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平：耀邦同志和少年儿童工作（下）——让少年儿童学习自己管理自己

一、全国第一次少年先锋队代表大会

1984 年7 月25 日至8 月4 日，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和辅导员代表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开幕。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先念、邓颖超、郝建秀出席开幕式，团中央第一书记王兆国致开幕词，政协主席邓颖超代表党中央致贺词。少年儿童组织举办的全国代表大会在我国还是第一次。会议的全部代表都是少先队员和少先队员的辅导员，大会还仿照共青团全国代表大会的模式，成立了少先队代表组成的大会主席团，就是主持大会的主席也是少先队员。出席的代表有三千人，代表56 个民族，大会之后举行了篝火晚会。

代表大会闭幕前，全体代表又集体乘车去了北戴河，受到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习仲勋、胡乔木、姚依林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并一起合影留念。这次会议受到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河北、天津、军队拿出十处沿海疗养院和五十辆大巴车招待代表，海军还破例调出一条军舰供小代表们参观。整个大会的预算还有6 万元的缺口，天津石化、大港油田和河北省政府给予了全部补贴。陈云同志又给王亚妮、王莉江两位小朋友发来致谢信。

耀邦同志和中央同志出席了这次北戴河的聚会。耀邦同志面对台下的三千名少先队代表，心中充满喜悦，发表了即兴贺辞：

你们这个会叫做中国少先先锋队员和辅导员代表会议，又可以叫21 世纪中国人树雄心壮志的会议。我们坐在这里的人只能代表20 世纪，到21 世纪要靠你们接班。你们现在的任务是学习嘛！

这时北京市的小代表，大会主席王昕从旁答话：“要努力学习，还要锻炼身体！”这是一场两个世纪人与人之间的对话，立即引起全场的欢呼。

这时上海小代表张练红，站起来向大会汇报工作：“去年‘六一’上海市少代会上，我们成立了红领巾理事会，参与领导管理全市少先队（的）大事，办起自编的《我们一百万》队报，我们现在要当队的主人，将来要当团的主人，党的主人。要勇敢肩负起建设祖国，创造新世界的重担。”

耀邦同志回答：“你们将来要比我们强。你们的本事应该比我们大，应该比我们大！”

这时一位少先队代表给主席台送上一幅“奋飞”的墨笔题字。耀邦同志接过题字，脱口而出：“你们要奋飞！少先队员奋发起飞，还要靠辅导员们更加辛勤的劳动。”

整整四十年过去了，不知“上海红领巾理事会”是否还在继续发挥作用。当年的小代表们，现在的年龄大概都在五十岁上下了吧。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少先队员们，若以二十年为一代计算，恐怕也有两代人了。新时代，我国的少年儿童工作，又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希望少年儿童工作一年更比一年强。

党中央对少年儿童成长、培养、教育的工作一直是非常重视的。革命战争时的儿童团还是一个半军事的儿童组织，当时涌现出来的众多的红小鬼，是革命队伍中一幅特别的少年英雄景观图。建国后，我国建立了中国少年先锋队组织，培养他们在德育、智育、体育诸方面全面发展。少年儿童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同时还要引导他们开展各种社会活动，在实际生活中受到教育和锻炼，成为有五爱追求和新一代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

这些工作无疑都是正确的，有利于少年儿童成长的。但在工作方法上是否可以再放手、再大胆一些呢？青年团的三届三中全会对改革少年先锋队的工作做出了大胆的探讨。

二、青年团三届三中全会的一项新决议

1958 年6 月28 日，在青年团三届三中全会上，会议热烈地讨论了《关于改进少年先锋队工作，开展共产主义少年儿童运动的决议》。《决议》最有突破性的一点，反映在其工作方法的创新观念上。《决议》的第三部分倡导：“在少年儿童运动中，要注意让少年儿童学习自己管理自己，这对少年儿童的培养教育具有深远意义。”这样的工作方法有什么意义呢？

首先，《决议》强调：“少年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应该教育他们以主人翁的态度来对待祖国和人民的事业，让少年儿童在自己的组织里学习当家作主，学习过集体生活，学习为国家为集体办事情，为了共同的目的，自觉地有组织地行动。”

