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勇：一怀明月、两袖清风的胡耀邦

经济困难一天比一天严重起来，连我们这些生活在首都北京的人，从1959年开始粮食定量也一减再减，我的定量由最初的每月31斤减至27.5斤，又没有副食品，常常吃不饱，饿肚子。像胡耀邦这一级的干部，每月也只有4斤肉、3斤鸡蛋的“特供”，这本来就远远不够吃的，而耀邦上有老母、岳母，下有幼子、幼女，加上不断来客，那么一点“特供”，吃到他嘴里能有多少！

好在胡耀邦出身贫苦，又经革命队伍艰苦生活的长期锻炼，特别是长征中吃过树皮、草根，可以说是艰苦备尝，平时生活就简朴清淡。

胡耀邦喜欢吃米饭，每顿饭就是一小碗米饭，两小碟菜，其中一小碟炒菜中有那么两三片肉，主要是辣椒和豆豉之类。全家有时吃顿饺子、烙饼，他都不吃，仍然是吃一小碗米饭。他不大喝茶，喜欢喝白开水。夏天，警卫员李汉平在冰箱里给他冰上一瓶凉开水，他喝几口，说：“真好喝啊！”说着，脸上会露出像小孩子吃冰棍儿那样的喜色。

每天晚上他都要工作到深夜一两点钟才睡，饿了，李汉平有时给他煮一小碟带皮花生，或在锅里烙几片白薯，端给他吃。

那几年，胡耀邦考虑比较多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帮助群众度过饿荒。他几次提出要我们每月有一天不吃一点粮食，自己去找吃的。他说：“你们每个月打一天不要吃一粮食，吃什么，自己去找。过去战争年代，哪有那么多粮食吃，有时一天也吃不上饭，还不是活过来了。”但我们想来想去，在北京这个大城市里不比在农村，上哪儿找吃的呀？连棵野菜也找不到。因此，就一直未按他的意见办。到了秋天，院子里两棵海棠树结了很多海棠果，但因未嫁接过，果实很小，酸涩难吃。有一次，李汉平採摘一些，煮熟了，仍然不能吃。他又加了两勺白糖，还是不能吃。那时每户每月只供应半斤白糖，也没有那么多糖拌海棠吃，只好作罢了。李汉平说：“海棠没吃上，倒赔了两勺白糖。”

耀邦多次说：“物质食粮缺乏，就多搞点精神食粮，在青少年中可以多开展些娱乐活动，不要老是愁眉苦脸的，要把精神搞振奋。”他引用孔子的话说：“孔子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我们也要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没肉吃怎么办？没油吃怎么办？没冰棍吃怎么办？就是要搞娱乐活动。一搞娱乐就忘了肉了，就忘了油了，就忘了冰棍儿了。这叫作乐以忘肉，乐以忘油，乐以忘冰棍儿。”

对于口粮过少而饭量又大的人，耀邦设想过一个办法，就是主张尽可能“保存热量”，不要浪费体能，少开一些不必要的会议。他说：“我们的干部有许多人坐过牢，当时敌人给的饭又少又差，许多人吃不饱，但坐了几年牢，人不但没有饿死，而且也很少得浮肿病的，就是因为吃了饭坐在那里不动，或躺下睡觉，保存了热量。这也是渡过饥荒的一种办法。”

胡耀邦穿衣也很简朴。在家时，夏天穿个圆领汗衫，冬天穿一件旧灰色毛衣，五粒钮扣还不一样，有一粒是后来配的，脚上则一年四季是穿一双拖鞋。只是外出参加会议时，才穿一双皮鞋和旧中山装。有一年夏天接待外宾时，穿了一件新做的绸衬衫，但贴身汗衫脊背上有三个破洞，隔着衬衫看得清清楚楚。我们认为不能在外国人面前丢脸，李彦提出应换一件。耀邦问：“这样不行呀？”李彦说不行，我也说不行，这才又找了一件换上。最有趣的是1962年9月，中央决定由胡耀邦率领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当时规定的制装费150元，只能做一套衣服和购置一些零星用品。但9月份去欧洲需带大衣，耀邦一件咖啡色呢面大衣已褪了色，领子发了白，而且由于太旧了，熨不平。想从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借一件，又因耀邦个子小，没有那么短的大衣，找不到合适的。当时我有一件新做不久的烤花呢大衣，我提议穿我的，因为我的个子同耀邦差不多。他说可以试一试。拿来一试，能凑合，除了肥一点，长短合适。李汉平送到洗衣店熨了熨平，耀邦就穿了我的大衣出国了。首长向秘书借大衣出国，这在中央委员中恐怕是独一无二的。

