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炜光：杨小凯：没有制度基石的工业化，只会重复洋务的失败

晚清王朝逐渐失去了制度纠错能力，这对一个体制来说是致命的，但并不意味着它自己对此无感，相反，它知道危机存在，并且一直在设法自救，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持续了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取得了不小的成就：黄浦江边盖起了高楼大厦，天津成立了电报总局，广州市民用上了自来水，福州和台湾之间竟铺设了海底电缆——洋务运动决非“一事无成”。

问题在于，这些堪称“辉煌”的技术成果为什么没能转化为一个能够自我扩张的工业体系呢？杨小凯的分析仍是从制度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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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制度之锁下的体制自救

杨小凯给洋务运动定性，可归纳为以下四点：

第一，这是一个制度约束下的工业化运动。它是在旧制度的铁笼里跳舞，皇权国家的基本制度、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绝对不能被触碰，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自然无从谈起。

第二，这是一场“只要技术，不要制度”的跛脚改革。现代工业的两个基本要素——技术和制度，他们只选择前者，而拒绝了后者。这样做，不仅导致洋务运动失败，也为中国日后的长期发展埋下了祸根。

第三，洋务运动的本质是“国家机会主义”的。表现为：政府既是制定和执行规则的“裁判”，又是直接下场踢球的“球员”，拥有最终支配权，垄断工业资源，压制私人企业发展，目的是最大化政府所获租金和寻求统治秩序的稳定。

第四，“三官”模式的制度困境：洋务运动办企业，走的是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路子，表面看是政府与私人资本合作，本质上是政府掌握绝对控制权。

杨小凯说，李鸿章旗下三大企业——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都是这么运转的，企业经理都是有官衔的人，不对股东负责，只对上级领导负责。

此举有三大弊端：一是，企业用人不看市场看官场，政府可随时撤换总办、干涉企业日常经营；二是，关键项目如何决策、资金如何支出，股东说了不算，因为企业剩余控制权和剩余获利权不在资产所有者手里；第三，一旦企业经营不好，政府就会以“整顿”为名将其收归国有，民间资本血本无归。

杨小凯说，这种体制必然导致亦官亦商、官商勾结。商人要想成功，首要条件不是搞创新，而是与政府搞好关系，得到官员庇护，也就必然导致腐败和低效。

这种体制下，资源很难流到真正的企业家手里，他们只有依附于政治权力才能生存。于是民间正常的工商活动很难独立发展，新兴工业被牢牢地捆绑在旧体制的躯体上。杨小凯提到胡雪岩案，可用来说明这个旧制度最致命的问题。

杨小凯进而指出，这是一个刻意设计（deliberate）的产权模糊地带，以“合办”与“督办”的名义，合法保留对企业任意干预权。这样做的目的是：企业服务于政府需要，如筹款、军火制造等，更重要的是，可避免出现一个独立的、强大的资产阶级与其对抗，政治用意内含其中。

02

反例个案：不受官方干涉的私人企业

前面我们讲了那么多官办企业的问题，有人可能会问：难道晚清就没有成功的私企吗？有。杨小凯就给出了一个生动的反例——茂新面粉厂。它足可证明：只要摆脱了政府干预，真正的私企会多么的生机勃勃。

1902年，荣氏兄弟在无锡创办保兴面粉厂（一年后改称茂新面粉厂）。这两位“面粉大王”，出身上海钱庄学徒，没有高官身份，不靠官方拨款，初始资本全靠自家积累和亲友入股，设备只有4台法国石磨，日产面粉300包。

建厂初就起风波，有当地士绅联名告状，说是工厂烟囱正对文庙学宫，有碍风水，要求知县勒令停工，这就是所谓“太保墩事件”。私人企业刚起步，先要对抗的是地方保守势力和官府干预。

1902年11月，‌两江总督刘坤一第八次批示：‌革职留用阻挠建厂的知县，清查并惩处带头闹事的乡绅‌，这才迫使地方势力妥协，工厂得以复工。最后还是高层介入才解决，说明法律完全空缺。试想，如果是洋务官办企业，地方势力敢如此嚣张吗？

事情还没完，工厂投产后又起风波，市面上谣言四起，说荣氏面粉有毒，吃了不易消化，本地商铺集体抵制，面粉大量积压，合伙人朱仲甫一看这阵势，立即选择撤资。摆在荣氏面前两条路：关门清算，或走纯粹民营路线。他们选择了后者，茂新的亏损风险全部由股东自行承担，没人替他们兜底。

