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尊重知识、爱护人才的楷模
胡耀邦一贯尊重知识，爱护人才。他生前最后一幅题词是“尊重知识”。
1957年反右时胡耀邦率团出访。回国途中听说《中国青年报》社一大批领导骨干被打成“右派”，他痛心疾首地说：“损失惨重啊，必须刹车！”
胡耀邦针对不正常的党内生活，结合自己的亲身体会说：我们一生中要有两种思想准备，一是挨错整，二是整错人。
胡耀邦批评人有时异常严厉，但他绝不打棍子，更不轻易处分人。他说：“我这个人批评起来常常是喊打喊杀，但真要做结论和处分时，我却下不了手。”后来，他把对人的批评和处理借用两个科技名词概括成“软着陆”和“冷处理”。
尊重知识 爱护人才
胡耀邦一贯尊重知识，爱护人才。他一生刻苦读书，广猎知识。马列主义、自然科学、天文地理、民族宗教、各地风俗、世界风光等等一切知识，他都怀有浓厚的兴趣，孜孜以求。他很少看戏和看电影，但对纪录影片却独有情钟。他说：“看记录片可以增长知识，有许多地方我们一生都不可能去，从电影上看看就会有个印象，就会得到知识。”他主持团中央工作期间，要求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为青少年编辑出版知识丛书，要求《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经常介绍一些各方面的知识，丰富青少年的头脑。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历史常识》、《书的知识》、《古人勤奋学习的故事》等。《中国青年报》开辟了《长知识》副刊，一直出版了二三十年。他对书刊上介绍的各种知识非常重视，仔细阅读，发现错误，及时指出。有一次，《中国青年》杂志介绍了两种药品的由来，既介绍知识，又寓意青年们要有不怕失败，顽强进行科学实验的精神。一种是“二百二”（红药水），一种是“六六六”（杀虫剂）。“二百二”介绍对了，说这种药品是因为试验了220次才成功，所以取名“二百二”。但对“六六六”却介绍错了，也说是因为试验了666次才成功，所以取名“六六六”。耀邦读了这篇文章后，说：“这不是闹了个大笑话吗？六六六怎么是实验了666次呢？是碳（C）6、氢（h）6、氯(ci)6三种元素配制成的嘛！”他要我立即给《中国青年》杂志社打电话指出来，并要求他们在下一期中更正，以免使青年接受了错误的知识。我很快给总编辑邢方群打通了电话，传达了耀邦的意见。邢方群说，他们也已经发现了这一错误，准备在下一期中发出更正。
耀邦认为，建国后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他非常概括地说，建国前的28年，主要任务可以用两个字概括，就是“革命”；建国后的主要任务，也可以用两个字概括，就是“建设”。而建设，是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和各种人才的。因此，他主张对青年进行多方面的教育，用各种知识武装青年的头脑，号召广大青年向贫穷和愚昧作斗争，向科学技术进军。他对列宁说的“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这句话特别赞赏，向青年们讲话时多次引用。
耀邦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是非常突出的。他每到一地，不但注重了解当前的现实情况，而且也注意了解历史情况。他走到哪里都要翻看《县志》，以那个地方历史上出现过什么知名人物，有过什么建树，发生过什么大事来激励当地干部努力工作，并要求当地干部用这些历史事实来教育和鼓舞人民群众，发展生产，建设家乡，艰苦奋斗。这些知识，当地干部和群众感到亲切，容易接受。他讲的许多事情往往连在当地工作了多年的干部也不知道。我们在他身边工作的人知道他有此特点，所以跟他外出前，也要想方设法地查找一些有关资料，以应急需。1961年秋天的一个星期天，当时正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说下午要出去转转，并说准备去河北省宝坻县（现属天津市管辖）看看。我当时没有宝坻县的资料，只好临时查了查《辞海》和地图。