1960年底至1961年初，河南信阳地区出现了大量死人的严重问题。这本是由于“大跃进”中大刮“五风”和粮食严重减产造成的，许多群众吃不饱饭，大批饿死、病死，但信阳地委却夸大敌情，混淆敌我矛盾，一概归之于“坏人当权和地主封建势力的破坏”，因而提出“依靠贫下中农，进行整风整社，彻底孤立和打倒反革命复辟势力”的“左”倾错误方针。毛泽东也认为该地区是“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恨，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第197页）因此，中共中央于1961年1月1日肯定并批发了信阳地委的报告。中央要求全国三类社队整风都应该照信阳的办法执行，迅速掀起整风整社的高潮，“彻底孤立和打倒反革命复辟势力，彻底反掉‘五风’，完全扭转三类社的局面，巩固地重新建立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第197页）中央的这一批示，更加助长了整风整社运动中“左”倾错误的发展。

不过，这时毛泽东已逐步发觉工作中的错误，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做到实事求是。他在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提出，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要搞它半个世纪，要搞几年慢腾腾，不要务虚名而遭实祸。他批评“一平二调”、“共产风”是“人祸”。要求大家勇于承认错误，有多少错误就说多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什么反什么。他向全党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第196页）

就在胡耀邦参加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的胞兄胡耀福和堂弟胡耀简到北京来了。他们是受家乡浏阳中和大队党支部书记龚光繁之托来的。当时龚光繁想为大队买一台发电机，而当地又买不到，就请胡耀福和胡耀简来向耀邦求助。经过党支部研究，请胡耀福和胡耀简给胡耀邦带了一点家乡的土产冬笋和芋头，以表达家乡人民的一点情意。

胡耀邦听说大队想买一台发电机搞生产，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就答应为他们买。事后由警卫员李汉平与北京有关部门联系购买了一台发电机，运回浏阳后用于大坪煤矿挖煤。但耀邦对胡耀福、胡耀简用公款作路费以及带来的冬笋和芋头，却很不满意，当时就批评了他们。其实，大队这样做并不过分。为生产大队集体购买发电机，派人到北京，理所当然地应该由生产大队出路费。带一点家乡土产表示心意，也在情理之中，本来无可指责。但耀邦对此却不放过，不但当面严肃批评，而且在胡耀简返回时又让他带给党支部一封信，再一次提出了严厉批评，甚至上纲很高，说成是“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是“违反中央政策”，是“政治错误”，是“犯法”等等。

1961年1月12日，耀邦叫我到他屋子去，说“你给我拿点信纸，我要写封信”。我随即拿了一本信笺给他，他十分认真地写了这样一封长信：

光繁同志并党支部同志：

现在耀简先回来，耀福过四五天后也就回来。

不久前，我曾经给公社会党委详细地写了一封信，请求公社和你们一定要坚决劝止我哥哥、姐姐和一切亲属来我这里。因为：第一，要妨碍生产和工作；第二，要浪费路费；第三，我也负担不起。但是，你们却没有帮我这么办。这件事我不高兴，我再次请求你们，今后一定不允许他们来。

这次他们来的路费，听说又是大队出的，这更不对。中央三番五令要各地坚决纠正“共产风”，坚决严格财务管理制度，坚决退赔一平二调来的社员的财物，你们怎么可以用公共积累给某些干部和社员出外作路费呢？这是违反中央的政策的啊！如果社员要追查这些事，你们是负不起这种责任的啊！请你们党支部认真议议这件事。一切违反财政开支的事，万万做不得。做了，就是犯了政治错误。

