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在中南海请客 四菜一汤

  解放初，我在甘肃团省委工作时，结识了胡耀邦。
我第一次见胡耀邦，是他任团中央书记一年后的1953年。当时，我任甘肃团省委副书记，去北京参加第三次团代会，听耀邦作报告是那样富有激情、生动和神采飞扬，感觉他特别有才，充满朝气和活力，心生敬意。大会之余，也常看到耀邦与代表们站在院子里说笑，一点儿架子没有。
后来，我离开团省委一段时间，1963年又回到团省委工作，任团省委书记。
1964年6月召开第九次团代会，我在会上被选为团中央常委。耀邦作报告时，仍然像10年前一样充满活力，而且显得更为成熟和有气度。他与我握手的时候，我感觉特别有力量，他脸上是真诚而爽朗的笑。
两年后“文革”开始，我受到批斗，罪名是“三胡的黑干将”。（“三胡”指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常务书记胡克实、候补书记胡启立。）
1976年，我被“解放”，担任靖远矿区铁路指挥部领导职务，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的宋平派我去北京汇报工作。工作结束后，我想起了12年没有见过面的胡耀邦，决定跟他见上一面。经打听得知，胡耀邦这时被邓小平点名“解放”出来，在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
我找到富强胡同5号那幢普通的小四合院，敲门后，是胡耀邦的大儿子德平来开的门。我脚刚迈进门，耀邦就迎了出来。他穿着蓝色中山装、灰色布裤，额头和眼角已有了许多皱纹，也有了白发。他紧紧握住我的手，摇了又摇，笑着说:“老共青团员大难不死，又相见了。”
耀邦让我在狭窄的小客厅里坐下，就拉抽屉、翻柜子，满屋子找东西。我问他:“你找什么？”他指了指随我一同来的亲戚家的小女孩，说:“我们喝茶，给娃娃找点儿吃的。”他终于从别的屋子里找到一个小罐，高兴地从里面倒出几个桂圆，对小女孩说:“小娃娃，吃这个，这个比牛奶糖好吃！”
这时，耀邦才坐下来，关切地问我是不是也受到了批斗，现在出来工作没有，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问这问那。
在告别的时候，他一直把我送到了小院的大门口，拉着手好久不放，说以后有机会到北京来，一定来家里坐坐。

又过了3年，1981年我去中央党校学习，这时耀邦已是党中央主席了。在学习即将结束时，同在党校学习的当年的几位老团省委书记想看望一下耀邦，但知道他特别忙，不便打扰，就联名写了封问候信，托也在中央党校学习的耀邦的夫人李昭转递给他。
没想到第二天，耀邦的秘书打电话到学校，让我们几个人不要出去，马上有车来接——耀邦要接见我们。
我记得那天是7月26日，天很热，一辆小面包车接我们来到中南海。
大家刚在一个小会议室里落座，耀邦就推门进来了。他笑呵呵地叫着每一个人的名字，和大家一一握手，还是那样有力地摇着，好久才松手。
不觉之间3个小时过去，到了吃午饭的时候。耀邦看了一下手表，说:“一早上就接你们来了，我们这里星期天也是三顿饭，我请你们几位吃午饭。”于是大家跟耀邦来到一个简陋的小餐厅。坐定后，他在服务员递过来的单子上用笔画了一个钩。一会儿服务员就端上来一个盘子，里面是四盘菜一盆汤。耀邦笑着对大家说:“四菜一汤，米饭管够，吃馒头也可以。来，大家动筷子。”菜是两荤两素，一盘红烧肉、一盘芹菜炒肉、一盘虾米炒萝卜，还有一盘素炒油菜，汤是西红柿鸡蛋汤。菜可能是大锅菜，比较面，但很好吃。五个人吃这么几个菜，勉强够。
吃完饭，服务员收我们每人半斤粮票，钱由耀邦付。

1988年秋，我去北京开会。这时耀邦已辞去总书记职务一年多了。我很想念他，就约了国家计委办公厅主任、当年的“老共青团员”任景德一同去看他。
  耀邦任总书记后，从富强胡同搬到了中南海东侧的会计司胡同，辞了总书记后仍住在那里。
我发现，耀邦明显地瘦了，头上有了不少白发，但看上去精神还好。
他看到我手里的小纸箱，问:“这是干啥？”我急忙说:“百合，兰州的百合，刚上市的。给你补补身体……”他感叹着说:“好远的路，不容易带啊！”随后把我们让进客厅坐下。面对我们的问候，他轻松开朗地说:“身体还好，没有什么大毛病，就是这个腿……”他轻轻拍打了两下膝盖，说:“估计还是关节炎呢，骨质增生可能也有一点。”
耀邦告诉我们，他已向政治局请了假，准备去湖南休养一段时间，顺便搞点调查研究，后天就动身，“接到你们的电话，我就说，要来快来，不然就见不到了。”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我发现耀邦和过去有些不同了，他说话不多，也不太像过去那样一见面就问这问那，更多的是静静地听对方说。对个人际遇，他还是缄口不谈。见他这样，我心里有点难过，知道他不能继续工作，心里不快乐。
告别的时候，耀邦让我等一下，急忙跑到别的屋子里拿来两筒茶叶，硬塞给我:“你一定要拿着，我们都是老共青团员。我吃你的百合，你喝我的茶，大家都保重，这样就好……”
没想到，这成了我见耀邦的最后一面。耀邦从湖南回到北京后一个月，也就是1989年4月15日，因心脏病突发而不幸去世。

(李文辉口述 林 森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