种实用为目的”。由此可见，在古典思想的源头，科学是一种合乎理性的知识形态，是一种纯粹的、自由的、乃至无用的东西。

“科”“技”不分，以“技”代“科”

那么，国人对于科技有哪些误解呢？吴国盛认为，这是中国人对科学产生的最常见、最深层的误解。在现代汉语里，科学与科技似乎经常被混淆，科学经常被称为科技，而科技则常常让人联想到技术。吴国盛指出，这实际上反映了整个社会的集体无意识，实际上是因为观念中只有技术、没有科学。

吴国盛重申了二者的经典分野：科学的核心在于认识世界，而技术的核心在于改造世界。中国传统文化中就存在有技无科的问题——四大发明都是实用性的技术，而非探究原理的科学。在我们这个功利主义盛行的时代，面对某些试图单纯依据投入产出比，从而对科技研究工作进行量化管理的短视行为，重申这种区别具有极强的现实批判意义。

中国接受“科学”的特殊时代背景

要探究这种误解的由来又需要回到历史的语境中。吴国盛指出，“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通过两次西学东渐。第一次发生在明末清初，以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为代表的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科学，并翻译了一些西方经典科学作品，如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前六卷。但当时的中国人对于科学原理兴趣不大，更关注于他们带来的器物。

第二次西学东渐发生在1840年之后。近代特殊的历史语境，使得中国社会对“科学”的接纳，最初就并非出于对真理的无功利性探索，而是迫于现实的生存危机。富国强兵、振兴中华是近代中国人学习科学的根本动力，也是我们对于科学认同的来源。这体现了近代国人浓厚的家国情怀，但也为后来的功利主义科学观埋下了伏笔。

功利主义对“自由精神”的遮蔽

这种功利主义不仅来自于近代的危机意识，也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正如中国人常说的“学而优则仕”，读书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在传统文化中，知识不具有独立的地位。这种传统使得我们在接受科学时也延续了这种功利主义的眼光。加之近代学习西方科学时的被动处境，这使得国人对于科学的理解依旧具有极强的实用主义。

这种功利主义偏离了古典“科学”的原义。科学并不是外部的征服工具，而是涵养独立、自由人性的必经之路。将科学彻底功利化，实际上是阉割了它在古典时代通向自由的核心功能。

吴国盛通过追溯“科学”的词源与语境，强调了想要通往自由之路，必须重新回到“科学”的原义，在科学精神的起源中探索自由的精神与人生。

来源：美国史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