我认为对少年儿童来说，启发他们的主人翁态度非常重要。人们从孩童阶段成长到少年阶段，尽管其认识能力还相当幼稚，但也有了接受外界事物的相应能力。处在少年时期的他们，主要应该接受小学和初中的教育，同时不可避免的要受到社会现实的教育。作为被教育者，要获得很好的教育成果，到底是采取一种消极被动的态度，还是采取一种积极主动的态度好呢？我想当然是后者好，后者的态度就是主人翁的学习态度。如果能以主人翁的态度去对待祖国和人民的事业。我认为这就是少年儿童工作起步的成功。少年儿童的主人翁态度是需要培养的，是需要条件的，是需要自己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荀子曰：“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前一句话未必正确，后一句话确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人们之所以具有真善美的品德和修养，完全是人们后天努力学习实践的结果。

其次，《决议》还指出要做好少年儿童的工作，一定要热爱少年儿童：“必须破除不相信少年儿童，认为少年儿童年龄小，什么也办不了，轻视少年儿童的主动性和创造才能的错误观点。”这种观点之所以错误，是不切实际地拿成年人和少年儿童相比。对一个人来说，他每个年龄阶段，都是一个复杂成长的人生阶梯。处在少年儿童时期的人，对社会上各种事物必然充满着新鲜感、好奇感，但缺乏辨别能力，思想不成熟、不成型。因此，教育工作者绝不能用不同年龄段的人去互比长短，否则就可能出现拔苗助长、鹦鹉学舌、人云亦云、邯郸学步的教育恶果。

再者，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是分不开的，关联性很强。比如说，成年人、家长和学生之间有代沟，就是一件颇为头疼的问题，切忌用成人的心态、思维方式教育影响少年儿童。老师、家长认为是对的价值观，一些学生可能并不理解，一些没有固定结论的问题，非要有统一的口径，不准有多种题解，也是教育的不智之举。需知少年儿童的天性，爱说真话，爱提问题，这是人生最宝贵的受教育时段。教育得法，使他们自然说出真话，袒露真情，他们就可能培养成为那种敢想、敢说、敢做、不拘谨、不盲从、敢于革新、敢于坚持真理的一代人。教育失真，也可能造就出那种说谎话、假话、空话，成为将来的投机分子。在学校、共青团的指导帮助下，让少年儿童自己管理自己，在彼此熟悉的环境、语境中去讨论问题，交流意见，更有利于少年儿童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比如，近日发生的邯郸三个学生残酷杀害同学的事情，法院发声了，公安发声了，家长们发声了，律师发声了，为什么少年先锋队不发声呢？需知这是一个当代少年如何教育的典型问题，是一个人人都要回答的问题。学校的少年先锋队完全可以自己发声，可以开大会、发呼吁，动员广大同学做声讨。只要有社会良知的引导，少年之间，同辈之间，不同思想的撞击也会激发少年儿童的是非、善恶的向上之心。

最后，《决议》的第一部分指出：“在我们的工作中，对于引导少年儿童参加社会政治生活和生产劳动是做的不够的，许多地方少先队的活动还常常局限在学校的生活圈子里，和社会生活脱节的现象。”应该说，在1958 年的“大跃进”时代，少年儿童参加社会政治生活和生产劳动确实多了一些，有些活动和劳动不见得完全符合小学生、中学生的年龄特点。但从世界公认的教育学来讲，这种社会活动并不排斥，有的教育发达的国家还特别强调学生们接触社会，进行公益活动，注重动手能力的培养。

我认为，中国少年先锋队可以配合学校在这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上世纪五十年代，少先队就在绿化祖国，讲卫生，推广普通话等方面发挥了有益作用，由此还扩展到各种公益活动，纪念革命烈士、访问模范人物，都是有意义的社会活动。《决议》还提到今后学校也应该“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建立小工厂、小农场、小养畜场，吸引少年儿童参加生产劳动，学习科学知识和劳动本领，开展各种体育和文化活动，锻炼坚强的体魄和意志，养成开朗活泼的性格”。如果做到这一点，整个义务教育还要起重大变化。

1958 年1 月1 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乘风破浪》的社论，社论第一次提出“多快好省”社会主义的建设口号。1 月2日，毛泽东为一篇《江苏红领巾支援（农业）四十条》报道批示给胡乔木：“红领巾新闻可阅，并可参看江苏报纸由新华社写一条新闻播发。”

什么是“四十条”呢？1956 年1 月在党中央、毛泽东的领导下，我党制定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中央文件。毛泽东认为农业问题，不仅是农民的问题，也应是全民的问题和任务，因此需要全民参加，包括少年儿童也在内。在国家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耀邦同志也向少年儿童提出希望：现在你们做小五年计划，准备将来做大五年计划。1958 年新年刚刚开始，《乘风破浪》的社论，“多快好省”总路线的提出，毛泽东对全党提出的任务，也包括对少年儿童红领巾的期许，诸多事例大大活跃刺激了耀邦同志的头脑。要说在“大跃进”时期，他是党内的一个积极分子一点也不过分。在1958 年，热火朝天的激情岁月里，团中央决定召开团中央全会。

