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消费思想的形成过程

耀邦同志的消费思想也是逐步形成的。他出身于一个下中农的家庭，经过革命战争岁月异常艰苦的生活。延安时期生活有了一些改善，他就产生了一种文化上的要求，“什么时候可以到北平，听一下梅兰芳先生的京戏，那多好啊。”建国以后，他和青年人的接触，也使他更深一层了解了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

一、对经济工作的热爱

耀邦同志做过人民军队的组织工作，也做过共青团的工作。两段时间都不算短，他对政治思想和干部工作相当熟悉。建国以后，“文革”之前，在我的印象中，他似乎对他未能直接从事经济工作，总持有相当的遗憾。他总把解放初在川北行署工作的两年半时间，作为一段最美好的时光回忆。那是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建设新中国起步的阶段。整个中国一片红火，人民群众扬眉吐气。作为红四方面军的老革命根据地和朱德总司令的故乡，川北人民更是欢呼雀跃投入生产建设事业之中。这个道理十分简单，人民为革命流血牺牲，不就是要换来一个越来越富足、美好、幸福的生活吗？耀邦同志也坚信这个道理，如果背离这一方向，那么革命的目的又何在呢？可以说，革命的目的和经济建设的目的是共通的。我想这是他热爱经济工作的思想根源。所以，他投入了大量精力，研究国民经济方方面面的建设问题。

二、对群众需求的关注

在团中央工作期间，据耀邦同志的警卫秘书李汉平同志回忆：20 世纪60 年代，耀邦同志下乡调研，来到河北安国，在田间地头和一群男女青年社员席地而坐，他问：年轻人究竟有什么希望？有什么要求？青年们七嘴八舌地说：我们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旁边就是轰隆轰隆的铁道线，城里人的生活多好啊！青年人还学着火车的声音，编了个顺口溜：

咣当咣当，七八十块；
咣唧咣唧，皮鞋大衣。

我记得在上小学的时候，一位女同学写过一篇作文，描写她在夏天穿了一件花色鲜艳的布拉吉。立即遭到周围同学的讥笑和讽刺，说她爱美，爱打扮，但她内心却充满了一种少年女生的愉悦。她的内心独白是：“今天我穿花衣服，明天你们就会穿上更美的连衣裙！”语文老师当众向全班同学朗诵了她的作文。回想起来，这是我第一次接受的美的教育。长大以后，我才知道，当时穿花衣服的号召，就是团中央发起的，父亲当然是个最积极的策划人，并得到财政部的大力支持，国家为此增加了税收，时为财政部部长的李先念为此喜上眉梢。这是我记忆中耀邦同志第一次倡导消费。
改革开放以后，耀邦同志率先穿起西装。为此，一些民主党派的老同志给他写信：中央提倡的都好，就是穿西装不好，因为西装不是我们的，应该穿中山装……他在大会上回答说：中山装也不是我们国家的传统服装，是孙中山先生引进后改装的。
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出身于湖湘文化之地的耀邦同志来说，故乡文化对他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当我上初中的时候，父亲就说过：以后几个孩子，谁上初中，家里可以给他买辆自行车；上高中，可以给一块手表；上大学，可以给一架照相机。他对家人如此，对全国的青少年也有此“梦想”。
改革之初，他就和身边的人讨论，要让青年人学些什么技艺呢？他提出应该训练青年人开汽车，他是否预见到今后中国的汽车制造业也会在本国大行其道呢？
据李汉平同志回忆：1984 年我们家从富强胡同6 号搬到现在的居址，中央警卫局也给他分了一套居室，汉平同志想把原来的住房留下。耀邦同志对他说，富强胡同我家的房子要还给团中央，一间也不要留。你的房子也要还给机关。以后总有一天我们的老百姓可以用自己的钱买汽车、买房子。

 

