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在人民 利归天下

——读陈小津的回忆录

    因为是同龄人，也因为是上海人，因此对陈小津的回忆录《我的“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4月）很有兴趣，认认真真读了五天。回忆录虽然是个人的记忆，但无疑也是社会的历史档案，更何况他的父亲是陈丕显，从1952年到“文化大革命”被夺权前一直担任上海市委书记。
   
    上海，是“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是“四人帮”疯狂夺权、祸国殃民的重灾区。“文革”一开始，许多学者教授知识分子被抛出来，打成“牛鬼蛇神”、“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除这一段历史之外，发生在上海的许许多多重大事件，从张春桥、姚文元炮制《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到“安亭事件”、造反派冲击解放日报社、文汇报社，康平路大打出手，到“一月革命”，上海市委被造反派夺权，在文化广场、人民广场批斗陈丕显、曹荻秋，等等，因为是亲身经历，或是父辈讲述，加上不断有材料解密披露，陈小津的回忆十分详实。正如他在前言中所说，“我衷心地希望，我的回忆能够对那些不甚了解这场浩劫的青少年有所帮助，使他们再遇到大风大浪时，少一些单纯、多一些思辩，少一些惊诧，多一些党性，使他们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安定局面”。
   
    因为父亲的关系，陈小津认识了许多中央领导、高级干部，如陈毅、谭震林、曾山、粟裕、叶飞、黄知真、钟期光以及原上海市委的老领导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等父辈革命家；也结识了上海各界许多知名人士，如文艺界泰斗巴金、周信芳、贺绿汀等。陈小津在书中，用很大篇幅回忆了父辈革命家在“文革”中惨遭迫害，与“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爪牙作顽强抗争的史实。如，当时的上海市长曹荻秋，造反派逼他承认是“叛徒”，他拍着桌子对专案组的人说：“我是共产党员，谁也不能污蔑我！”华东局书记魏文伯在1966年八九月间三次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发紧急电报，呼吁立即停止红卫兵大串连，控制各地的混乱局面，恢复工业生产。一次召开批斗贺绿汀全市电视大会，造反派教训他“顽抗到底死路一条！”贺绿汀回答：“我死前有两个要求：第一，完成我的七首管弦乐小品；第二，我要澄清事实，把加在我身上的一切罪名都驳斥掉！”造反派惊惶失措，慌忙中断电视直播。陈小津说：“我的那些父辈革命家们，他们在林彪、‘四人帮’一伙丑恶势力面前所表现出来的铮铮铁骨和革命风范，已经在中国共产党史上树起了一座座伟岸的丰碑，堪称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
   
    书中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材料。胡耀邦和陈丕显都是十三四岁参加革命的，被称为“红小鬼”。1933年在瑞金中央苏区，两人都在团中央工作，住在一间屋，朝夕相处，结成了深厚的友谊。新中国成立后，两人都担负了重要的领导工作，但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正因为此，陈小津得以与胡耀邦结成“没大没小、无话不谈”的“忘年交”，从1972年到1983年，“见到耀邦伯伯50多次，其中1972年春到1976年粉碎‘四人邦’前有40多次”。
   
    1964年底，胡耀邦担任了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当时，全国正在兴起“四清”运动。在陕西，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到逮捕、惩办，不少人被迫害致死”。胡耀邦认为，对干部伤害过多，处理过重，必将带来严重后遗症，“不管三七二十一，首先要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使城市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这样成绩，那样成绩，生产搞上去了就是成绩；这样错误，那样错误，生产搞不上去，就是最大的错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起，“左”风已越演越烈，耀邦同志旗帜鲜明地提出“生产上去了就是成绩”，是要有多大勇气啊！后来，他果然因此遭到了指责和批判，吃尽了苦头。直到1965年6月，叶剑英到陕西视察军事工作，把胡耀邦带回北京，叶帅还打电话给陈丕显，要他多关心耀邦。
   
    1971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胡耀邦回到北京治病。陈小津见到耀邦时，耀邦说，北京的老同志一看病，就开始松动，撤岗就意味着解除了监护。但上海的情况复杂，“没有毛主席的同意，你父亲的问题是难以根本解决的”。胡耀邦要陈小津转告陈丕显给毛主席写信，他说：“对毛主席老人家，一定要承认错误。两种情况要避免：一种是无限上纲，把自己批判得狗血淋头，说得一无是处，对这种检讨毛主席也是不喜欢的”；“另一种情况也不要出现，就是什么错误也没有，一贯正确。这种信千万写不得。你一定要告诉你父亲，要表示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要表示多年来一直想念毛主席，恳请毛主席给自己一个改造自己、学习的机会。”胡耀邦还叮嘱陈小津想办法告诉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等，也给毛主席写信，要求看病、住院、学文件、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当时，陈小津在江西工厂劳动，与邓小平“下放”的工厂离得很近。胡耀邦多次要陈小津带口信给邓小平，希望邓小平给毛主席写信。几个月后，胡耀邦告诉陈小津，邓小平已经给毛主席写信了，“这封信写得非常有水平，检讨得恰到好处”。很快，毛主席作出批示，邓小平从江西回到北京，复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后来，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长，提出：“凡是不切实之词，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和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在他的推动下，全国300多万干部的冤假错案得以纠正，几十万“右派分子”得以平反。耀邦同志曾改过一副名联：“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陈小津说，这是“对我的红小鬼父辈们价值观、权力观的最好诠释”。
   
    陈小津是全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中共党史研究会副会长，作为亲历者、见证者、近距离观察者，他的回忆录史实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