他一路上都在看庄稼的长势，到县委已是下午五点钟。他先向县委的领导了解了生产情况和群众生活情况，然后接着说：“你们县的情况还是不错的，当然也有困难。你们这块地方不错，你们知道这里为什么叫宝坻吗？坻是什么意思啊？”县委的同志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个都被问住了。他转向我说：“高秘书，你知道不知道？”我答：“坻，是水中高地，就是低洼处比较高的地方。五代时这里设置过榷盐院，就是专门卖咸盐的机构，金朝以盐为国宝，所以金朝在这里设县时叫宝坻。”耀邦听后满意地笑着说：“你讲得对。”但又问我：“你是怎么知道的？”我只好如实说：“我跟你出来之前刚查了《辞海》。”我这么一说，他和大家一起哈哈大笑，然后对县委的同志说：“你们县周围的地势比较低洼，你们县是这块洼地里比较高的地方，大水淹不着，自古以来就是一块宝地，你们应该领导群众把它建设好。”
尊重知识，是耀邦的一贯思想，直到去世前的1989年1月，他在湖南岳麓书院的题词就是四个大字：“尊重知识”，而这是他最后的一幅题词，成了绝笔。耀邦不仅尊重知识，而且尤其爱护人才，可以说，他是个求才如渴，惜才如金，爱才如命的人。他对专家、学者、教授都很尊重，对写出一篇好文章或发表一篇好讲话的人也很尊重，这是他发现人才，选拔干部的一条渠道。他常常会想方设法找到作者，见见面，谈谈话，作一番考察了解，必要时调上来，委以重任。文化大革命前，团中央机关和青年报刊、出版部门的某些领导干部，就是用这种办法发现和选调的。对这些同志，他倍加爱护。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他对一些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十分痛心。原中国新闻出版社副总编辑陈野，1957年在中国青年报社工作，曾被打成右派。他回忆当时的情况时对我说：“鸣放初期，耀邦同志找我们开会，向我们打招呼，叫我们有意见可以提，但是不要胡说八道，用意是爱护我们，保护我们的。讲完后他就率团出国去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了。可是我们当时不理解，没有听他的话，结果我也被打成了右派。虽然被打成了右派，但我至今还感激耀邦同志。”
耀邦是
公道正派 宽厚待人
胡耀邦处事公道正派，严于律己，宽厚待人的高尚品德是被人们广为称颂的。他不仅要求自己严格，对干部和家属子女要求也很严格。他对干部的缺点错误批评起来是非常严厉的，简直是恨铁不成钢，特别是对他的老部下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更不会“客气”。越是老部下和身边工作人员他要求越是严格，有时批评起来甚至有意使用一些尖刻的词语，为的是使你加深印象，接受教训，永不忘记。与他相处久了的人，都理解他的用意和热心，都知道他是对人的诚心帮助。因此，尽管在接受批评时很不好受，但事后却是心悦诚服，心情舒畅。当他了解到你确实思想通了，认识了错误，就又会对你说：“我就是想刺痛你一下，所谓痛快，就是要经过痛苦才能愉快。开展批评不能不痛不痒，不能钝刀子割肉。”但是耀邦决不会轻易给一个犯错误的干部作组织结论和处分的，必须作组织结论和处分时，他则十分谨慎，字斟句酌，尽量做到恰如其分，掌握好分寸。他常常为这样的事反复进行组织讨论，并十分形象地说：“讨论的‘讨’字是言字旁加个寸字，就是要言之有寸，掌握好分寸。”他之所以这样做，是怕伤害和委屈了一个同志。他曾多次同我谈过这种心情。他说：“我这个人批评起人来常常是喊打喊杀，但真要作结论和处分时我却下不了手。”尽管有时批评人比较严厉，但他绝不打棍子，而是充分讲道理，充分分析，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他对每一个人都是认真分析，指出他的长处是什么，不足在哪里，优点有几条，缺点有几点，向来反对把一个人说得一无是处。当大家都对某一个同志进行批评，几乎把人家说得一无是处时，耀邦常常站出来讲公道话。他特别反对在党内搞那种“墙倒众人推”，把人家的优点也说成是错误的恶劣作风。即使对某个同志需要处分时，他也主张放一放，不要急，待头脑冷静下来再作处理，也给犯错误的同志一个思考的时间。后来他借用两个科技名词，把这种思想发展成了著名的“软着陆”和“冷处理”。
