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不左不右,走人間正道

发布时间:2026-11-18 12:11 作者:俞可平 浏览:941次

如果称俞可平教授为中国内地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学家,没有之一,应该并无多少异议。

俞可平,1959年生于浙江绍兴,农家子弟出身,7岁放牛,1978年还在担任生产队干部时「爬起来就去考试」,「根本没有时间参加复习班,而且也不好意思,那年是夏天考试,夏天是水稻生长的关键时期,我是植保员,生怕因为复习考试而失职,对不起生产队的农民」,考上当年的绍兴师专政史系。毕业后考入厦门大学哲学系,1984年硕士毕业留校,1985年到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是中国内地1980年代最早毕业的两个政治学博士之一,之后留校又调入中共中央编译局工作,以其过人才华、沉潜性情和浓厚家国情怀,逐渐成长为着名的政治学者和中共智库的负责人之一,一步步踏入中国学术和体制中心。

政治学研究在中国其实道路崎岖。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和思想家、西方学术世界的奠基人之一亚里士多德,最早划分出后世公认的学科体系,断言政治学是「主要学科」「最高学科」。不过,政治学科经1952年学科调整后在内地大学基本消失,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得以恢复重建。而相比于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同样一度隐退不见的社会科学早已回归正常化甚至成为显学,政治学研究之路殊为不易,在种种艰难曲折、近似筚路蓝缕的环境下,俞可平教授却凭借他的锐见卓识,数十年来以一系列极富现实解释力和未来指导性的研究,获得了学术界内外的尊重和承认。

作为笔耕不辍、著作等身的理论家,俞可平已发表学术论文300多篇,出版专著、合著、编著100多部,研究领域广泛,包括了政治哲学、中国传统政治、马克思主义理论、比较政治学、当代西方政治学和中国当代政治的研究,代表作有《权力与权威》《中国古典政治九论》《帝国新论》《增量民主与善治》《论国家治理现代化》《走向善治》等。其最为人称道、最富现实指导意义的理论贡献,是他对人权、民主、善治等核心政治哲学命题的长期研究和阐扬,特别是对转型期的中国政治,过去几十年中,他提出了众多让人眼前一亮、具有穿透性和想象力的观点,比如「人的尊严」「增量民主」「动态稳定」「社会治理」「全球治理」「协商民主」「公民社会」「政府创新」「合法性」「人权」「善治」等,对这些今天已成知识界及体制内外共识的观点的研究和阐述,看似平常,其实是俞可平基于对中国本土独特政治生态的理解,以及求同存异、争取最大公约数的理性表达,蕴含着他的长期理想、现实智慧和心力贡献。需要介绍的是,其中很多理论贡献和组织传播,是俞可平教授在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任上,以亦学亦官身份所写作和推动的,这也是他曾被外界视为高层智囊的主要原因,尽管这一饱含善意的猜想素来为他否认。

在这些文章中,影响力最大的一篇,是短文《民主是个好东西》,只有1,915字,「写作时间很短,大概两三个小时,但思考是长期的」,本是俞可平为2006年10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同名著作所写的序言,12月由《北京日报》理论版转发后,引发广泛的共鸣和讨论,洛阳纸贵,一度被外界解读为是高层释放出的某种政治风向标。

这篇文章,用了六段「民主为什么是个好东西」的清晰、有逻辑的文字,阐明民主的价值、意义和实施条件,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对个别的人而言的,也不是对一些官员而言的;它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的,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坦率地说,对于那些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麻烦东西,甚至是一个坏东西」。俞可平也坦言:「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什么都好。民主决不是十全十美的,它有许多内在的不足。」「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可以为所欲为,能解决一切问题。」「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就没有痛苦的代价。」最后他的结论是:「我们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对于我们来说,民主更是一个好东西,也更加必不可少。」俞可平的名字由此出圈,受到海内外知识界关注。2009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桑顿在来华接受中国媒体访问时就说,「中国拥有一批世界级的思想家」,特意提到了俞可平的名字。

在斑斓复杂的中国社会光谱下,俞可平的学术观点自然也不乏争议。「有一段时间右派批评我是左派,左派批评我是右派。但其实我是中间派。我不走极端,我觉得谁正确我就同意谁的观点。」他说:「我有一个座右铭,『不左不右,走人间正道』。」当然,他的学术见解如渐进的增量改革是不是代价最小的改革路径等等,未来的历史演进会给出答案。

不要以为俞可平教授只是板凳一坐十年冷的低调学者,他更是行事干练、有现实推动力和人格魅力的学术领袖。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之外,从2000年起,俞可平联合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等三家机构发起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和「中国社会创新奖」等面向全国的评选,地方政府创新奖两年一次,15年举办8届,共2,045个项目参加评选,149个项目入围,70个项目获得优胜奖,在当时的学术界和体制内外具有良好的社会声誉。俞可平由此显示出良好的组织领导才能和推动制度变革的责任担当精神。