三、两个《决议》的不同结果

青年团的三届三中全会于这年的6 月2 日至8 月13 日在北京召开。三中全会上作了两个决议，一个就是少年儿童的决议，另一个就是号召青年团干部、共青团积极分子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决议。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这次三届三中全会为何竟然开了七十二天。

青年团的三届三中全会，于6 月28 日通过了《关于改进少年先锋队工作，开展共产主义少年儿童运动的决议》，《中国少年先锋队队章》和《关于组织广大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决议》。会议进行得非常顺利，当会议即将宣布结束时，忽然得到上级指示：会议不能散，立即要用整风的精神，从思想上解决青年团如何进一步“保证党的绝对领导”问题。一般来讲，团中央开展整风学习并无不可，但这次整风的矛头全部集中在项南和梁步庭两位同志身上，非常令人诧异。全会开了二十八天，整风会议竟用了四十四天，也让全体参会的同志感到惊讶！会议通过的三个决议，有关两个少先队的文件都是项南负责起草的，会议的批判重点又是他，真把大家搞糊涂了。会议后期的7 月25 日，耀邦同志在大会上讲话：“我来讲一下我个人的（对会议的）意见，主要是着重我个人的检讨。”检讨的标题是《警惕我先锋主义的苗头和个人英雄主义》，可见整风的深入。

青年团的三届三中全会最后是结束了。会议通过的《关于改进少年先锋队工作，开展共产主义少年儿童运动的决议》并于8月9 日获得中央批准转发，而《关于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决议》却被搁置了。与会同志谁也没有想到，两个《决议》的命运竟是如此不同，这对与会同志的工作勇气确有打击。何谓“先锋主义”？少先队不讲先锋队，共青团不发挥先锋作用，哪是什么组织呢？

谁也没有想到，被搁置的青年团关于《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决议》竟又起死回生了，《决议》的请示在1960 年1 月12 日，喜获中共中央批复同意了。为此，在3 月25 日召开的中央天津会议上，邓小平同志还在会上专门讲了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的原意是，现在有两个倾向值得注意：第一，不能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第二，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割裂起来。这次讲话，似乎是对青年团倡导学习“毛泽东著作”，过去没有批复，现在才加以批复作出的解释。（《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83 页）

青年团的三届三中全会至今已近七十年了，今天看来青年团的三届三中全会带有“大跃进”强烈的时代气息。总体来讲，虽然“大跃进”运动是失败了，但也有宝贵的经验可以总结，这些运动历史经验，也是今日改革可以借鉴的宝贵精神遗产。比如，号召少年先锋队员们的学习，要接触社会现实，在校学习一定要结合相应的劳动，在学校教育秩序统一安排下，力求指导少先队组织，自己管理自己，用鲜活的生活实例，自己教育自己，仍不失为少年先锋队可以勇敢探讨的一条成长之路。对耀邦同志来讲，这次会议又让他对青年团的改革工作更加冷静、客观了一些。1958 年的下半年，他只作过一次大会发言，这使他又避免了多说错话的机会。

他又一次放开讲话是1959 年1 月，在广西、贵州团的调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在广西岑溪县的公路旁看到一副标语：“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他想了想，便对陪同人员说：“生产还没有发展到这么高的水平，这副对联应该改一改吧。”便用笔把标语改为“继续鼓足干劲生产，准备放开肚皮吃饭”。他一路上不断提倡勤俭办社，注意节约粮食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他说：人民公社（大食堂）“在伙食问题上实行了集体消费，这就更需要强调勤俭办社的原则，在目前首先要在群众中开展一个节约粮食的活动”。他认为“去年我国粮食产量翻了一番……粮食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大跃进”时期，各条战线都有英雄模范人物，他认为这要积极表扬宣传，但不要普遍的放高指标的标兵卫星，群众评比时，只许上游，不许下游。

青年团三届三中的两个重要《决议》的发展历史，无疑是耀邦同志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时段。由于“大跃进”时期，他在这些工作、生活方面的经历，致使他在庐山会议的心情和思想是矛盾的。总之，他觉得党内不同倾向的思想变得更为复杂了，他赞成保护广大群众的生产热情，又对党内反倾向的斗争突然转向而不解。

                                                                   2024.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