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勇：困难时期胡耀邦下乡调查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这些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使中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在这种严重困难面前，党的领导者头脑开始冷静，作风开始向实事求是转变。1961年1月14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对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纠正“大跃进”的错误，即是一个转折的关键，会议听取和讨论了李富春《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鉴于“大跃进”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和带来的严重局面，会议强调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适当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和降低重工业发展速度。会议正式通过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决定在农村深入贯彻《十二条》，进行整风整社。

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3月23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的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同时印发了消失多年、新近发现的毛泽东1930年春写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这篇文章1964年公开发表时，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

中央在这封信中指出：中央要求县以上党委领导，首先是第一书记，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注意调查研究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把深入基层，蹲下来亲自进行系统的典型调查，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信中还特别指出：调查必须实事求是，“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

这封信发出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人，纷纷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着手解决各项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根据中央的统一安排，胡耀邦率领的中央机关和辽宁省委调查组，前往辽宁的海城县进行调查研究。

胡耀邦调查组向中央报送了几份调查报告。其中5月5日的“调查材料之四”是关于商业工作的，题目为《商业工作要活一点》。这份报告受到毛泽东的称赞。

报告首先指出，不少社队干部和社员，对商业工作一条腿走路的现状不满。在1956年以前，这里的供销合作社是一种集体所有制的商业，1956年实现高级合作化以后，集体商业的性质就逐步发生了变化，1958年公社化以后，虽然还挂着供销社的牌子，但是在资金构成、领导关系、经营方法、收益分配等方面，都逐渐同国营商业完全一样了。这样，农村商业工作由两条腿（国营商业和供销商业）变成为一条腿，由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变成为一种所有制，农村的商品交易由包括集市贸易在内的三条渠道变成为一条渠道。从最近两年多的情况可以看出，所有购销业务统统由国营商业独家包揽经营，是害多利少的。

报告接着列举了“害多利少”的具体表现：

集体商业变为国营商业以后，出现的一个突出矛盾是，商品生产方面有几种所有制（全民的、集体的和家庭的），而商品交换却只有一个渠道。做买卖的权力那么集中，商品生产又那么分散，作为商品生产者的集体和个人之间，不能直接交换自己的任何产品，这既不便于消费，也不利于生产。

供销社变成国家企业以后，同国营商业部门统统实行一个牌价，不再根据各种条件来组织买卖双方自行议价了。价格的不尽合理，往往会影响社员个人和集体物资的出售，使市场上的商品量大大减少，造成人为的物资紧张。

集体商业变为国营商业以后，基层商业部门面向群众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工作，做得远不及以前了。社员反映：过去供销社是咱办的，干部也听农民的话，社员需要什么就进什么，社员要卖什么就收什么，现在是不管需要不需要，有什么卖什么，照顾国家多，照顾农民少。又说：“过去缺啥马上出去采购，现在没货就在那里一坐，有货就往食堂一推，食堂和小队长成了供销社的二下手。”

集体商业变为国营商业以后，社员群众对于供销社大大疏远了，不关心，不监督，也不积极支持。由于失去了群众监督，供销社经营管理水平下降了，丢款差货的现象普遍增多。

报告列举了上述四条“害多利少”表现后，提出了改变农村商业体制的三种意见。对三种意见分析了利弊之后，基本上否定了第一种和第二种意见，肯定了第三种意见，这就是：恢复供销社的原有性质，改变为集体所有制企业。

报告说：农民一致同意这种办法。他们说：“是自己的买卖，就能根据农民的意见来安排产销，对于农民就有一千个方便”。允许地区之间、集体之间互通有无，自订合同，自由议价，这样能刺激生产，也能便利消费。不少商业干部也同意这个意见。他们认为，国营商业不可能满足农民生产和生活的一切需求。还认为，目前的主要矛盾，是商品生产的严重不足。对商业体制作彻底的改变，有利于这个矛盾的解决。因此，这是一项积极措施，绝不是“走回头路”。

