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拒不签字

12月1日，胡耀邦去西北局报到。从此，胡耀邦主政陕西总共有200多天。

这期间，他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与广大干部和群众同甘共苦，努力发展工农业生产，推进了所在地区的各项建设。

受当时“左”的思想影响，胡耀邦在陕西受到了批判。在叶剑英、张爱萍等人的关心下，1965年6月20日，胡耀邦乘飞机返回了北京。

1966年“文革”刚刚开始，大字报、大标语贴满团中央。 在大字报上，被点名最多的就是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常务书记胡克实、候补书记胡启立。“三胡”的提法，就是在这时候叫开来的。胡耀邦被关在“牛棚”里，睡在地下，不许回家。他在参加了党的一次扩大的中央全会后，周恩来为保护他，让他住进京西宾馆三个月。

1969年5月，按照林彪的“一号命令”，团中央机关和各个直属单位2000多人，都被一锅端到河南省潢川县的黄湖农场，办起了“五七”干校。

不久，胡耀邦也来了干校，被编在第一连第一排第一班。他先与几十人合住一座仓库，后又与好多人合住一间大草房。他本是行政5级每月400多元工资的高干，现在每月实际只得30多元的生活费，与大伙一道在大食堂排队打饭，抽1角6分钱一盒的“工”字牌香烟。

不论和泥、脱坯、当小工、上屋顶、拉石头，还是挖河、打草、插秧、收割、烧茶炉、淘厕所、守场院，他都干得欢。抢场时，装有100多斤粮食的大麻袋，他那么小的个头也一包一包地往仓库里扛。

1971年夏天暴雨成灾，河水倒灌，黄湖大堤随时有被淹没的危险，他也和大家一道上堤抢险。一次暮色迷蒙，雨声淅沥，抢险的突击队都下堤吃晚饭了，胡耀邦戴着斗笠，扛着铁锹，独自一人在他们一连的防护堤上来回巡逻，堤外回响着激荡堤岸的涛声。

1972年4月，驻团中央的军代表，把胡耀邦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

胡耀邦看了这个“审查报告”很生气，逐条予以反驳，拒不签字，并对这位中央特派军代表说：你们不要用大帽子压人！

然后他在自己写的《对审查报告的几点意见》中说：“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如果难以取得一致意见，我建议军代表的审查报告直送中央，而不必经我签。”其后直到“文革”结束，他也没签字。

就在这拒不签字的时候，他给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位年轻人写了一封很长的复信，信的最后一段说：我很幸运地能够活下来，并且同你们一道，看到了那些赫赫一时的专门为个人权势作恶的家伙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变成了一堆堆臭狗屎，而那些为祖国为人民利益一往直前地奋斗的同志，却在人民群众心灵处生根开花，这是最值得记取的一件根本大事。它决定着我们一生应该忘却什么，追求什么。

1972年秋，他才离开了潢川干校，回北京检查身体和休息。

不久，干校的其他人也陆陆续续地回到了北京。

胡耀邦回到北京不久，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军代表找他谈话，说准备分配他担任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