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与胡耀邦的几次激烈冲突

说胡耀邦是“胡乱邦”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胡耀邦还不是政治局委员，而陈永贵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不过，胡耀邦敢说敢干，他在中央党校讲起学大寨修建人造平原来，就直截了当地说那是劳民伤财。
胡耀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挨整下放，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多年，对学大寨搞农田基本建设中的形式主义和花架子等毛病看得很真切。所以他对陈永贵极端重视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不以为然。
陈永贵听说胡耀邦把他那套宝贝说成是劳民伤财，不由得火冒三丈，满脸怒容地说道：“胡耀邦？他？！胡乱邦！农民不修地咋呀？吃啥？”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陈永贵多次与胡耀邦及其主张发生冲突。国外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分析了他们搞到的陈永贵在三中全会上的讲话稿，认为陈永贵对正在实行的方针路线的“修正主义”性质产生了怀疑。就在这次会议上，按华国锋的路子起草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文件被推翻，胡耀邦另起炉灶搞了一份。胡耀邦的“决定”指责了穷过渡和平调风，强调了按劳分配的物质利益原则，批评了农村中普遍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还宣布今后不准把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当成资本主义来批。在胡耀邦搞的那份决定中，只有一处提了一句学大寨，后面还马上补充说，大寨要对自己一分为二。
那一段时间，陈永贵火气很大，几乎逢人便骂。华国锋显然看出陈永贵的不满，而且认为这样下去也不行，便在三中全会期间专门找他谈了话。最后在表决的时候，尽管三中全会所主张的“用经济的方法管理经济工作”的路线与大寨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路线不一致，陈永贵还是投了赞成票，拥护三中全会的各项决议。

不能容忍说毛一个“不”字

陈永贵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举了手，可心里并不舒服。三中全会后，胡耀邦的地位迅速上升，进入了中央政治局。1979年1月18日，三中全会闭幕不过20天，胡耀邦主持召开了著名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继续讨论那些尚未在党内会议上争论清楚的问题。这个务虚会公开号召打破枷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胡耀邦一上来就谈到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他说：“有些同志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以及参加讨论的其他文章和发言扣了很大的帽子，甚至说那是‘丢刀子’，是‘非毛化’，是‘砍旗’！”他号召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
这次开了80多天的会议，讨论到毛泽东主席的历史地位问题，也初步涉及对大寨的评价问题。对陈永贵来说，这些都是性命攸关的大问题。
陈永贵认真关注着这次会议。他不能容忍说毛泽东一个“不”字。1979年5月7日，陈永贵回到昔阳，向36位县委委员和公社书记透露了务虚会上的一些情况。他坐在大寨旅行社的会议室里，神情严肃地说：“问题发现不少。在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所反映的问题不少。而且替毛主席说话的人是多的，分量也是重的。薄一波讲话讲得好，他说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批这要出大问题的。”
紧接着，陈永贵又透露了一些务虚会上关于大寨的争论，不过讲的都是有利于稳定军心的那一部分内容。他说：“这是大的问题（指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小的问题就是学大寨问题。王任重说要搞水土保持，还要植树造林。李副主席（李先念）说没有必要把大寨搞掉嘛。邓副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告诉胡耀邦，告诉新华社、《人民日报》，报纸不要再骂大寨了嘛。你再骂，没人搞农田基本建设了。”

陈永贵不服输，胡耀邦不手软

此时，胡耀邦已经以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身份主持日常工作。胡耀邦不屈不挠，对陈永贵的大寨模式毫不客气。在胡耀邦主持日常工作期间，报纸上对大寨的宣传急剧减少，一些地方对此颇有微词，压力渐渐集中到了胡耀邦身上。
1979年3月19日，《山西日报》刊登的一组文章，硬是公开点了大寨的名。其中一篇的标题是《吃亏就在一个“左”字上———神池县部分农业劳动模范谈农业学大寨中的经验教训》。其他几篇标题也瞄准了人人皆知的“大寨经验”。在此前后，新华社内参上也开始反映昔阳虚报粮食产量和学大寨越学越穷之类的事实和问题。
陈永贵的火气越来越大，他到处骂胡耀邦是胡乱邦，骂来骂去，这些话传到了胡耀邦的耳朵里。据说，有一天，胡耀邦打电话给陈永贵，要陈永贵到他那里去一下。陈永贵去了，进门坐下。胡耀邦直来直去地问道：“听说你骂我胡乱邦？”陈永贵不吭气，紧闭嘴巴坐着。两个人对峙着沉默了好久。最后胡耀邦摆了个台阶，说：“唉，我相信你不是这种人。”陈永贵仍不说话。过了一会儿，默默地站起来，出了门。
1980年6月15日，胡耀邦批准见报了一篇人民日报社论，题目是《再也不能干西水东调那样的蠢事了》。这天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把这句对陈永贵心爱的改天换地工程的尖刻评论送到了数亿听众的耳朵里。老百姓们知道了：陈永贵副总理的日子不好过了。
胡耀邦对陈永贵倒没有什么个人恩怨。陈永贵下台后，胡耀邦劝他放下思想包袱，好好休息。有人主张把他一撤到底，倒是胡耀邦力排众议，为陈永贵保留了高干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