这份报告送到北京后，毛泽东于5月29日批示：“印发工作会议各同志。我看了这个谈商业的文件，也觉得很好，可发到县社两级讨论。”这里说的“工作会议”是指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央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为什么毛泽东说“我看了这个谈商业的文件，也觉得很好”呢？这是因为调查报告先由陈伯达看到，陈伯达批了“觉得这个文件很好”，并推荐给了毛泽东。

在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央工作会议上，除对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进行了修改外，还讨论了商业工作和城乡手工业问题。6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商业四十条》）。其中规定：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商业和农村集市贸易，是我国现阶段商品流通的三条渠道。要把过去撤销或合并的供销合作社恢复起来，把过去拆散的合作商店、合作小组恢复起来，同时，有领导地开放农村集市贸易。

从这里可以看到胡耀邦调查报告中的意见，被中央采纳了。

这次对商业工作的调查，在胡耀邦头脑里形成了一个明确的思想，这就是多年来他一贯强调的商业工作要多渠道，少环节。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弊端从一开始“诞生”就暴露出来了，且日益明显。但是，自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以后，对“三面红旗”只能喊“万岁”，不能再说一句不好，否则就是“右倾”。1960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展望六十年代》，竟把“三面红旗”说成是“三大法宝”，说“根据最近时期的经验，找到了三个法宝，这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的发展速度和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全国报刊上充斥着对“三面红旗”的盲目颂扬。如：

总路线，指路灯，照到那里那里明。

总路线，像春风，个个农民劲冲冲。

大跃进，大跃进，社员浑身都是劲。

跃进花开遍地红，生产高潮冲天空。

公社好比幸福梯，天堂要往人间移。

人民公社花一丛，东风吹来朵朵红。

……

但是，刚过了第一季度，中央已经发现情况不妙，特别是农业这个“基础”，问题相当严重，1959年至1960年度的农业生产大幅度减产。比如棉花原计划收购4119万担，实际只能收购3075万担，比原计划减少1044万担。因此，5月7日中共中央批准商业部的报告，决定把1960年全国平均每人的棉布定量减少2尺，由原来的24尺减少到22尺。5月22日又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平均每人的棉布定量再减少1尺多。原则是，各省的县城和农村一律比上年标准减少4尺，大中城市可以少减一些。

接着，中央又发出一系列指示，与人民生活有最直接关系的，如：

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1960年以来，粮食供应日趋紧张，粮食调运情况一直不好，5月份各省调出的粮食仅完成计划的一半。连续两个月，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几乎挖空，已面临脱销危险。

6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通知》。由于各地粮食都很紧张，粮食调运工作一直进展不快，京、津、沪、辽粮食库存已经见底，到了随调随销的地步，这年秋粮上市后，这种局面也未缓和，据11月份统计，京、津、沪三市共销粮5.7亿斤，而调入的只有3.7亿斤。

7月30日，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市饮食业实行凭粮票供应的办法。当时全国饮食业都已实行凭粮票供应，北京是唯一不收粮票的城市。随着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的紧张，不仅北京市的许多居民到饭馆吃饭，而且附近许多人也来北京饭馆吃饭，造成北京市饮食业供应紧张，粮食销量很大。

8月1日，中共中央同意国务院秘书长齐燕铭的报告，决定从8月份起，对在京的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份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以照顾。标准为：1、副委员长、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副主席、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即所谓“四副两高”，每户每天肉1斤，每月鸡蛋6斤，白糖2斤，甲级烟2条；2、人大、政协常委，副秘书长，国务院部委正副职，最高法院副院长，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民主党派正副主席，知识份子的一级人员，行政七级以上人员，每人每月肉4斤，白糖2斤，甲级烟2条，鸡蛋3斤；3、人大党外代表，政协党外代表，部委的党外正副司局长，国条院参事，民主党派中央常委，知识份子二、三级，行政11级以上人员，每人每月肉2斤，白糖1斤，甲级烟2条，鸡蛋2斤。（从11月份开始，党内干部按上述标准减半供应。）

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1960年夏粮产量只有626亿斤，比上年大幅度减产。1至7月累计，国家征购的粮食只有244亿斤，比上年同期减少26%，城乡人民生活极为困难。中央要求挤出一切可能的劳动力，充实农业战线，首先是粮食战线；坚决压缩水利等农村基本建设；搞好秋收管理；大力增产粮食的同时，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也必须重视；各行各业必须把支援农业的任务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管好用好粮食；把运粮放在运输第一位；反对大吃大喝，铺张浪费。

