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与契珂夫的《套中人》

耀邦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好多年了。许多人写了他的事迹和人品，感人至深。他活着的时候离他太远。他走了，仍有一些事情要避讳，不大好写。再说，我也没有机会。主流媒体自不必考虑。太热闹的地方小民不想挤进去。现在好了，我有个面积不大的庄园，几亩薄田，一部水车，一头耕牛，老夫加老妻，还有个小不点儿和他的爹妈，不愁吃不愁穿，可以了。闲下来，想想事，觉得有些记忆的痕迹在慢慢变浅变淡，再搁在那里可能会彻底隐没。比如，我在翻译场合的所见所闻和所感。给耀邦同志当翻译就是一例。

那是在八十年代中期，一天，上面要我去承担一场重要的口译任务，地点在中南海。开始不知道是那位中央领导见外宾。后来告诉我是胡耀邦。到了紫光阁，没等多久，个子小小的他脚步轻盈地从里间出来了。通常，领导人都先问下面，客人来了怎么样，等等，耀邦同志则不然。他先说，他看了你们送上了的材料，然后就如何如何地讲开了，于是，气氛顿时活跃起来。他材料看得细，问题问得深。我开始对这个人有点着迷了。说真的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领导。他说着说着情不自禁会站起来，指手画脚。听说，一开始他当总书记时，他的做派并不受欢迎。有人觉得他太张扬，还有点土。据传，外文局有些长期在中国对我特别友好的外国专家因为喜欢他这个人和他做的事，从爱护的角度出发曾给他提过意见，希望他“照顾影响”讲话时人不要站起来，手指头不要乱往听众方向戳。当然，这都是善意的，耀邦同志没有生气，换了别人就不一定了。

耀邦同志介绍我党对内对外政策时， 外宾听得很认真 ，尤其在他讲党内拨乱反正的问题时，更是全神贯注。这时候作为翻译的我，须臾不敢懈怠，在大脑的统一指挥下，耳朵、嘴巴和手中的笔轮番工作或同时运转，紧张得很。看到宾主双方沟通甚顺，交流甚欢，我像一匹白沫四溅的奔马，亢奋极了。这时候，翻译最怕的是因为一个自己不知道的词汇或问题“卡壳”，“掉链子”。偏偏耀邦同志谈兴愈来愈浓，讲着讲着，话锋一转，忽然说，俄国有个大文豪叫契珂夫，写过一篇短篇小说，叫《套中人》，主人公别里科夫整天把自己裹在一层又一层的衣服里，头上戴帽子，脖子围围脖，脸上戴口罩，夏天也那样。他怕这怕那，把自己和外界隔绝起来。我们共产党人不应该做这样的人，不要当套中人。我当时愣了一下。套中人？怎么翻？在短短不到几秒钟的时间里，我脑海里一个法文词汇从天而降，原来是它——homme emmitouflé！我这时出了一身冷汗，差一点卡住了，绊倒了。算我运气，原来我曾经在北大岛亭的书店里见过莫斯科外文书店出的契珂夫短篇小说法文版，虽然没有买，也未曾细看，但记得当时站着就把这篇东西的题目和译法记住了，再也没有忘。

耀邦同志想通过契珂夫笔下的这个典型人物告诉外宾，共产党不能自我禁锢，像别里科夫那样把自己裹起来，一刻也离不开各种各样的“套子”，晴天带雨伞，雨天塞棉花，把脸也藏在竖起的大衣领子里，进而把思想藏在教条主义，官僚主义，本本主义的“套子”里。我相信，客人一定听懂了，而且会和我一样对耀邦同志这番谈话有深刻的领会和难忘的印象。

    之前和之后，我从未听到过，也再没有听到过领导人会如此引用文学，而且是外国文学中的典型人物来做外宾的工作，解释我们的政策。率直，真诚，敢想，敢说，这是胡耀邦的优点所在，也是它的悲剧所在。我喜欢耀邦同志的性格，钦佩他的人格；我欣赏大作家契珂夫的艺术功力和他的作品。今天，我把他们两位捏在一起，以他们为主体，写了这样一篇短短的文章以示纪念，感到由衷的欣慰。（本打算将耀邦同志的头像上传到这里，再一想，为了人所共知的原因还是免了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