耀邦善于听取不同意见，通常他思考一个问题或写一篇文章，都要同身边工作人员或有关人员交谈交谈，让大家看看，听听大家的意见。但他并不轻易放弃自己的意见，除非你用充分的道理说服了他。有时别人道理说不透他也不接受，常常就会发生争论，甚至争论得很激烈，这时他不但毫不介意，反而很高兴。相反，你如果不敢提出意见，不敢同他争论，老是顺着他的意见说，他就会批评你不敢想，不敢说，有私心杂念。有一次当面批评一位同志：“你总是说好好好，不敢提不同意见，就是因为你家庭出身不好，有顾虑。”就是对于整过他的人，他也从不打击报复，甚至整他的人觉悟了，受到良心的谴责，本人都感到不可原谅，而他却想出很多理由去原谅家人。1975年，我同他说起两位同志在文革中对他揭发不实事求是造了很多谣时，他立即制止我：“不要再揪住这些事不放，他们当时年轻嘛！他们也是在压力下为了自己过关，不得已的。”他对这些同志一如既往，热诚相待，对他们的困难也都尽力予以帮助。特别是他对驻团中央军代表尹忠尉的豁达大度的态度，让团中央的许多人包括我在内都想不通。军代表在传达党的“九大”精神时，对朱德、陈毅等中央许多领导同志和胡耀邦散布了很多流言蜚语，给胡耀邦作结论时还坚持把他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所谓“三反分子”，对此，耀邦坚决拒绝签字。撇开这些不说，军代表的政治水平、工作能力、文化程度等也是非常之低的，经常在大会上作报告出洋相，不但问题讲不清楚，而且还不懂装懂，乱说一气。如说“俾斯麦是希特勒的参谋长”，传达中央文件遇到不认识的字时就胡念，如说孔子杀了少正“卵”（卯），把蛊惑人心念成“盅域”人心等等。就是这样水平的军代表，在胡耀邦任中组部部长后竟安排他当了国家体委副主任，实在让人想不通。对此，团中央的很多同志要我向耀邦反映。当我向他谈了大家的反映也谈了我的意见后，他只是冲我笑了笑，他说：“他是一位在部队上工作了多年的老干部，总得统筹安排分配一定的工作嘛！”对驻团中央副军代表张立顺，耀邦也为其说了好话。张立顺原为国防部外事局副局长，文革中被派到团中央“支左”。如果说尹中尉是一肚子草包的话，那张立顺则是一肚子坏水，迫害团中央干部的许多坏点子都出自他。胡耀邦拒绝在结论上签字时，张立顺曾对胡耀邦进行当面训斥。“四人帮”被粉碎两年后，胡耀邦接替华国锋担任了中共中央主席，国防部外事局认为，张立顺文革期间在团中央支左时肯定是迫害胡耀邦的罪魁，不交代清楚就不能给他分配工作。因此，张立顺长期靠边站，受审查。“可怜剃头者，人亦剃其头。”他这个惯于整人的人，此时也尝到了靠边站、受审查的滋味。于是，他辗转托人找胡耀邦，希望能为他说说话，以便早日过关。耀邦让秘书给国防部的有关同志传话，说张立顺是在那个特定历史条件下到团中央支左的，执行错误路线的责任不宜完全由他个人负责，还是要适当给他安排工作。由此，张立顺才得到了安排。
从这两位军代表的事例可以充分说明，胡耀邦待人处事完全是从党的整体利益考虑的，他不计私仇，公道正派，宽厚待人的胸怀实在令人敬佩。
要有两种思想准备
天气好时，胡耀邦喜欢晚饭后在院子里散散步，边散步，边聊天。
1960年夏天，有一天晚饭后散步时，他同我谈到了他在历史上两次受到严重错误打击的事情。一次是1931年苏区肃反时，他被污蔑为“AB团”。“AB”二字是英文“反布尔什维克”一词的缩写。
关于那次苏区肃反，《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中是这样说的：
1931年1月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央进一步要求在苏区内“以最大的决心”反对取消派、AB团等。在此之前，党中央就提出加紧反对取消派和广泛地开展肃反工作。从1930年上半年开始，根据中央指示，中央苏区首先开展对所谓AB团的斗争，12月发生了“富田事变”。1931年2月，中共中央给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党部的指示信中，再次强调AB团等都是蒋介石政府“反革命最得力的组织工具”，红军“不肃清内部，不能战胜敌人”，号召在苏区内“为着肃清AB团与一切反革命派而斗争。”接着，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也进行了反改组派和AB团等的斗争。由于错误地进行了反AB团等斗争，混淆了敌我矛盾，使肃反扩大化，许多优秀干部和群众遭到杀害，造成了严重后果。