9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的口粮标准的指示》。1960年，全国受灾面积9亿亩，灾情比上年严重，夏粮征购，小麦比上年减少51亿斤。夏收之后，浮肿病，非正常死亡和人口外流现象继续发生，偷青吃青现象很严重。粮食库存比上年同期减少100亿斤。因此，中央决定立即压低城乡口粮标准。规定：淮河以南到珠江流域地区，每人全年原粮360斤，灾区应更低一些，丰收地区可高一些，但最高不能超过400斤原粮。淮河以北地区压到平均每人原粮300斤，东北等部分高寒地区可稍高一点，重灾区要压缩到300斤以下。城市除高温、高空、井下和担负重体力劳动的职工以外，其作全部城市人口，每人每月必须在原标准口粮基础上压低2斤左右（商品粮）。

9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压缩食油销量和加强油脂收购的指示》。1960年油料总产量只有38.8亿斤，比上年减产53%，库存急剧下降，截止9月10日仅有6.7亿斤，是统购统销以来最低的一年。中央决定：1、本年食油销量控制在19.5亿斤，比上年压缩3.8亿斤。2、中央直辖市、省会城市、省辖市和专区辖市及县城、集镇，每人每月平均定量标准分别由原来的10两、7两、4两压缩到7两、5两人、3两。3、适当压缩工业用食用植物油和食品业用油量。

10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对负责干部的特需供应，禁止商品“走后门”的指示》。针对有些地方特需供应照顾的范围偏宽、标准偏高，甚至互相包庇，通同作弊，或者自定特需供应，以及商品供应“走后门”问题，中央决定，对特需供应进行一次检查，范围偏宽的紧缩，定额偏高的降低，不合理的取消，地委、县委所作的有关规定一律作废。继续保留的部分，从中央到地方党员干部一律按照定额减半供应，党外人士仍然按照定额供应，不予降低。严格禁止商品供应“走后门”。

11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这是因为粮食不够吃，许多地方大批群众得了浮肿病，甚至大批饿死人的现象严重。《指示》推荐了中国科学院关于玉米根粉、小麦根粉、玉米杆麯粉，橡子面粉、叶蛋白、人造肉精、小球藻等若干代食品。

与此同时，中央还发出有关精简职工，下放干部，财贸金融、工业调整等许多指示，到1961年初，又发出有关整风整社、反对“五风”等方面的指示。“五风”是指人民公社普遍存在着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生产风、特殊化作风、强迫命令风。

胡耀邦为了去农村看看中央一系列指示发出的效果如何，他于1961年9月4日带着三名工作人员出去调查了。9月底回到时北京，于10月2日向毛泽东报送了一份调查报告，题目是《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的农村察看》。

