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解放和思想改造是相通的”

——臧克家与胡耀邦关于文艺问题的一次通信

在《臧克家全集》第十一卷中，有一封《致耀邦》的信，还有一首《谢胡耀邦同志赠荔枝》的诗。《致耀邦》全文如下：
耀邦同志：
我们是老相识了。您当选为党的总书记以后，我就想写个信向您祝贺。您为人：热情、平易、党性强、干劲足，使我非常钦佩。但今天写信，不是为了向您唱赞歌的，我有点小意见提出来，供您参考。
您出席大会———特别是有外宾参加的大会上讲话，要控制感情，注意仪表。
您决定一件大事之前，应当三思而做出决定，决定之后不要再随时从事修改———除非发现有大错误，那样做，影响不佳。
我已经七十七岁了，从1925年开始在大刊物上发表作品，迄今从事写作已有五十六年的历史了。但您太忙，我不想和您谈文艺问题想谈点别的事情。我认为现在应该恢复延安作风。宣传工作，一定要根据事实，如果浮夸了，得到的是反效果。
我还想谈谈思想解放和思想改造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这二者有同一性。但现在一般同志只愿意听思想解放，不愿意听思想改造。是否在强调思想解放的同时，也强调一下思想改造？
我觉得思想解放，应该以四个坚持为前提，好似跑马，要顺着跑道，不然就乱了。解放思想，就是从“四人帮”的框框里，从一些旧的框框里把思想解放出来，使它合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合于四个现代化的要求并为它服务。如果不进行思想改造，是达不到这个要求的。如果那样，不讲改造，只讲解放，那么，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自由化⋯⋯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就会泛滥起来，因此，我想，思想解放里就包括思想改造在内，这二者有同一性。我这个想法不知对不对，就请您指教。握手!
                                     臧克家
1981年11月1日[1]（P186—187）
这封信透露了著名诗人臧克家与胡耀邦同志鲜为人知的交往。据说，胡耀邦接到臧老的信后，很快回了一封长信，这一点也得到了臧家人的证实。只是这封回信看过后上交了，臧家很遗憾没有留下复印件。
但我们从早在1983年出版的《知识分子问题文献选编》里，发现一篇署名胡耀邦的文章《谈思想解放和“思想改造”》。这本文献是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选、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文页下注有说明：“这是胡耀邦同志给一位诗人的回信的节录。”但信没有抬头和结尾，不知道是写给谁的，也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内容，但经臧克家先生的长子臧乐源教授证实，这封信正是胡耀邦写给他父亲的，他见过这封信，主要内容就是这些，只不过开头有几句感谢臧克家关心国家大事的话，结尾还有一句“善自珍摄”。
如果单从《臧克家全集》中看臧老的信，确实容易使不少人产生很大的误解：臧老自己在“文革”中挨了几十次批斗，五七干校里劳改了那么多年，怎么他还要上书中央要求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呢？但假如联系臧克家对毛泽东的一贯崇拜、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绝对忠诚，联系他与毛泽东完全一致的诗歌情怀（要在民歌和中国古典诗歌的基础上来发展新诗），尤其是联系他对20世纪80年代初文坛自由之风的抨击论战来看，我们会对此时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多一份理解和宽容：他毕竟是个诗人，他的思维还是停留在诗里。臧克家给胡写信的时间是1981年11月1日，而就在他写信的前一天，即1981年10月31日，以及往前再推至10月21日，这个十天的时间里，他写了一组批评文坛“现代”派的诗歌《戏为六绝句》，他仍然肯定生活是创作的基础“树木有根水有源”，他仍然质疑不读书的天才“彩笔谁云梦里来”？他仍然看不起那些大捧“现代”的评论，相信艺术“休凭市价论高低”。
他这样写《传统》：
数典岂能忘祖宗？
莫将腐朽当精英。
咀华原不分中外，
月亮应怜故国明。
他这样回忆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论战，赞扬革命的左翼文学，批评浮靡无力的《新月》：
彤彤赤日耀东方，
新月纤纤急敛光。
何故团团西向拜？
当年左翼控弓忙!