三、“文革”中的逆向思考

“文革”初期，和父亲谈话，我总是张口一个阶级斗争，闭口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他开始还耐着性子听。1967 年上半年一天晚上，父亲问起北大、社会上的“文革”情况 ，我又一次念经似的说起阶级斗争长、阶级斗争短的老套套来。这一次，他开口了，开始语气非常平静：你翻翻《毛泽东选集》一卷，有篇叫《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文章。毛主席在苏区红军时期就说，要造就一种热烈的经济建设的空气，不能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突然他加重语气，把手一挥，大声说道：德平！你不是老说阶级斗争吗？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为什么要说经济建设“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呢？！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平地一声雷，经济建设这种平常事情还是“伟大的任务”，“伟大的阶级斗争”？我还想辩解些什么，但却张张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早在前一年的1966 年8 月，团中央已经改组了。中央“文革”有人说，“团中央修到家了”，也就是说右得不能再右了。现在父亲这番话，是否又有“右倾”之嫌呢？但他说得那么认真、威严、斩钉截铁，又指出了毛主席写的是那篇文章，那个年月，那段话，既然战争年代都把生产建设视为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那么和平年代不是更有理由搞好我国的生产建设吗？自奉为无限信仰毛泽东思想的年轻人，能不考虑吗？父亲虽没说服我，但对“文革”的理性思考不知不觉就始于这类思想交流之中。有若干个晚上，他的教诲使我终生难忘。耀邦同志在“文革”中期也常对身边的人说道：“我不能反潮流，但总能抗潮流吧！”从“文革”的荒唐混乱之中，他更坚定了共产党执政以后必须做好经济工作的重大意义。
 

四、“文革”中的学习

耀邦同志为人民事业工作的一生，也是他学习的一生。即便在1976 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他仍在潜心读书。他的君子之友于光远同志有一段回忆文字为证：

（1976 年7 月唐山地震几天后）这次去他那个房间，桌上翻开着一本刘潇然翻译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三分册……我就问耀邦：“你怎么还看这本书？”
                                  ——《湖南党史》1999 年4 月

耀邦同志解释说是要查核马克思著作中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有无更精准的论述。因为有共同的理论兴趣，所以两人对“批邓”只发泄了一通不满的“反动言论”，便在书中共同查找起有关论述来，共找出了五段阐明这一问题的言论。
此后不久，于光远又去我家串门，一进父亲住处，又看到书桌上仍然翻开着刘潇然翻译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于老问，怎么还在研究科技是否是生产力的问题？父亲说，这本书不是第三分册，而是第一分册，他正在看这个书的导言部分——《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这个情节十分生动，党内的政治人物、理论工作者，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由衷的、自觉的，是有分析综合能力、理论联系实际的，岂因“四人帮”的攻讦而读书，值不得为此呕气。这次耀邦同志非常兴奋地谈了他的读后心得，据于老记载：

胡耀邦对刘潇然这个第一分册中，翻译的这篇《导言》很有兴趣，兴致勃勃地对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我觉得他谈得非常好，他特别注意到马克思的“生产的目的是消费”这个论述。这方面的论述同1975 年、1976 年那场运动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不知道他为何也很重视。
                                 ——《湖南党史》1999 年4 月

于老是我党研究马列主义的资深理论家，也是我国30 年改革开放的积极参与者，他记录的这段历史逸事很有意思。他在文章中还联系到，1979 年耀邦同志积极主张开展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是与他接受批判在家赋闲认真学习读书有关系的，是有思想理论作指导的。

 

五、发起关于“生产目的”的大讨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79 年，耀邦同志和人民日报的同志共同发起了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大讨论。根据耀邦同志的建议，中央党校写了一篇题为《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的文章，文章明确指出：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需要。因此，应当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满足这种需要。我国有九亿人口，人民生活需要不断得到满足，又反过来刺激生产。这是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人民生活安排好了，特别是八亿农民生活安排好了，中国的大局就稳定了。就是说，我们考虑和安排国家当前的和长远的计划，必须充分体现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

可是，多年来我们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基本经济规律的需要，为生产而生产。10 月20 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该文，由此引发“生产目的”的大讨论。10 月22 日，《人民日报》在显著地位刊登于光远的文章《谈谈“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理论”问题》。文章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重要性。全国各大报纸纷纷转载，吸引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注意。也有人誉为这是继“真理标准”大讨论后的第二次大讨论，第二次思想解放。10月9 日，耀邦同志在一次重要的座谈会上作了发言，他指出：

二十几年来经济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主要是：一、没有真正集中主要精力搞经济；二、方针不对头，没有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三、管理体制高度集中，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第422 页

至此，耀邦同志基本形成了他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有关消费的理论观点。有了这种理论准备，他才有可能召集1982 年5 月19 日关于消费问题的讨论会。

本文后记

耀邦同志出身于湖南浏阳乡下一个下中农的家庭，对人们衣食住行用诸方面的需要有切肤之感。参加中国共产党以后，他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明白了革命和建设的目的同是一个，就是为人民、为民族的利益贡献终生。为此，他特别重视学习，学革命的本领，学建设的本领。“时刻准备着”！苏区儿童团的口号激励了他终生学习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