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魁宏：在胡耀邦家做客

1977年4月，我和郭叙编出差北京，去《红旗》杂志修改一篇约稿。当时的湖南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同志（第一书记由华国锋同志兼任）知道我要去北京，把我叫到他家里，要我去看望胡耀邦同志，并当即写了一封亲笔信交我带去。信是这样写的：“耀邦同志：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发行了，我们全省党内外干部和群众欢欣鼓舞，决心把学习毛选五卷的群众运动广泛开展起来，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新高潮。现趁《新湘评论》负责文史哲方面的陆魁宏同志去京之便，带去《新湘评论》一至四期，请收阅，并多提意见。另外，还想从中央党校要一些理论学习和历史资料，请在可能范围内予以帮助。详情由魁宏同志面述。致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敬礼！张平化，一九七七年四月十五日。”
 
平化同志怀着深情要我去看望耀邦同志，我知道他们二位是老相识、老战友。早在井冈山时代，他们就跟着毛委员战斗在一起。后来，他们二位又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62年10月至1965年1月，耀邦同志下放到湖南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同志1959年9月起任省委书记处书记，1961年5月至1964年5月兼任湘潭地委书记，华与胡二位地委书记合作得很好），这期间平化同志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所以，他们彼此间有着同生死、共患难的革命友谊。平化同志要我代为看望，让我当一回两位老井冈、老红军、老战友交流情感信息的通讯兵，我深感荣幸！
 
耀邦同志是1977年12月任中组部长的，当时还是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校长华国锋，第一副校长汪东兴）。住在《红旗》杂志修改文章，花去一周时间，到4月23日，我打电话给中央党校总机转耀邦同志，开始是秘书接电话，我正在通报情况，大概耀邦同志就在电话机旁，听到湖南省委平化同志写了信来，抢过话筒就对话，“我是胡耀邦，你是哪位？”我说我是湖南省委机关的干部，带来平化同志写给您的一封信，还送您几本刚印出来的省委理论刊物《新湘评论》。耀邦二话没说，要我马上来。我和郭叙编马上乘公共汽车直奔中央党校。耀邦同志在他的办公室接见了我们，接过平化同志写的信和搭来的《新湘评论》以后，问了问湖南的情况，然后看看手表，说：“这样吧，今天时间不多了，明天是礼拜天，到我家里去，吃中饭还是吃晚饭由你们定。”我说，明天去府上拜访我们高兴，但吃饭就不麻烦您了。他说，湖南老乡来了，一定要吃饭。没有什么招待，只是还有点湖南腊肉，是湖南老乡搭来的。恭敬不如从命，于是我们就约定好明天到耀邦家吃晚饭，要我们明天下午在住地《红旗》杂志招待所等候，由梁秘书来接我们。
 
4月24日下午4时半，耀邦同志的秘书梁金泉（后来当了云南省委副书记和中央部门领导）来沙滩北街2号《红旗》杂志招待所接我们，他是走路来的，因为这里离耀邦家灯市西口富强胡同6号很近，走路一二十分钟就可以到，下午不到5点，我们同梁秘书一起步行到了耀邦同志家里。一座古老的四合院，正中是堂屋、客厅，院内南面的墙壁是木质结构的花窗，院内两边厢屋，一边是办公室和卧室，一边大概是生活设施，室内摆设很简洁、古朴。
 
梁秘书安顿我俩坐定之后，耀邦同志和老伴李昭同志出来了，笑容满面地同我们一一握手，让我俩坐在宽敞的红木椅子上，热情和霭，平易近人，使我们有一种亲切感。耀邦同志首先以沉重的心情谈了毛主席去世后，国家面临的困难和国人心中的忧虑，对华国锋同志临危受命的难处和肩负的重任表示深切的理解，对于华国锋同志在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和帮助下，一举解决了“四人帮”问题，十分称赞和钦佩。湖南省委在加强理论工作、办好理论刊物方面很积极、很主动、动作很快，《新湘评论》很快就复刊了，而且很快就组织撰写了一批学习毛泽东思想、批判“四人帮”的文章，对此，他给予充分的肯定。
 