老诗人无法理解，30年代批倒斗臭的东西，为什么今天死灰复燃，这是文艺战线的斗争，他觉得自己是个捍卫正确文艺路线的战士!他这样批评《现代》、形容论战的情势：
文艺狂飙起自东，
一流“现代”鼓西风。
两军对垒森严甚，
耳际犹闻厮杀声![2]（P554－555）
1981年10月31日写完这组诗后，第二天，11月1日，他就给“老相识”胡耀邦写了上面那封信。臧克家虽然在信中说“我不想和您谈文艺问题想谈点别的事情”，但是，他思维的出发点，他给胡写信的直接原因，还是他所思考的文艺问题引起的。因为，在这之前的大半年时间里，臧克家一直抱衰老之躯以锋利之笔近乎悲壮地同年轻的朦胧诗现代派们“战斗”：臧克家看不惯1980年前后，中国诗坛刮起的怪异的诗风，那就是“朦胧诗”，这些诗表现出了与过去革命传统文学很不对味的东西，表现的“三不屑”———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不屑于表现前辈的丰功伟绩，不屑于表现英勇斗争忘我劳动，而去强调诗人的主体性、心灵性、个性生命、现代人格⋯⋯创作中多表现压抑孤独、悲观绝望、阴冷怪诞⋯⋯这些诗歌晦涩难懂、十分朦胧。对此，臧克家表现出了强烈的“不喜欢”，连续撰文批评朦胧诗。在1981年1月22日写的《关于朦胧诗》中，他说：“现在出现的所谓‘朦胧诗’，是诗歌创作的一股不正之风，也是我们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的一股逆流。”他批评这些诗歌脱离中国新诗的革命传统、脱离人民、脱离时代。他说，早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也有人提倡脱离社会现实斗争，搞‘为艺术而艺术’，是新诗发展中的逆流，30年代就受到左翼的批判，那些唯美主义、形式主义、颓废主义的创作，只是当时在微少的知识分子小圈子里有点影响，早就被人民摈弃”。他认为，现在一部分人开始怀疑否定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了，“新月派、现代派都成了香的了。这股思潮，是‘朦胧诗’产生的社会根源”。“门户开放以后，外国的东西一起涌了进来，因为长久隔绝，一时我们还不能完全辨别，于是，有一些外国资产阶级腐朽落后的文艺思潮和流派，在我国也泛滥起来。这是‘朦胧诗’等产生的国际方面的影响。”[3]（P51—53）
此文写作后不到一个月，2月10日他又撰写了《也谈朦胧诗》，继续批评朦胧诗“是败怀新诗名誉，使少数人受毒害，使广大读者深恶痛绝的一种流派”。他明确表示自己的“喜欢”：“我喜欢来自生活深处，思想性强，感情浓烈的诗。我喜欢富于时代精神，能够鼓舞斗志，振奋人心的诗。我喜欢在古典诗歌、民歌基础上创作出来的新诗（包括学习外国优秀的东西）。我喜欢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民族风味的诗。”他厌弃地说：“现在的朦胧诗与我所喜欢的恰恰相反!”“它，既乏生活气息，又无时代精神，衷曲独唱，声音低沉而渺茫。学外国的沉渣而数典忘祖，败人胃口，引读者入迷魂阵。有人说‘朦胧诗如雾里看花，越显其美’。古人有句话：‘灯下看美人，美在朦胧中。’可是朦胧诗既不是花，也不是美人。”“现在的朦胧诗，你说它是‘谜语’，它又没有谜‘底’。说穿了，这些朦胧诗，不得不朦胧，如果说清楚了，那便什么也没有了。”他坚信：“如淡烟，如残云、如游丝、如败絮，社会主义时代的雄风，会把这些醉眼朦胧中写出来的朦胧诗一扫而空!”[3]（P55－56）
在这段时间里，他撰文、讲演、写诗，论战的对象都是朦胧诗。他认为现在诗人们的思想很混乱，他忧虑这样写作会乱了套，他忧虑诗歌的前途，忧虑革命文学的前途，继而忧虑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表现得忧国忧民。他觉得自己抵制这股歪风的力量不够，于是他写信向自己的“老相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反映。我们应该承认，臧克家和毛泽东的感情是很深的，他对毛泽东文艺路线的坚持是真诚的，坚定的，至死不渝的。他和毛泽东一样，都过分地看重和夸大诗歌的作用，但不同的是，毛泽东是政治家的看重和夸大，而臧克家是诗人的看重和夸大，是对于自己钟爱的诗歌创作的看重和夸大。在政治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上，臧克家显然受了毛泽东很深的影响，他也将文学创作问题、学术研究问题或多或少地联想成了严肃的思想问题、政治问题、路线问题、阶级斗争问题等大是大非问题了。
今天，回望20世纪80年代初的那场诗歌论争，会发现当时对“朦胧诗”的责难，实属观念局限下的大惊小怪。其间正常的文艺观点之争，通常被争论的一方上纲上线，夸大为是非之争。具体到臧克家对论争的参与，抛开其当时的认识问题，单看臧克家的《致耀邦》，我们还是能够看出臧老性格可爱的一面：他敢于直言党的最高领导人的“仪表”问题、朝令夕改问题、宣传问题、思想路线问题⋯⋯联想他当面给毛泽东的诗词提意见并帮助毛泽东修改诗词的史事，仍可以看出，臧克家率真直言的一面。在神话毛泽东的时代，在把毛泽东的话语奉为“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的时代，对比一些大知识分子，将毛泽东诗词书写的笔误，也捧为“顶峰”的作法[4]（P4），臧克家当年如此敢言，实属难能可贵!