杨小凯说，荣氏企业属于“不受官方干涉的私人企业”，确实如此。重大决策、人事安排、利润分配，荣氏不属于官办体系，企业经营决策、人事安排、设备采购、利润分配，都掌握在自家手里；没有官员空降，不能任意撤换总经理，更不能强行接管企业，能依靠的只是自己的产品质量和市场渠道。

隐含的经济学逻辑就是：在这里，企业剩余控制权与剩余收益权得到了统一，同时，荣氏的经营没有官方介入，基本不存在寻租问题，企业可以放心大胆地把资源投入到生产发展和技术迭代中去。据此引申出以下三层道理，一层比一层深刻：

第一层：中国从来不缺企业家，不缺经营的技术和能力。只要减少行政权力对企业的干预，民间天然存在的强大的企业家活力就能焕发出来，晚清如此，现在也如此。同一批中国人，放在官督商办体制内，就会滋生低效腐败，放在自主经营的环境中，就能持续创新、持续扩张。必定如此。

第二层：洋务运动不可能孕育出真正的工业化。当大量关键行业被官商垄断，民间资本只能挤在面粉、食品这类人家没有强力垄断的轻工业赛道上艰难度日。也就解释了，晚清民营工业为什么都拥挤在吃饭穿衣这类层次上，重化工业、大型交通产业很难出现他们的身影。

第三层：印证杨小凯的“坏资本主义论”：高度依赖官场庇护的胡雪岩模式，权力起落直接决定企业生死，这样的企业毫无前途可言。茂新代表的是另一条可能性：完全依靠市场竞争生存，企业“活”的更好，甚至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所以，茂新案例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它办得如何成功，而是什么样的产权制度，能让企业家愿意无休止地发展壮大自己，能让企业家相信未来，自己必有远大前程。

不过需注意一点：茂新相对少受干预，有一定的行业偶然性：面粉行业不在朝廷的垄断清单上，不等于它的产权得到过什么保障。如果荣氏投资航运、军工业、邮政业，直接与官商正面竞争，那就是另一回事了。直到1904年，《公司商律》出台，民营公司才初步有了法律依据，也恰好和茂新扩张的时间重合上，印证了杨小凯“制度改善提升交易效率”的结论。

03

唯一转机：新政制度松绑，经济立即反弹

洋务运动三十年没做成的事，清末最后几年靠制度改革初见成效。1904年，《钦定大清商律》（含《商人通例》与《公司律》）颁布，私人办企业第一次有了明确的法律地位；同年，《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出台，企业从此有了正规的注册流程；1906年，《破产律》和《奖给商勋章程》也相继颁布，前者引入了债权人平等受偿与破产清算的现代观念，后者打破了“士农工商”的传统壁垒，重奖实业人物。至此，中国第一次有了现代商事法律的一个初步框架，实属不易。

制度松绑的效果立竿见影：1904至1908年间，全国私人企业注册达272家，资本迅速涌入纺织、面粉、航运与铁路等行业。荣氏兄弟的茂新面粉厂、商办粤汉铁路公司等都是在这个时候成立的，张謇的大生纱厂也是在这时借《公司律》完成扩股的。

一旦产权有了法律保障、企业有了合法地位、交易有了明确的规则，分工和专业化立刻就会自发生长。杨小凯说，可惜这个良好势头被接踵而来的革命和社会动荡打断了，中国又一次错过了平稳过渡、转型的机会。

04

杨小凯：制度是核心变量

1. 超边际分析证明，经济发展是一个分工演进的过程，交易效率越高，社会就越倾向于专业化分工，促进迂回生产的发展，从商业资本主义升级为工业资本主义；

2. 制度是交易效率和分工的核心变量，只有清晰、平等、有效的产权保护、专利制度、企业法律，才能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企业家的长期投资预期；

3. 两种资本主义清晰划分：政府或充当第三方仲裁，不参与市场竞争；或直接闯入市场，“裁判加球员”，制度化攫取垄断租金，后者便是百年间缕缕作祟的国家机会主义；

4. 私人投资者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收益权随时面临行政权力的干预，私人投资者的理性选择就只能是短期商业套利，拒绝长期的技术研发和重资产工业投资；

5. 清末新政最后几年的变化说明：僵化体制亦有起步机会，只要制度松绑，私人工业会立即启动：1904年以后商事法律相继落地，随之呈现私企的爆发式增长，印证了制度改革对释放民间经济活力的影响。

最后还是那句话：制度是核心变量，中国人理解这一点，用了很长很长时间。其中道理说起来并不复杂，只是杨小凯用他的经济学家之手，把这层面纱拨开了：没有一套保护产权、维护公平、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再轰轰烈烈的工业化运动，也只是空中楼阁、过眼云烟。

来源：少数派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