谈到写文章，耀邦同志说，有一个文风问题，十多年来，文风被“四人帮”破坏得很不成样子，“四人帮”的思想在一个时期内成了统治思想，我们的一些同志受了影响，一定要改变过来。写文章，题目可以小一点，内容一定要充实。如果内容不充实，只讲一些表面的东西，群众会反感。比如鲁迅写的《章太炎先生二三事》，题目很小，但内容写出了章太炎一生的主要东西。又如《纪念刘和珍君》，题目很小，内容很丰富，思想很深刻。
 
耀邦同志赞扬华国锋同志有主见、有原则。他说，1966年底，华国锋同志给毛主席写信，对“文化大革命”提出一些看法，有些事赞成，有些事不赞成，对林彪、四人帮那套搞法不赞成。毛主席回了信，同意华国锋同志的看法。说明华国锋同志有独到之见，不是人云亦云，不是随风倒的，是坚持原则、坚持唯物主义的。信你们看到没有？我回答，没有看到。耀邦同志说，1967年或1968年，毛主席与华国锋同志谈话，毛主席说，我谈革命，你谈生产。华国锋同志说，生产不抓上去，各方面都受影响。后来毛主席同意了华国锋同志的看法，批了报告。说明，在领袖面前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一条不容易做到，说明是坚持唯物主义的。我插话说，华国锋同志敢于讲真话是出了名的，毛主席表扬过他。1961年过苦日子时，毛主席到了长沙，把华国锋同志找去问情况，华说，人也瘦了，牛也瘦了，田也瘦了，要恢复过来不容易。后来毛主席逢人便说华是老实人，因为他1961年讲了实话。耀邦同志听得很有兴趣。
 
谈话中我提出一个问题，我说，小平同志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时搞了三个文件，一个是《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一个是《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一个是《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被“四人帮”诬蔑为“三株大毒草”，《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是您当科学院党组书记时搞的，也被说成是一株大毒草，拿到下面去批，批不起来。耀邦问，为什么批不起来？我说，文件把科研的地位提得很高，说科研必须走在国民经济的前面，文件说要不断改善科研人员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要几年加一次工资，两地分居问题要逐步解决。许多科研人员说，这不是很好吗？怎么是“大毒草”呢？把“汇报提纲”一批，您在全国的名气反而更加大了，群众更加了解您、喜欢您了。他听着听着，若有所思，站起身在厅里来回踱步，穿的一套灰布解放服，裤脚可能长了点，被踩在脚跟底下。他说，我这个人，三分实，七分虚。三分实是：第一，对林彪、“四人帮”，从来不尿他们；第二，他们称霸，我从来不向他们低头；第三，“文革”那么乱，我从来没有胡说八道。这几点是实在的。但七分是虚的，不能把群众的鼓励和赞扬看成自己的优点，应该有自知之明，不然就会忘乎所以。他接着说，科学院的“汇报提纲”，是华主席叫我搞的，当时华管这方面的工作。华叫我搞个主见性的报告，要我搞三千字，后来我越写越长，搞了八、九千字。“四人帮”搞我，我算老几？其实是搞华。
 
耀邦同志乐于同群众交谈，兴致很高。耀邦同志说，问平化同志好，我就不再写信了，请你转达一下。一个是平化同志要学习材料的问题，过去党校搞的那些东西，什么“唐晓文”，“辛风”，都有问题，甚至严重问题，经典作家一些著作都给他们解释歪了，不能相信，所以，他们那些东西，不能再扩散，你们这回得空手回去。4、5、6这几个月，党校主要搞整风，7、8月开学，怎么个训练法，以后要搞个意见。这次你们空手回去，以后有新材料再说。另一个是希望平化同志多同中央取得联系，多通通情况，及时了解上面的精神有好处。
 
最后，耀邦同志还特别嘱咐我：“问谭老好，易大姐好，谭老很关心我。”谭老，是指谭余保同志，据说湘赣苏区时期，谭余保36岁时大家就称呼他“谭老”。当年耀邦被错打成“AB团分子”，谭余保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的名义出面辩解，救了耀邦一命。解放后谭老当了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1980年1月病逝。易湘苏大姐是谭老夫人，在延安结婚的，曾任359旅供给部生产指导员，中央组织干事，解放后任湖南省妇联主任，全国妇联执行委员，1978年3月病逝。在耀邦家做客回长沙后，我专门去老干所拜访了谭老和易大姐，转达了耀邦同志对他们的问候和谢意，他们十分高兴和感激。
 