送来的冬笋和竽头，这又是社员用劳力生产出来的东西。特别是在现在的困难时期，大家要拿来顶粮食，你们送给我也做得不对。但是已经送来了，退回来，又不方便。只好按你们那里的价值，退回24元，交耀简带回。请偿还生产这些东西的社员。在这里，我一万次请求你们，今后再不许送什么东西来了。如再送，我得向你们县委写信，说你们犯了法。

我哥哥带来的德滋（笔者注：胡耀福的次子），我这里也不能留。因为一切城市都在压缩人口回农村，这也是中央的政策。我们这些人，更应该以身作则遵守这个政策。但耀福说，由于小学不健全，德滋在家里读不成书，希望迁到文市去上小学。因为德滋年纪还小，我倒同情他能上学，如果在大队里的小学读不成，如果有可能去文市小学上学，就请你们加以解决。

来信说，冬季生产很好。我很高兴。但听说，你们去年整年的生产很不好，减产极大。务请你们根据中央政策认真吸收教训，兢兢业业地领导社员把今年的生产搞好。你们的生产搞不好，不但社员生活不能扭转，连我们这些在外工作的干部，脸上也感不到光彩。为了搞好今年的生产，我希望你们今年分三次（一次可在四月，一次可在八月，一次可在十一月）把你们的实际情况写信告诉我一下。要写实在情况，不许虚夸，有什么意见和不懂的东西，也可以写，可以问，绝对不要隐瞒。来信说，我对家乡有无微不至的关怀，这不合乎事实。一切不合乎事实的东西，都叫虚夸。不要那么写。但我的确关心你们的工作和生产，所以请你们在可能的情况下，今年分三次把真实情况告诉我一下。

耀简说耀福生产还努力，耀福说耀简工作还努力。这使我高兴。耀福每次来，我母亲和我，都再三叮嘱他一定要努力生产，绝对不可做错事。这次，我们又向他们作了叮嘱，希望你们经常帮助他们。

耀福、耀简都说，我叔叔的儿子耀焘哥较贫困，我没有能力作多的帮助，只送了两件旧衣服给他，由耀简带回，请你们转告他，我希望他好好生产，努力改善自己家庭的生活。至于其他的亲属，我实在无力接济，如有人来找我，也请你们劝阻。

这封信，我请你们转给县工作组和公社党委同志看看，以便使他们知道我对上面一些问题的意见。

再三地希望你们搞好社员的生活和全队的生产。

胡耀邦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二日

耀邦这封信写写改改，写完后已改得很乱了，他叫我抄清楚，才交胡耀简带走。此后他的心情并没有平静下来，经过几天考虑，他又想到1960年胡耀福来京时带的东西，于是又提笔写了一张清单，也由我抄清后交给他哥哥胡耀福带回。耀邦写道：

托胡耀简带回给中和大队的信，一定要给公社工作组和公社党委看。因为有许多重要的事在那封信中提到了。

去年七月带来

1、茶油15斤，每斤0.54元，共8.1元

2、豆子10斤，每斤0.1元，共1元

3、油饼60个，每个0.08元，共4.8元

4、熏鱼20斤，每斤0.7元，共计14元

5、一共27.9元，交胡耀福带回，务必退回公社。

胡耀邦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二日

以上两次带的东西，按当时的市价共折合人民币51.9元，让胡耀简、胡耀福带给了党支部书记龚光繁。

今天人们看了耀邦的信和清单，可能认为胡耀邦实在是“小题大作”。寥寥一点土特产，区区51元钱，算得了什么！而当时的胡耀邦，却提高到执行党的政策和损害群众利益的高度来看待，并教育基层干部也这样来认识问题，还不厌其烦地一笔一笔把账算清楚。这说明他心中装有人民，装有人民的忧乐疾苦，这里映现着那个年代里一个磊落人的最美的心灵。从这封信，人们看到胡耀邦真正是一怀明月，两袖清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