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胡耀邦当通讯员

陈丕显儿子披露鲜为人知的“文革”秘密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共十大在北京召开。虽然与九大相比，十大的组织路线没有多大变化，更多追随“中央文革”的投机人物和造反派人物进入了中央委员会，但值得庆幸的是，包括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李葆华、秦基伟、杨勇等一批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进了中央委员会。在整个中央机构中，基本形成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同志与以江青为代表的“文革”势力这两大势不两立的阵营。

在这种形势下，许多还有人身自由的老干部都想尽办法解救自己的老战友，耀邦伯伯就是最积极的一个。因为解救父亲的缘故，在1973年至1974年这两年，我频繁往来于京沪之间，打探消息，传递信息。其中，我与耀邦伯伯见面最多，成了耀邦伯伯的“通讯员”。

那时候我特别关注老干部的动向。在北京，有越来越多受审查、受迫害的老干部经过周恩来总理的关心和批示，获得保外就医的机会。以阜外医院为例，从1971年底开始，该院三年来先后收治了40多位经周总理批准住院的老同志，其中包括李井泉、罗瑞卿、叶飞、黄克诚、吕正操、刘澜波、伍修权、李维汉、张爱萍、周荣鑫、徐冰、熊复、刘志坚、江一真等。我关注，只是干着急，而耀邦伯伯是不露声色地找窍门。

1973年6月，叶飞伯伯获得了“解放”，住到了北京万寿路的招待所。我到耀邦伯伯家，告诉他这个好消息。耀邦伯伯忙问他们住几号楼、哪个房间，要去看望他们。当时，江渭清、江华等老同志也已住到了那里。耀邦伯伯见到这些老干部后，鼓励他们继续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安排工作。

六七月间，耀邦伯伯有一次问我：“你跟张体学熟吗？”张体学当时在北京住院，已到了肺癌晚期，病情危重。耀邦伯伯对我讲：“你能帮我带个口信给张体学吗？”我说：“可以，我想办法送到。”耀邦伯伯说，现在张体学已经病重、病危，如请他给毛主席写封信，出面保王任重，对解决王任重的问题会大有好处，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文革”以来，王任重被“四人帮”整得非常惨，与我父亲一样被关押着。

那个时期，我在北京经常见到“王胡子”王震、吕正操、胡启立、李瑞环、伍绍祖、胡克实等，他们也经常到耀邦伯伯家。

当时王震是中央委员，接近上层多一点儿，耀邦伯伯就经常跟“王胡子”开玩笑，比如：“胡子，我们现在落后了，没有工作，也见不到中央领导，您是中央委员，中央有什么精神能否给我们传达一下？这样，我们不至于太落后，免得犯错误。”这位“胡子叔叔”是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的传奇人物，他与耀邦伯伯一样，十分乐于帮助遭难的老战友、老干部们传话递信。

当耀邦伯伯的“交通员”也是要冒风险的，特别是我这种身份，“四人帮”一伙都盯着呢。当时为了从北京带各种消息回上海，特别是耀邦伯伯的一些重要谈话，我常常随身夹带着一些小纸片。这些小纸片都很不起眼，有的是日历纸，有的是“光荣”、“大前门”、“劳动”等牌子的香烟锡纸或烟盒子。我生怕人家发现，记的都是只有我看得懂的要点、只言片字。今天这些“密件”成了珍贵的历史文物。

（陈小津著 《我的“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