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胡耀邦的民间来信：天安门城楼开放背后的故事

封闭部委领导上天安门都很难

21年前，身为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的杨登彦，负责联系天安门管理处的工作，他是天安门城楼开放的筹备人员之一。

1979年大会堂的解禁，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信号”。次年5月，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开始试办经济特区。

1980年，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就提议，是否可以将天安门城楼向群众开放。但是，由于观念和客观条件不成熟，这个想法被搁置下来。

1984年9月，一封署名“华兴”的信，放在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桌上。信中写道：我是1954年从上海来北京的。三十多年来，每次到天安门，仰望天安门城楼，总梦想有一天能登上这“祖国心脏的心脏”。我向周围的同志们说出我的愿望，有人说这是“白日做梦”。但我深信，总有一天梦想会成为现实。

这封信受到胡耀邦和中央多位领导人的重视。

1986年5月1日，天安门城楼开始有组织地接待参观者。当时的参观者，主要是中央或驻京部队一些会议的与会者、人大代表或劳动模范。参观必须提前登记，有严格的审批手续。杨登彦说，各部委的领导想上天安门都很难，天安门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也不能随便登楼。

决策从报告到获批只用3个月

时间到了1987年。因为次年恰逢龙年，北京市旅游局就把1988年定为“北京国际旅游年”。时任旅游局局长的薄熙成希望“头一炮一定要打响”。他找到杨登彦，商量开放天安门城楼。杨登彦说，从写报告到获批，只有3个多月。“之前已有很多铺垫，这次是水到渠成的事”。

1987年国庆后，杨登彦正式通知天安门管理处：为1988年1月1日天安门城楼开放做好所有准备。

薄熙成日后在接受《北京日报》采访时说，“从中央到北京市，对天安门城楼开放的态度都很统一，也很坚决。各个环节都非常顺，基本没有遇到什么阻力。”他用了一句成语来形容：“势如破竹”。

开放“不高调，小范围搞点活动”

1988年1月1日，正式开放的日子。天安门城楼举行了一个简短的剪彩仪式，没有领导人参加。

据当时在现场采访的记者董保存描述，如果不是亲临那种场面，你根本无法体会到排队时那种庄严肃静的气氛。个个一本正经，仿佛不是来游览，而是准备发表就职演说，准备接受电视采访似的。

登楼的第一位普通人是北京东四人民商场的退休老职工，75岁的高希武。他早上7点就等候在登楼售票处前。9点，当他缓步登上城楼后，接受了薄熙成赠送的“登城楼证书”和花瓶。

定价票价10元是为保护历史建筑

1988年天安门城楼开放时，人民大会堂的票价是3角，颐和园是1元，故宫是5元。天安门的票价该定多少？这是个经过反复讨论的问题。

当时有两个听起来相互矛盾的定价原则：一，票价不能太高，要让普通百姓买得起；第二，票价不能太低，要能够通过经济手段控制参观的人数，起到保护文物的作用。

最终，北京市政府第25次常务会议通过这样的决定：外宾每人次40元(外汇人民币)；内宾每人次10元。

和当时人们每月几十元的收入以及其他景点的票价相比，天安门10元的票价并不便宜。北京市旅游局一度担心这会让人望而却步。不过，随后的滚滚参观人流打消了这一担心。

1988年元旦，登上城楼的中外游客共2000多人。当月，38253人次登上城楼，带来超过40万元的收入。

在天安门城楼开放后的几个月里，中国的开放在更大的棋盘上布局。同年4月，海南省建立，并成为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

经过567年，天安门城楼由禁地走向开放。从天安门到海南岛，见证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坚定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