2015年10月,在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任上14年的俞可平选择了急流勇退,回到北大,担任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以前在中共中央编译局,我以推动现实政治的进步为主,倡导增量改革、政府创新、社会治理等,但也没有放弃学术。现在我希望能倒过来,以推动学术进步为主。毕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再不转型,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俞可平说学术有两种,一种是「尘世的学问」,一种是「天国的学问」,「前者是对策研究,为现实服务;后者是纯学问,属于基础性的理论研究」,未来他想更多做「天国的学问」。

盛年离开体制高位,虽然只是「这些年我多次申请辞去行政职务、回到大学做学问」的正常人事调动,但在当年不免引发某些疑问。不过,对俞可平教授而言,无非是「需要自己开车上下班」,「没有了办公厅、秘书处,以前打个电话就可以办好的事情,如今得靠自己」。这对俞可平不是问题,「我喜欢开车,没有人服务,我也很习惯」,他写文章哪怕是讲话稿,也从不假手于秘书。更主要的是,他说自己「一直牴触官本位思想,不迷恋权力」,「做学者是更好的追求」。

北大任教十年,俞可平确实交出了丰厚的学术成绩单。其个人专著出版不断,近两三年出版的就有《帝国新论》《中国古典政治九论》等,今年又将出版研究政治家与时代变革关系的《传统中的现代:王安石及其变法再检讨》。作为主编,他还主持了两项大型基础理论研究工程:一是被誉为「中国政治学基础研究的一根支柱」的《政治通鉴》,试图梳理出古今中外的政治经典、政治思潮、政治人物、政治制度、政治事件等整体性政治图谱,迄今已出版八卷;二是主持编译有800多名国际学者共同参与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中文版,已出版三卷。

对于央媒关于「你最理想的政治文明是一种怎样的状态」的提问,俞可平回答说:「最现实的政治理想有四个:一是善政;二是法治;三是增量民主;四是安全。」而实现增量民主有三条现实的途径:「一是选拔官员时引入更多竞争,以实现选优;二是从党内民主走向社会民主;三是从基层民主向更高层民主推进。」「最理想的政治现实,一是善治,二是高度民主,直至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也是我的最大理想。」

香港文汇报记者:您的人生经历异常丰富,从农民、村干部、大学生、中学教师、大学教师,博士毕业后到中共中央编译局工作做到副局长、中管干部,再回北大当院长,数十年亦官亦学经历可称精彩,请问您对人生还有遗憾吗?

俞可平:尽管我从不相信命运,也不迷信任何星相、风水、算命、血型之类的谶纬之言,但我确实非常幸运。我出身在一个非常贫穷的江南农民之家,因为贫困,我7岁时就半农半读:一边为生产队放牛,开始挣工分养活自己;一边上学,完成了从小学至高中的全部学业。作为放牛仔,我第二年就成为全村20多位牧童的头;作为学生,我还是公社红小兵的头。孩童时代,有点「黑白两道通吃」的感觉。高中毕业后成为地道的农民,并很快担任生产队干部,负责最重要的农业科技和植物保护。3年农民生涯后,又顺利考取了大学,在大学还未毕业时就考取了研究生,后来又成为中国有史以来自己培养的最早政治学博士生之一。在北京大学博士生毕业留校后,旋即又调入中共中央编译局。

到中共中央编译局后不到2年,就任副处长;又从副处长越过处长破格升为副所长,1997年升任所长,2001年42岁时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这在当时还是相当年轻的。当时的中共中央编译局是行政和业务「双轨制」,在行政职务晋陞的同时,我的专业职称晋陞也是一路绿灯,尽管做过3年农民,还当过中学和大学教师,耽误了一些专业研究的时间,但仍然在34岁那年被破格晋陞为研究员(教授)。在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任上,经过三年左右的努力争取,我又回到北京大学开始「仰望星空」,做「天国的学问」,实现了我自己的理想的学术人生。

因此,若纯粹从个人角度说,我的一生并没有什么遗憾。我以前的书斋叫「方圆阁」,现在换成「九直园」。尽管从「方圆阁」变为「九直园」确实有其物质性的载体改变,但更重要的,是我的精神世界的变化。过去在机关做领导为主,那就需要内方外圆,在坚持原则的同时保留讲话做事的适当灵活性。现在作为一名大学的普通教师,不再需要那种官场的圆通,可以大道直行,秉笔直书。不想说的话就不说,不想做的事就不做。

香港文汇报记者:您在学者和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位置上,都做了很多有价值的事,应该很不容易。中国历史上无论是有改革色彩的官员还是有理论创新能力的思想者,常常一路坎坷,请问您有什么切身体会?套用当年您上级评论您「胆大而有分寸」这一说法,如何在胆大和分寸之间,做到平衡?

