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价交换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商人道德解决中国未来》这本书的意义在于由企业家本人和自由职业者主动探讨商人的道德问题，这是全社会认识该问题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我有几点想法：
该书回顾了改革开放30年商人群体的成长历史，他们认为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转轨变型的关键时期，民营企业家既是初尝禁果的人，也是初尝甜果的人。曲直主张社会不必强究原罪，郭丽双主张原罪和救赎的意识，我认为二人从个人角度谈到这个问题都有建设性。其实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际歌是最早引用原罪一词的：“起来，全世界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的罪人”。罪人，即有原罪之人，在这里指的是无产者，只有自己靠自己，自己救自己。因为我们不能理解，无产阶级怎么就是罪人了，所以我们就把罪人改成了“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最早翻译的是瞿秋白。我看于光远的一本书，这个翻译就是对的，它只是借用了基督教的文化，实际上是反其道而用之，所以于光远同志说，每当唱国际歌时，一唱到这儿，他说我就不唱受苦，我就唱罪人。其实这个里面的道理是很深刻的。国际歌是反其道用了这个词。今天用之，也未尝不可。只是不能以宗教教义的观点扭曲我们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既是尝禁果的人，也是尝甜果的人，我觉得这个说法非常好。他们两方面的观点都不是简单说禁和甜的问题，都是很复杂的转型变化的过程。
该书之所以提出明确的道德建设问题，乃是因为广大民营企业家，现在已经开始步入理性的创业阶段。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不但写有巨著《国富论》，也写有他修改终生也不满意的《道德情操论》。两书之间的矛盾困扰他终生，自古以来，义利之辩，就是思想界和工商界争论的热点。该书认为商人职业特性决定了其道德的特殊性，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必然的，也是有条件的，其功利价值不能否认，社会也应尊重这种价值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对此更应该有所建树。
该书提出新儒商的观点，虽非首创，但也应百思不厌。可惜的是新儒商最早的成功者并不在孔孟的故乡，而在日本。日本的企业之父涩泽荣一是一手拿算盘，一手拿《论语》的日本儒商，他从日本后发优势的地位出发， 把企业和银行连成一体。他是一个民间人士，他要办企业必须解决资金问题，日本政府就在资金流通上开方便之门，我觉得这一点，对中国很有借鉴意义。一个后发国家要迎头赶上发达国家，不把各种条件综合起来，还是按照一个单纯的自然发展之路，需要企业搞企业，需要市场抓市场，需要金融抓金融，那只能是少、慢、差、费。后人评价涩泽荣一的目的，是要把没有罪恶相伴的神圣财富作为奋斗目标，现实中要把罪恶完全消除，恐怕太天真了，人类只有完全把财产观变为财富观，罪恶和法律才会在人类中消失。把神圣的富裕和阳光下的财产作为这一代民营企业家的奋斗目标，这是很好的。
该书对富不过三代的提示，也有警示意义，我们的社会除公有财产之外，还有私有财产，政府绝不会用行政暴力的手段，对非公经济再搞第二次实为国有化的公私合营了，绝不会无偿剥夺公民的私有财产，这个已经写上宪法。但是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私有财产总是和家庭的存在连为一体的，自己的企业究竟是传贤，还是传子，传外还是传内，像是一个幽灵，一道魔咒，在历代富商心中挥之不去，我觉得现在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企业传承最重要的是企业家、企业精神的传承。2000多年前历史学家司马迁曾用泰山和鸿毛比喻过人之生死，我觉得司马迁说得非常好，他又用流水比喻过财富，“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意思是说没有哪个行业是永远可以来赚钱的， 永远有高额利润。马克思说，任何一个行业的竞争的结果，都是利润归于零。他要说明的问题在于， 要想财富常有， 除去本人的修养之外， 还要教育自己的子女学文化， 学人品，以社会潮流为归宿，通晓胜败兴亡之意，弄通经世济民的道理，既行商道，又知商德，自己方能心安理得。
商有多种含义，一是指中国上古时代的商民族，由于他们经商的才能，就把这个产业，乃至这个行业称为商业；二是指商品、商业的本质特点，就是交换，就是交易；三是指平等地位的商量、协商和商讨，要协商必须得平等，不平等，那就不叫协商。商这个词是很有意思的。一切经济学家都认为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态，商品之间的交换就是等价交换，但是真正做到这点很不容易。讨价还价找出等量价值的商品交换，或根据需求互通有无，是正常之事，哪怕砍价，讨价还价，都是这个意思，都不是很庸俗的事。但是不等价的交换，抬价、压价、垄断价格，操纵供需，确实是损害消费者利益的一大痛事，一大恨事。我觉得在经济时代，这是真正让老百姓所痛恨的。
等价交换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如果真的建立起一种诚信守信，保质保量的等价交换，那我们的市场秩序，经济环境，社会风气就会大大好转，就会产生根本性的变化。市场经济必须有利于它相应的经济伦理学，主体应该率先带头示范，从这层意义上讲，商人道德决定中国未来，不但没有错，而且是一个十分正确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