那天下午，我们在耀邦家里坐了三个来小时（中间一起吃饭），我发现，住处没有警卫人员，来人随时可进屋，均受到热情接谈。三个小时，接待了六、七起客人，有的叫胡伯伯，有的叫胡叔叔，也有叫官衔的，各种辈份、各种身份的人都有，后来冯文彬同志也来了。我提问，保卫工作恐怕要加强一下才行吧？耀邦同志说，没有什么关系，不能同群众隔离开，我们同群众应该是鱼水关系，鱼不能离开水。群众经常来，我可以多了解许多情况。此时我发表了几句感慨：“党的许多高级干部，都把群众放在心里，同群众打成一片，比如华国锋同志，他在省里当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和省委第一书记时，我在核心小组办公室秘书组和省委办公厅工作，我们同在省委第5食堂吃饭，他同我们一样排队买饭，我帮他买他还不肯。那时吃钵子饭，每钵三两，他见我年轻能吃，有好几次用筷子从自己钵子里挑出一块，‘支援’我。”耀邦同志说：“领导爱护群众，是党的传统。”
 
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儿媳找到公公，说小孙子发高烧，想用爷爷的专车送去医院看病。耀邦不答应，说，这是我的工作用车，接送我上下班和开会用的，家里私事不能动用。儿媳沮丧地低头离去。过了一会儿，老伴又来说情，耀邦一点面子都不给，说，外面有公交车，不然，你拿点钱出来，坐出租车去。我对耀邦同志如此公私分明，肃然起敬，但又觉得他做得太过分了。我插了句话：“耀邦同志，你这就做得太过分了，小孩子发高烧，莫说是您的小孙子，就是街坊邻居的孩子，派车帮个忙也是应该的啊！”梁秘书告诉我们，耀邦同志从来就这样，廉洁奉公，有次他的儿媳流产，上班又顺路，要搭他一段便车，他都不肯，说这是我的工作用车。梁秘书说，耀邦同志对自己要求一向很严格，生活方面的问题无可挑剔，“文革”中生活方面问题的大字报一张也没有。梁秘书还告诉我们，耀邦同志有一种平民意识，从来不把自己看成官，他喜欢一个人上街走走，看一看，问一问，随时可以同平民百姓聊天。有时买了东西，就自己手提肩扛弄回来。有一次买了一个拖把，他扛在肩膀上走了回来。他个子又矮小，一个拖把扛在肩膀上，样子很有趣。附近居民都知道他住这里，为了保证他有一个安静的工作和生活环境，都不主动去打扰他，也让孩子们不在院子里吵闹。
 
时间已经到了晚上六点半钟，待客的“家宴”已经摆好，一起吃饭的除了耀邦夫妇和其他家人外，还有冯文彬同志（他是五十年代的团中央书记，当时还未落实政策，后来当了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桌上的菜肴上十个，有湖南腊肉，有各种小盘小碟，清淡而精美，没有大鱼大肉。桌上打开了“二锅头”，耀邦同志亲自敬酒，亲自用小勺子敬菜。李昭大姐和其他家人个个都和颜悦色，有说有笑，气氛十分和谐。我们边吃饭，边轻松地聊天，谈起湖南的一些情况，耀邦同志六十年代初在湖南工作几年，许多人和事他都很熟悉。他还关切地问起我是什么时候到省委机关的，哪个学校毕业的，家里有些什么人，等等，我一一作了回答。一餐饭吃了个把小时，饭后，耀邦同志和冯文彬同志还单独聊了一阵子。约8时许，冯文彬同志对我说，他的住处和《红旗》杂志很顺路，要我们搭他的车回去，于是我们一起离开了耀邦家。回家的路上，我在想，耀邦同志把我等无名小辈当作上客招待，这将成为我永远的记忆，仰慕的心情，使我找到了一种感觉：在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心目中，人民最大，群众最大。
 
 
（作者系湖南省首批十大优秀社会科学专家、研究员，舜帝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