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猫：去找总书记
人年轻的时候总会有一些钻牛角尖的事情，抓住一个问题死活想不通。比如有一阵子，我就在琢磨入党的系列问题：例如为什么要入党？是不是要带着功利心入党？和那些我认为不怎么样的党员共事会不会有失身份……等等。大一的时候我真抱着列宁全集在图书馆里啃过，但那是说俄国的事情，感觉远，看了好多天还是理不出头绪。后来和两个同学议论这事儿，没想到他们也有同感。不知道现在大学生们怎么看我们，可当时我们的确是陷进去不能自拔。为此，学生党组织叫我去参加活动我都没去，我觉得比参加组织活动更重要的是，得把事情想清楚。
想不清楚就得问。哥儿几个在小饭馆里说来说去，突然有人说：“我知道胡耀邦家住在哪里，咱们去问问他吧。”
这个建议当然是激动人心的，直接去总书记家里求教，想想就兴奋得不得了了。
我们的计划是，找到总书记家，去当面搞清楚自己心里的疑问。不过我们都知道，见到这么大的领导不是那么容易的，如果见不到，我们将给他留下一封信，上面写清楚我们的问题，这样，他有可能给我们回信。即使是不回信也没关系，至少会有人知道，大学生是怎么想的。
信是由我起草的，因为我的字写得最清楚。想想也是怪，当初连个草稿也没留，就那么直接在信纸上写了，又写上落款：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八五级某某某、某某、某某某。签好名，装信封，万事具备。
那是1987年夏初的下午，天气很好，我们三个人骑车从学校出发，进南长街，拐入一条胡同，远远看到红色的大门。那就是传说中总书记的家。当时心里挺紧张，倒不是因为怕说话，而是因为担心，万一不是可怎么办？
我们到门口的时候，有个警卫出来了，是武警战士，很有礼貌。他问：“同学，你们找谁？”
我说：“我们是人民大学的学生。请问，总书记是住这儿吗？”
战士说：“是啊。你们有事？”
“是这样，我们对入党的事，有点疑问弄不清楚……”我们三个解释着，总算把事情说清楚了，“想找总书记请教，问问他。”
战士说：“真的不凑巧，总书记去外地视察去了，还不能定什么时候回来。你们的问题，我能不能转告？”
这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于是我把那封信拿出来：“都写这里了，麻烦您方便的话转交一下。”
“这太好了。”战士笑了，“交给我吧，我一定会转交的。”
信递出去，道了谢，我们骑车往回走，有点失落，但更多的是高兴。问题问出去了，心里舒服很多，更何况在我们来说，做的是一件有点冒险的事。事情到这里，已经够刺激了。
我们认为，这事儿到这就结束了，也许将来某一天，总书记会有封回信，或者我们学校的党组织可能会知道这件事，找我们谈谈。
七月初的一天早晨，天色阴沉，雷声轰鸣。之所以还记得日子，因为那是高考的第一天。我的考试已经完成了，正躺在宿舍睡大觉，当时在想，今年的考生有福了，凉快。
迷迷糊糊之间，就听见有人很响地敲门。开门一看，是党办的老师，因为也是系里出去的，都认识，正想往宿舍里让，他说：“就找你，赶紧跟我走。”
叫出来的学生是我们三个，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就那么跟着，走得飞快。路上几个人一交换眼神，大概明白是那封信的事。我还在想，得，老师怒了，这几个学生给他找麻烦了。
进了间会议室，我们都有点傻。里面坐着几个人，其中一个，是当时的国家教委负责人何东昌，还有另外两个，介绍也都是很高的官员（其中一位是滕藤，还有一位，真想不起来了）。何东昌主任问：“你们三个给总书记写信了？”
我们点头。
“耀邦同志很重视，看信后做了批示，让我们一定找到你们几个，面谈，要把问题都解开。”
我看陪同的老师，特别紧张，一定是还不知道我们问了什么问题，漏子捅得有多大。其实我们自己也紧张，因为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说话都词不达意的。
整个谈话进行了一上午，主要是他们在谈，中间我们还会插嘴问，但不多，何主任他们耐心很好，一直讲到大概中午一点。
出来的时候，我们哥儿几个都长松了一口气。其实疑问并没有完全解开，但议论起来，感动总还是有的。
这事儿，觉得总书记比我们还认真。
我自己很怀念80年代，因为那时候人们都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也就是在那种情况下，作为学生的我们，才会有总书记离我们并不远的想法，才会有直接去家里找人家的冲动。当然，从整个事情的过程来看，这种“近”是的确存在的。也由此，我心里对胡耀邦一直有一种尊敬感和亲近感。后来我在一家杂志社工作，地址是很久以前团中央的办公地，其中一间房子，就是他曾经办公的地方。我经常去那间房子转悠，也是有一种亲近感在其中。
政府和政党的领导人，在民众中有着亲近感，那是很难得的。这种亲近感不是做出来的，而是细节积累起来的。
只是到现在，一些问题还是没搞明白，也就一直没入党。这也许有负于总书记的苦心。但我想，争取做个好人吧，这样，也算是对得起胡耀邦在天之灵了。
20年这么快就过去了。这些年来，我没和别人细致说起过这件事情。只是到了整年头，觉得该记录下来，对青春有个怀恋。正好人大校友办的师妹约稿子，就把它写下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