俞可平:正如上面已经提到的,无论我的「学途」还是「仕途」都十分顺利,而且确实做了一些推动学术和社会进步的事情。我认为,除了我个人的秉性和努力之外,更重要的是与我所处的特殊环境有关,除了当时的时代环境之外,还有我所处的工作小环境。中共中央编译局是党中央直属的专业机构,主要从事编译和研究,是中央机关中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我的分管领导和直接领导都是著名学者,不仅爱才,而且非常开明。今年5月,我还以个人名义为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的创始所长,也是我刚到中共中央编译局时的直接领导詹汝琮先生举办了一个百岁庆生会。他是当年国民政府时期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也是中共地下党员。这位老共产党人思想解放,勇于担当。我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因发表倡导人权的文章受到有关部门的「批评」时,他与其他中共中央编译局的领导为我据理力争,而且完全不影响对我的提拔使用。但我也清楚地知道,我所遇到的环境和领导具有相当的特殊性,属于我的「幸运」。就其整体而言,官场并不适合我。我在担任中共中央编译局领导时,多次自称「学者」,便常常会受到上级领导的善意提醒和批评。但我下意识地认为自己就是一名学者,而不是官员。

我们毕竟生活在现代的民主社会,像我这样毕生倡导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并且最终个人的陞迁和权利并未受到大的影响,这实在不足为训。真正令人感慨的,是在传统中国的专制社会中,有一些人远比我更加大胆,所做的事业真正惊世骇俗,深刻影响当时的现实和身后的中国历史进程,最终却能「无灾无难到公卿」。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改革家和文学家王安石。他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大无畏精神,一生「从道不从君」,敢于冲破旧思想、旧制度和旧习俗的束缚,个性张扬,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在大是大非上从不屈从包括皇帝在内的任何权贵,然而却仕途顺畅,位极人臣。「王安石现象」才是真正值得令人深思的中国传统政治之谜,我充满激情地写了一本《传统中的现代:王安石及其变法再检讨》,试图解析此谜。王安石老家江西临川(今抚州)将在今年12月19日召开拙着的新书出版座谈会,以纪念王安石诞辰1005年。你要有兴趣,十分欢迎参加。

香港文汇报记者:您这一代人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您的人生轨迹也与国家的发展紧密相连。站在今天的角度,您对改革开放有什么样的感悟?外界注意到,您曾在不同场合表达过您的政治理想与学术旨趣,在您个人经历和现实环境变动如此之大的今天,不知您的观点是否有所改变?

俞可平:即使放在整个中国历史的长河之中,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也弥足珍贵,并极其幸运,全程经历并积极参与了伟大的改革开放全过程。经历并参与改革开放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经历和参与中国社会整体上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作为一名学者,感悟会比其他人多一些。择其大者而言,主要有这么几点:

1)人类文明的进步,都得益于开放和学习。一种文明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其包容和开放。一旦文明处于自我封闭,这种文明就会停滞不动,并可能大踏步倒退;

2)经济的繁荣、国民的富裕和人民生活的自由幸福,与国家的政治制度直接相关。良好的政治会极大地促进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反之,则会使国家落后、人民贫困、社会僵化;

3)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在自由开放的环境中,个人的潜力会获得最大限度的释放,个人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而改变自身的命运。反之,在压制封闭的环境中,个人即使有最聪明的头脑,也难以发挥其创造力,难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4)因为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所以对中国历史上的某些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会有新的认识和体会。

我的政治理想与学术理想与当年接受采访时并无丝毫改变。在政治理想方面,在我可以想象的未来,人类最高的理想政治状态就是建设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从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中华文明是伟大的文明,我们不仅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样不可缺少高度的政治文明。高度的政治文明,最根本的就是高度的民主与法治。民主和法治都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差不多在20年前我说过「民主是个好东西」,在今天我还坚持要说「民主依然是个好东西」。在学术理想方面,我继续在努力揭示人类文明的演进轨迹与发展规律,探究中国与人类的理想政治状态。手头正在做的就是主持编纂多卷本的《政治通鉴》,目前进展相对顺利,已经正式出版了8卷,第9卷也将在年内出版。

我特别赞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在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所有学科中,政治学是「主导学科」。因为政治学关注「最高的善」和「公共的善」。他说的「最高的善」,其实就是国家的公共利益,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幸福地生活。做一个官,你要为你治下的每一位公民的自由幸福奋斗;做一个学者,在尽社会公共责任的同时,也使自己享受学问带来的幸福快乐。

来源:香港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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