当时，胡耀邦15岁，任少共湘东南特委技术书记，被怀疑成AB团分子。
肃反开始时，耀邦不是怀疑对象。一年多后，由于严重的逼供信，有人供说他也是AB团分子，同被怀疑的还有谭启龙。湘赣省委政治保卫局在1932年底就把他俩列入了AB团分子名单。提交省委讨论时，有的领导同志有异议，省委书记王首道也不好下决心。当时冯文彬作为少共中央局的巡视员正好在该省巡视工作，列席了省委常委会，又由于胡谭二人都是团中央领导下的干部，就决定由冯文彬把他俩带回中央苏区的团中央继续审查。到瑞金后，他俩被分开，团中央书记顾作霖把谭启龙交给担任少共中央少年先锋队总队长的张爱萍审查，胡耀邦则留在顾作霖那里审查。张爱萍了解了谭启龙的出身、经历、爱好和特长后，认为他没有问题，没有审查就分配他担任了少先队总队巡视员。而胡耀邦，在一天晚上实在忍不住了，就敲开顾作霖的门，他们在月下边走边谈，谈了大半夜。顾作霖问胡耀邦参加过AB团没有？耀邦说，什么AB团！我是共产主义儿童团嘛！然后把他出身于贫苦之家，14岁参加革命，加入共青团，以后来到湘赣省委做少年儿童团工作等，一股脑向顾作霖作了倾诉。顾作霖听了很受感动，以后再没有追查他的所谓AB团的问题，并分配他当了少共中央局的巡视员。
耀邦当时小小年纪，被当作AB团分子审查，险遭杀头之祸，感到委屈。他说：有一天，冯文彬来看我，我哭了，那是我参加革命后第一次哭。他走时，我去送他，边走边谈，送了他很远，天快黑了，我才返回。
耀邦说，要不是冯文彬把他从湘赣省委带到中央苏区，他很可能就被杀了。因此，耀邦一提到那次被审查，就说：“冯文彬救了我一命。”
另一次是1942年延安整风时期。他说，那时我对康生等人搞的抢救运动和整风中的过火斗争有看法。不积极，就被认为对整风不满，几次对我进行批判。当时批判都要扣一顶什么“主义”的大帽子，对我扣什么帽子都觉得不合适，有人就说，他不是姓胡吗？就叫他“糊涂主义”吧。就这样，大批我的“糊涂主义”。那时我才27岁，人很胖，人们给我起外号，都叫我小胖子，从那次受批判受打击后，瘦下来了，到现在也没再胖起来，从此成了小瘦子。
耀邦说，现在有人把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理想化了，好像那次整风运动十全十美，尽善尽美。其实那些正确经验，是毛主席事后总结的，当时的实际做法还是有不少毛病的。
耀邦谈到这两次受的严重打击和迫害时，对党却毫无怨言。不但如此，而且他还把自己受到错误打击的经验教训变成教育青年的教材。他说：“我们每个人，都要有思想准备，要经得起错误的打击，经得起误会，受得起委屈，要相信党终究是会实事求是的。”还说：“我们每个人，一生中要有两种思想准备：一是准备挨错整，二是准备整错人。挨错整，要经得起误会和委屈；整错人，要赔礼道歉，总结经验教训。”
这个两种思想准备，是胡耀邦对党内斗争历史经验的总结。在党的历史上，特别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今天整百分之几，明天整百分之几，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则来了个打倒一切，被错整的人不知道有多少，造成了遍布全国的大批冤假错案。而这些众多挨错整的人，都是被更加众多的整错人的人整的。“悲喜千般同幻梦，古今一梦尽荒唐。”在干部队伍中，很难找到既未被错整，又未整错人的人。可以说，几十年来，不是被错整过，就是整错过人，或此两种情况都有，自己既被错整过，也整错过别人。教训深刻啊！
另外的一个“三不主义”
1962年3月的一天，耀邦到我办公室来，说：“高勇，你帮我找一首词，意思是形容左右摇摆，好走极端，立场不坚定的。我准备讲话时引用。”
当时，是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也就是中共中央于