收到臧克家这封直率敢言的信七天之后，1981年11月8日，胡耀邦回信给臧克家，这就是《知识分子问题文献选编》里节录的那篇《谈思想解放和“思想改造”》的文章：
你主张强调思想解放的同时，也要强调思想改造。按理说，这是很对的。这几年来，中央反反复复要求全党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要求知识界的同志防止和克服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极端个人主义的倾向，要求各阶层、各民族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增强团结，以极大的精力致力于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改革和完善，致力于社会道德风尚的提高，这些都是着眼于整个民族思想境界的改造和提高。
但中央没有重提思想改造这个口号，更不准备专向党外朋友和知识界同志重新恢复这个口号。这是因为（一）由于我们工作中的失误，这个口号在实践中产生了许多弊端，多数人对这个口号很反感；（二）在当前的条件下，重提这个口号，很容易造成一部分人歧视、批判和排斥另一部分人的错误做法。这种考虑我认为是正确的。
但这并不是说，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可以任意放弃对人们进行思想改造的原则立场。毛泽东同志一生传播的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们也要毕生地坚持下去，这就是：革命，不但要改造整个社会，而且要改造全人类；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许多革命者首先是一些领导者缺乏这种自我改造的自觉性。明明是自己的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相脱离，自己的设想、主张、意见、著作同革命实践，同人民群众的要求、愿望、意志不合拍，使之相抵触，而不愿意改正；明明是情况变化了，历史前进了，却仍然停留在过去，坚持过去的主张、作法和经验。这就是我们党中央所说的思想僵化。僵化到似乎整个人类的命运都要服从我的设想、愿望和意志，那就是极端的唯我主义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思想解放和思想改造又是相通的。
我一直感到，这些年来，我们深入浅出地谈思想立场，思想认识，思想方法，思想作风（其实这是同一个大范畴的东西）的好文章太少。许多哲学论文读起来使人感到同现时的人们的思想实际没有什么关系。不过，我也写不出什么东西，真是穷小子抱怨穷措大。[5]（P167－168）
胡耀邦给臧克家的这封回信，的确是一篇很好的逻辑严密的思想论文，表现了胡耀邦同志很高的理论水平，也表现出了改革家、政治家的思维和情怀。他首先承认臧克家的意见从“着眼于整个民族思想境界的改造和提高”来说，“这是很对的”。胡耀邦跳出了诗，跳出了文艺，从更高的视点上，看待中国革命历史的上“思想改造”的“失误”，表明了中央不再“向党外朋友和知识界同志”重提“思想改造”这个口号的理由；他科学辩证地看待了革命者“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的关系⋯⋯特别尖锐指出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许多革命者首先是一些领导者缺乏这种自我改造的自觉性”。他认为，当今中国的改革和思想解放，真正的阻力来自领导者思想的僵化，“僵化到似乎整个人类的命运都要服从我的设想、愿望和意志”，真正需要思想改造的恰恰是他们!他委婉巧妙地回答了臧克家提出的问题，认为“从这个角度来说，思想解放和思想改造又是相通的”。应该说，胡耀邦的话是意味深长的，也是意义深远的。
此后，胡耀邦于百忙中也没有忘记臧克家这位忧国忧民的老诗人。在给臧克家写那封回信的四年后，1985年7月，他又派专人给臧克家送上了新鲜荔枝表达心意。此时已经81岁的老诗人，心情激动，提笔写下了《谢胡耀邦同志赠荔枝》：
百颗荔枝到眼前，
纷纭思绪绎无端。
胸怀大计知多少？
眷顾情高记分甘。
1985年7月11日[6]（P575）
臧克家和胡耀邦之间坦率亲切的交往，使我们感受到了时代的进步：其中没有“高山仰止”，也没有“居高临下”，我们看到的是艺术家和政治家“平起平坐”的现代版。其中没有下级报告和上级指示之类的等级差异，我们感受到的是被领导者的畅所欲言和指点批评，以及领导者耐心细致的解释和疏导，感受到的是公民与公民之间平等的对话交流。这种自由、民主和平等的人际关系的创造，恰是建设和谐社会所需要的常态。

参 考 文 献
[1]臧克家全集：第十一卷[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
[2]臧克家全集：第四卷[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
[3]臧克家全集：第十卷[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
[4]杨守森。昨夜星辰昨夜风[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
[5]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知识分子问题文献选编[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6]臧克家全集：第四卷[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贺立华（1948－ ），男，山东平阴人，山东大学教授，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来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11月第6期第40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