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晓新：一张珍贵照片留下的记忆

照片由秦大安提供

这张照片是解放军原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和政治部的部长们的合影，拍摄于 1949 年 12 月 30 日。这一天，成都解放。贺龙率第十八兵团领导机关及部队进驻成都。胡耀邦主任带领部长们和政治部全体人员进入北较场，安营扎寨。为庆祝胜利，大家走下汽车后，组织部部长余述生（后排右二）、保卫部部长秦传厚（后排左二）、组织部副部长王焕如（后排左三）等聚集在胡耀邦主任（照片正中者）周围，在北较场大院留下了这张具有纪念意义的照片。当我看到这张老照片时，心情非常激动，不由得想起了我父亲余述生讲过的往事。

1948 年 6 月 , 晋冀鲁豫军区和晋察冀军区合并，组成华北军区。徐向前任华北一兵团（ 1949 年 2 月整编为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胡耀邦任兵团政治部主任。任命下达时，胡耀邦还在华北野战军第三纵队政委的任上，正在河北省率部与敌作战，未能及时赴任。直到 8 月初 , 胡耀邦主任才来到兵团政治部的驻地山西省太谷县的代村。那天，余述生召集政治部全体同志在村口等候。见胡耀邦走过来，大家一起鼓掌热烈欢迎。余述生向胡耀邦报告：“胡主任，政治部的同志们早就盼望着您的到来，今天，部长们和部下全部 39 人（包括火夫和马夫）都来迎接您啦！”胡耀邦说：“这么多人，不少啦！今后我和大家在一起工作。” 边说边与大家一一握手。那时，胡耀邦主任和政治部的部长们都才 30 岁出头，年富力强，十分有朝气。之后，部长们跟随胡耀邦主任参加了太原战役、扶眉战役和成都战役。

胡耀邦到任后，为打好太原战役，带着部长们深入到兵团的第八纵队、十三纵队和十五纵队抓思想政治工作。胡耀邦主任与各纵队的领导深入交谈，详细了解部队的情况，并提出了部队政治工作应努力抓好的三件大事：打好仗；遵守纪律、执行政策好；部队团结工作好。他亲自领导部队开展了大量的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太原守敌纷纷被瓦解，他们主动出城，向我军投诚。阎锡山的第三十军军长黄樵松准备率部起义，派他身边的人出城与我军接洽。胡耀邦亲自与黄樵松的代表商谈组织起义的问题。事后，胡耀邦打电话向徐向前司令员报告，请求亲自进太原城内与黄樵松部组织这次起义。徐向前司令员没有同意，而是决定派八纵参谋处长晋夫和另一位同志进入太原城内去组织黄部起义。然而不幸的是，黄樵松手下的旅长戴炳南向阎锡山告密。晋夫和黄樵松不幸被捕，敌人还用飞机将他们押送南京，最后他们英勇就义于雨花台。对他们的牺牲胡耀邦十分悲痛和惋惜。

太原战役结束后，中央军委决定将十八兵团划归第一野战军彭德怀指挥。 1949 年 5 月 26 日，胡耀邦主任同周士弟司令员（徐向前因病，另有任用）、王新亭副司令员、陈漫远参谋长一起离开太原，率十八兵团的 60 军、 61 军、 62 军挥师南下，参加解放大西北和大西南的战斗。在陕西关中平原打了扶眉战役。扶眉战役结束后，胡耀邦率兵团政治部进驻宝鸡，在宝鸡驻防了四五个月时间。

在工作中，胡耀邦主任坚持原则，对每件事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心直口快，对部长们在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不足之处，当面指出，毫不含糊。但在平常的生活中，他和部长们又无拘无束，亲密无间，有时互相还开开玩笑。胡耀邦主任的个子较矮，他有一双皮鞋，平时舍不得穿，只在参加重大集会时才穿。西安各界召开大会庆祝西安市解放，胡耀邦带着部长们去出席，刚走出门，余述生就说：“胡主任，你忘带了一件东西。”“什么东西？”“那双‘高跟皮鞋’啊！”胡主任恍然大悟“老余，你提醒得太重要了。”他马上转身回屋换鞋，逗得部长们一阵欢笑。

在宝鸡驻防时，紧张的工作之余，胡耀邦主任时常与部长们和政治部的其他同志打扑克或下象棋。他十分喜爱音乐，不时拉起二胡同大家唱歌。政治部的业余生活十分活跃。胡耀邦爱好摄影，有一天，余述生从通信班里弄来一辆自行车，在院子里学骑车。胡耀邦拿着一部照相机从屋里出来，“老余，你骑车，我给你拍个照。”说完后，胡耀邦对准焦距按下了快门。拍完照后，他又叫上余述生和秦传厚和他一起，在宿舍里蒙着被子当暗室把胶卷冲印了出来。这张有纪念意义的照片，至今还被余述生的后人所珍藏。