我跟鲁钊谈了耀邦的意见，鲁钊自然是很赞成的。经过鲁安排，我去办公厅那个小组会上作了一次发言。我的发言很引人注目，加上我的发言有点简单化，分析不够，也不够平心静气，发言的调子又与某些意见不合拍。于是闯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祸。一些人立即追问：“高勇的发言是不是代表耀邦同志的意见？还要不要发扬民主了？是不是又要抓辫子了？”
其实，当时耀邦只是要我去讲讲个人的认识体会，并没有指示我具体讲什么，怎么讲。因此，我那个发言不能说是代表胡耀邦的。经过一番解释说明，气氛才稍有缓和。事后，耀邦批评我说：“你这个年轻人啊，还是简单了一点，应该多作一点冷静的分析。”
我说：“找到了一首散曲，但不太理想。”说着把事先找的冯梦龙的《挂枝儿·荷珠》给了他。
耀邦看了看，说：“不怎么好。找不到更合适的了？”
我说：“找不到了。”
他说：“找不到更合适的，就用这首吧。”
由于我前边闯了祸，耀邦这次讲话就特别注意心平气和，题目是《谈谈我对中央扩大会议的体会和心得》，题目用词就非常平和。
耀邦讲话开头说：“我今天主要是谈一谈我个人对学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文件和报告的一些体会和心得，也可以说是向同志们交学习之心。”
接下来他说：“谈到心得，每个人可能不一样，有这有那，有多有少，有深有浅。这是由于角度不同，水平和经验不同，下功夫不同。人心参差不齐，程度参差不齐，学习的结果自然也会参差不齐。应该肯定这一条，不要回避和否定这一点。”讲到这时，他说：“我只能谈谈个人的心得。心得不多，只有三条，就是：一、对路线不可动摇；二、对错误不可埋怨；三、对现实和前途不可迷糊。也是个三不主义吧！叫另外一个三不主义。”他又怕人们产生误会，认为这三句话带有批判别人的味道，便又解释说：“话语讲得很硬，我倒不是想讲得硬，而是想讲得肯定。”
这时候耀邦借用时任团中央青工部长的王道义的一句话，说：“王道义同志在常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说，我们摇摆的幅度不要太大。这句话讲得很好。”胡耀邦又说：“在我们年轻的干部和青年里，思想上是比较容易走极端的。往往把小题大作，把战术问题当作战略问题，把绳子当作蛇。我们也应当注意。毛主席曾经引过陈全《咏疟疾》一词：冷来时冷的在冰凌上卧，热来时热的在蒸笼里坐；疼时节疼的天灵破，颤时节颤的牙关挫。只被你害煞人也么哥！只被你害煞人也么哥！真个是寒来暑往人难过。”这是毛泽东1959年在庐山八届八中全会上写给张闻天的信中引用过的一首散曲《叨叨令·疟疾》，耀邦早已背得烂熟，所以他张口就念了出来。接着他又说：“还有一首冯梦龙的《咏荷珠》词：露水荷叶珍珠儿，现是奴家痴心肠把线来穿。谁知你水性儿多更变，这边分散了，又向那边圆！没真性的冤家也随着风儿转。”这就是我给他找的那首曲。
耀邦说：“两首曲，用来形容思想的摇摆，好走极端，没有原则，都很好。值得我们想想。”
诗人灵魂要纯洁高尚
胡耀邦很喜欢诗词，凡是能搜罗到的重要诗词书籍他差不多都买了。很多诗词选本他都读过，不少名篇名句都能背诵出来。他也喜欢写一些诗词，不过他对格律不太精通，想钻研，又感到比较困难，而且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因此，他写的诗词大多于律欠合，但意境很好，颇有诗味。
对于自由体新诗，他谈不上喜欢，但并不反对人们写，他自己偶尔也写上一两首。他认为，各种诗体应该百花齐放，互相借鉴和学习，共同提高和发展。对于新诗，他主张要写得整齐一点，念起来要顺口，有点韵味，也不要写的太长，不要把一般大白话分成行写出来就当作诗。他在一次会议上曾说：“如果那样写出来就叫做诗的话那就谁都可以写诗了。”说着，他很幽默地用右手食指按俗称“楼梯诗”的排列法，一字一点地说：
一句话
分成
几句话
说
这就是
诗
说完，在场的人与他一起都哈哈大笑起来。
他说：“这怎么能叫诗呢？”不过，他更强调的是诗人的思想境界。