报告说：我带了三名工作人员，从9月4号到29号，在黄河、淮河平原农村跑了一趟，除乘火车外，行程约三千六百里。观感如下：（一）农村形势确实比去年好。所到之外，群众都说形势比去年好多了，不平调了，不瞎指挥了，干部不打人整人了，能多劳多得，生产、生活有了奔头。（二）水灾和水利问题。所到地区今年雨量并不算特别多，为什么水灾严重？原因有两条：一是雨下得很集中，二是水利建设有问题。今后不同的地区必须有不同的水利建设方针。（三）另一种灾荒和教训。为什么同样土质、气候条件而且紧紧相邻的县、社、队，却有好有坏？坏的地方主要是“五风”伤了元气，再加上今年的工作一再错过时机，吃了未能“见事早、抓得紧”的亏。（四）根本问题在于认真而具体地贯彻农业六十条。（五）调动生产队小集体积极性的关键。大队统一分配，在当前是保护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的一个堡垒。经过邯郸时，听说主席早就说过这个问题，而且说用分配大包干代替“三包一奖”，是解决生产在小队而分配在大队这个矛盾现象、真正调动小队积极性的一个大问题。我认为这是十分正确的。（六）经营管理要更细，多劳多得要落实。（七）一种起过作用但具有危险性的做法。我们在安徽看到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许多工作生产队实行了一种叫做计划、分配、大农活、抗灾、用水看水五个统一下的田间管理责任制。这种责任制的实际内容就是按劳力分等，把田长期分到户管，包死产量，超产全奖，减产受罚，遭灾减免。许多群众通俗地把它叫做分田到户或包产到户。听说，别的省也有少数地方自发地实行了这种办法。对此，我们的意见是：1、在一些“五风”刮得严重的地方，这种做法对调动社员的劳动积极性确实起了积极作用，这是一个客观实事。2、这种做法已出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矛盾和纠纷。3、这种责任制有两个前题，一是“五统一”，二是各户对产量要负完全责任，这两个前提势必会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发展下去，最终会导致降低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4、这种做法如大家还要干，仍可试行，但要允许不同意的地方不这样做，更不要把它说得绝对，避免被动。如果要转过来，也要有准备、计划地转，不要造成混乱，使生产再受损失。（八）完全恢复生产力的决定一环，在于能解决多少生产需要的大牲口。（九）市场、中小城镇生产和职工生活。农村集市都开放了，很活跃，但有些地方也有点乱。怎样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对此，我们感到：1、集体商业似乎要加快一点建立，并且似乎可能全部以货易货，以此来抵制和缩小各种投机者的捣乱。2、对盗窃国家财产和谋财害命的大盗窃犯必须法办。农民对小件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要求很多，最突出的是要布。城乡供求关系更加紧张，职工生活下降很大。对此要发动大家，自己动手加以解决。(十)要教育干部把团结看作生命。有些地方干部之间还有隔阂，主要是因为一些受委屈的同志还没有平反，心情不舒畅；有些出了毛病的好同志检讨未过关，觉得出力不讨好。这件事在有些地方还得很好地抓一下。

耀邦这份报告反映了一些重要情况和问题，而且十个问题都是从全局着眼，并未提到青年团的工作。这是他的一个特点。他从来反对孤立地抓团的工作，而是从全局出发，把团的工作放到全党工作中的适当位置上去抓。

这份报告报送毛泽东后，也分送了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各个部门。但有的人看后却不以为然，团中央一些部门的领导人对耀邦提出了批评，机关党委对这些批评意见整理了一期《简报》，其中，中国青年报社一位领导的意见最为尖刻，说：“胡耀邦同志工作漂浮，二十五天跑了三千六百里，能作什么调查！这不是走马观花了，简直是跑马观花。”我将《简报》送耀邦看后，他只是“哼”了一声，并未说什么，但明显表示了对这种批评的不满。

这份报告送上只过了4天，毛泽东就看到了，并写了批示。毛泽东的批示是：

此件写得很好，印发各同志，值得一看。

毛泽东

十月六日

据《毛泽东传》说：“当时，在中共党内，对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认识，并不一致，包括一些省委书记和相当数量的地委、县委书记在内。在高级干部中，像胡耀邦这样，以正式报告的形式，如此鲜明地表达对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主张的肯定和支持，为数不多。毛泽东看了报告，十分高兴”。所以，毛泽东迅速作出了批示，印发给了当时正在召开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各同志。（《毛泽东传》第1180页）

收到中央办公厅转来的毛泽东的批件，我非常兴奋，立即呈送给耀邦，说：“耀邦同志，主席对您的报告作了批示，称赞写得很好。”耀邦放下手头工作，也很兴奋地看了起来，一连看了两遍。我说：“毛主席都认为这篇报告写得好，可是团中央一些人却批评是‘跑马观花’……”还未等我说完，他把脸一沉，说：“老孙这个人，自己不作调查，几年来也写不出个像样的东西，只看到标题上的二十五天和三千六百里，就瞎发议论，就断定是跑马观花，了解不到什么情况，满脑子的形而上学！”又说：“我们看问题，任何时候也不要只看表面现象，毛主席经常提醒我们不要犯形而上学的毛病。”

随后，他又对我说：“你把主席的批示送给书记处的同志传阅一下，然后收回来保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