1950 年 2 月，第十八兵团领导机关奉命撤消，兵团的主要领导周士弟、王新亭调西南军区任职。兵团辖属的第 60 军组成川西军区，机关设在成都北较场，司令员张祖谅、政委袁子钦、参谋长唐健伯、政治部主任余述生。第 61 军组成川北军区，机关设在南充市，司令员韦杰、政委胡耀邦（同时兼任中共川北区委书记）、副司令员李文清。第 62 军组成西康军区，机关设在雅安市，司令员刘忠、政委鲁瑞林。随着四川全境解放，地方政权建立，需要大批领导干部，原十八兵团政治部的部长们大多数转到地方工作。宣传部部长任白戈去重庆市后任市委书记，保卫部部长秦传厚调到四川省公安厅后任厅长，民运部部长米建书调到成都市后任市委书记。从兵团政治部转到地方工作的还有廖家岷、冯焕武等。在交接工作期间，有一天，超过了 12 时吃饭时间，余述生还在组织部开会，胡耀邦的警卫员跑进办公室报告：“余部长，胡主任在门外等你。”余述生马上叫休会，走出办公室大门，看见胡耀邦站在汽车旁，急忙走上前问到：“胡主任，有急事吗？”“没有什么急事，上车吧！”在车上，胡耀邦说：“我们就要分手了，今天出去一起吃个饭。”汽车出了北较场东营门，经过文殊院，在草市街口左拐往北，穿城门洞，过了北门大桥，在一家“陈麻婆豆腐”饭店门前停了下来。胡主任说：“我们湖南的菜辣，四川的菜不但辣还麻，我们就入乡随俗，尝尝川菜。”胡主任和余述生，还有警卫员和司机 4 人坐上饭桌，点了“麻婆豆腐”等四五样川菜，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餐。解放军一个兵团级首长同部下的“告别宴”在成都街边的一个小饭馆就搞定了，这在余述生心里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以后每当余述生坐车路过北门大桥时，他总会说起这件事。

“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和造反派冲击了共青团中央机关。胡耀邦遭到揪斗，他被造反派抓出来游街示众，关进“牛棚”。之后，团中央的造反派头头又把胡耀邦押送到河南潢川的“五·七”干校，从事体力劳动，接受再教育。他的家人和孩子也受到株连。与此同时，四川省各地和成都市的大街上都刷满了“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大标语，造反派围攻西南局、四川省委、成都市委。任白戈、秦传厚、米建书都遭受揪斗和批判。造反派还把他们关进成都市昭觉寺的看守所。当时留在军队已担任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的余述生也未能幸免，他和黄新廷司令员、郭林祥政委、何正文副司令员作为首批打到的对象，被戴高帽挂牌子在北较场游斗，大小会被揪斗、被殴打，关进“牛棚”，不仅被专案审查，还在农场被监督劳动，受尽人格侮辱。家人和孩子也从北较场扫地出门，被赶到天回镇的乡下。

“9· 13”事件后，余述生到北京办事，又一次见到了胡耀邦。那是 1972 年 4 月的一天，余述生听说胡耀邦从干校回到了北京。吃过午饭后，他要了一辆车从友谊宾馆往城内胡耀邦家里赶去。车刚进胡同口，就看见胡耀邦提着一个小包走出来。余述生急忙跳下车迎上去问：“胡主任，这是往哪些去呀？”胡耀邦抬头一看，“哦，是老余啊！你还敢来看我？”“你是我的老主任，我有什么不敢！”胡耀邦又说：“去干校几年，家里的锅炉坏了，正想到大街上的澡堂洗个澡。今天不洗了，回家去，咱们吹吹牛。”那天下午，他俩谈了二三个小时。当余述生谈到成都“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及自己在运动中所受到的遭遇时，胡耀邦陷入深深的沉思。不时插话说：“这场革命这样搞下去，那是不行的！”道出一个革命家的深深忧患。

粉碎“四人帮”后，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在邓小平等一批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他高举拨乱反正的大旗，领导全国上下开展了平反“文化大革命”时期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四川和全国一样相继作出决定，为“文化大革命”受迫害的大批干部平反，恢复了名誉。任白戈、秦传厚、米建书、余述生等一批军地干部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

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多次来四川视查工作，到阿坝州重走长征路，调研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及各族人民的生活。在成都期间，胡耀邦又一次回到北较场大院，接见军区在蓉的军以上干部并合影留念。还在武担山下的五号楼单独会见了十八兵团在蓉的老干部。党的十二大时余述生当选为中纪委委员，经常上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会议，见到胡耀邦的机会就多了。有次在人民大会堂见到胡耀邦，胡耀邦热情地打招呼：“老余啊！你也来北京了。”余述生笑着说：“听胡主任作大报告，那是不能缺席啊！”俩人都笑了起来。这意味深长的笑声，蕴含着胡耀邦同部下的深厚友谊。

虽然胡耀邦和政治部的老部长们已离开我们了，但他们留下的作风和精神将被后人永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