1961年春天，我们院子里的海棠和丁香花朵盛开，群蜂飞舞。一天下午，他办公累了，走到院子里活动活动。走着走着，他突然在海棠树下站住了，谈起有关写花的诗。他说，林黛玉的《葬花诗》“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写得太哀伤了。陆游的“一树梅花一放翁”，写得好，他想赏尽天下的梅花。邵雍的“美酒饮教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写得深刻，说明诗人体察很仔细，认为半开的花最好看。刘希夷的“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写得有点伤感，但却有点哲理。朱熹的“万紫千红总是春”，这句写得最好。至于旧小说中说的“宁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只不过是反映了某些知识分子的没落思想情绪。
耀邦说：“同样是写花，有的写得好，有的写得不好，反映了思想境界不同。”并说：“诗，不论新诗旧诗，是一种高雅的文化，因此，诗人也应该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思想应该高尚。‘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这是李清照的两句诗，这个女人不简单哦！”
李清照这首题为《乌江》的五言绝句是一首咏史诗，也是言志诗。她通过歌颂项羽这位失败了的英雄，向人们展示了这样一种人生哲学——活，要活得昂扬，出类拔萃，有声有色；死，要死得壮烈，英武慷慨，可歌可泣。总之，人要有高尚的气节和品格。
诗词界的人们常说，要做到诗品好，更要做到人品好，既要会作诗，更要会做人。耀邦当时讲的也是这个意思。他强调诗人的灵魂要纯洁高尚。
关心帮助干部解决实际困难
1979年初，耀邦已任中央秘书长，仍住在富强胡同6号。有一次我去看他，刚一进门，正好碰上一位外地来京上访的妇女。我问她：“你是怎么知道耀邦同志的住址的？” 她很直爽地告诉我：“是向别人打听的。人家不能白告诉我，向我要了三块钱。”这时我与耀邦的秘书同她商量，说耀邦正在办公，不可能对上访群众都进行接待，如果有书面材料就留下，我们一定负责交给耀邦。这位妇女很通情达理，同意了我们的建议，说：“我们相信胡秘书长，也相信胡秘书长身边的工作人员。”然后留下材料就走了。
随后我进去看望耀邦，首先告诉了他这件事，并说：“耀邦同志，您这住址也值钱啊!告知一次能赚三块钱。”耀邦笑了笑说：“现在找我的人很多，有的是看望的，有的是要求解决各种问题的，也有不少上访的。”停顿了一下，他很严肃地对我说：“高勇，你告诉大家，谁要是想提拔，不要来找我，这些事我都不管。要是受了委屈，遭到错误打击，找我，我管。”当时，我并不清楚是否已经有人找他要求提拔，还是为了防止出现这种事而预先打招呼，或此二者兼而有之。从我接触中知道，他从来不为要求提拔的人写条子递话，他也最鄙视那种为自己的亲友、部下、熟人提拔写条子打招呼的事。但是，他对干部调动工作的合理要求，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一般干部，也不论是认识还是不认识的，他却是非常关心的。
经我手办理的有这样三位同志。
一位是邹其旺，
尊敬的首长：
您好！工作一定很忙吧，我离开您26年啦。我是1949年到共青团中央行政处工作，在您的教导下工作到1955年，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支援祖国的边疆建设，申请服从祖国需要，被分配到青海柴达木高寒地区工作。由于在高寒（地区)工作26年缺氧，体质一天不如一天，还经常生病，目前难以坚持工作，准备退休，但退休后高寒地区不适合老年人就地生活。为此请求敬爱的首长给予照顾和帮助，解决一个退休养老之地，度过晚年生活。我知道大城市人口稠密住房紧张，不能在（再）给首长增加麻烦，只请求在海拔
致以
崇高的革命敬礼！
青海省海西州粮食局
邹其旺
邹其旺信中提出的要求应该说是合情合理的。他心中虽提到1949年到1955年在团中央工作，但耀邦同志并不认识他。看了他的信，耀邦转给了我和陈白皋，并给我们俩写了一信（当时陈任团中央组织部长，我任副部长）。信的原文如下：
白皋、高勇同志：
我记不起这位同志。如果他讲的是事实，那么他的要求就是合理的。但这要统一考虑。我的意见是：凡是在青藏高原工作的内地的汉族干部，在那里工作满多少年（如十五年或二十年）之后，应该允许其回内地安置退休或离休，并要规定一定的从优的待遇。这个问题得中组部统一考虑规定，你们无法定。我把这个人的问题写给你们，是要你们先查明这个人，然后将此信转中组部去统一办理。
胡耀邦
3.25.
我们很快查清了邹其旺的情况，向耀邦写了如下汇报：
耀邦同志：您好！
遵照您的指示，现将邹其旺同志的情况和我们的意见汇报如下：
邹其旺，男，现年51岁，1974年入党，1949年9月参加工作，山东省黄县人，小学文化程度，行政20级。1949年9月至1955年8月在团中央行政处工作，曾任办事员、采购员、伙食管理员。......1955年8月动员支边时邹自愿报名到青海省工作，先参加修飞机场劳动，后在海西自治州委机关搞后勤工作，曾任州委招待所负责人，1968年调到自治州粮食局汽车队做政治思想工作。这个汽车队原来经营管理混乱，是亏损单位，邹其旺同志调去后改善了经营管理，实现了扭亏增盈，现任该汽车队党支部书记。他爱人及两个儿子均在青海工作，女儿在青海上学。
邹其旺在青海工作二十六年，一直表现较好。应该说他对建设青海是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的。
我们极赞成您的意见：“凡是在青藏高原工作的内地的汉族干部，在那里工作满了多少年（如十五年或二十年）之后，应该允许其回内地安置退休或离休，并要规定一定的从优待遇。”但考虑到在青海高原工作已十几、二十几年的内地汉族干部很多，他们的年龄、身体状况各不相同，要内返，应由中央组织部统一考虑规定，并且要有领导、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加以解决。首先应把那些在边疆工作时间较长、患有较严重的疾病，确实不适应高原缺氧气候的内地汉族干部安排内返。至于邹其旺同志，我们考虑他年龄不算太大，身体也还健壮，尚能做些工作，而要求内调又难以实现，他只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准备提前退休的。因此，我们建议，可否请中央组织部考虑将他调到山东安排适当工作。如有不当，请指示。
陈白皋 高勇
此后，耀邦把邹其旺的来信和我们汇报的情况，一并批转给了中央组织部。不但解决了邹其旺的问题，而且从邹其旺一个人的问题引出了一个政策问题，即在青藏高原工作满十五年至二十年的内地汉族干部，允许回内地安置退休或离休，并在待遇上给予一定的从优。
另一位是李世娴。李世娴是团中央的老干部，年龄很小就在团中央做速记员。文革中随其爱人辗转到浙江省江山县。她因某些实际困难确实无法在浙江工作，就给耀邦写信反映，并要我将信转给耀邦。我在转信时附了一短信。原文如下：
耀邦同志：您好！
转呈上李世娴同志给您的信，请阅。
李世娴同志给我来信表示，如能调她到邯郸、石家庄、保定、唐山等任何地方工作，她都愿意去。她希望您能同河北省委同志商量一下。
如有不妥，请批评指教。
敬礼！
高勇
耀邦阅信后第二天就在我给他的原信上作了批示：
请照华同志同干调局商量一下，此人因多方原因（请问高勇）交流回河北来，我看可以同情。
胡耀邦 6.21.
批示中的“照华同志”即王照华，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干调局”即中央组织部干部调配局。在中组部的关照下，李世娴的困难很快得到解决，调到河北省涿县（现涿州市）原农垦干部学校工作。
还有一位是黎月霞。
黎月霞的工作调动问题，开始我想自己帮她解决。我想得比较简单，认为她要求调动的理由又充分又特殊，提出的要求也不高，只要求随便换个环境即可。可是，在江西省几位老朋友王天德、王显文、戴蔺的鼎力协助下，我们苦苦奋斗了几个月，事情毫无进展。不得已，我给耀邦写了一信：
耀邦同志：您好！
1959年在庐山八届八中全会上为您所住楼层做服务工作的黎月霞同志，当时是九江医校学生，17岁的共青团员。您曾同她谈过话，下山时还同她和其它一些同志照了相。作为珍贵留念，她一直挂在墙上。她现在在江西省农业药械厂做医务工作。
时隔22年，我今年三月出差到南昌时见到了她。她真诚地要我向您转达问候，并向我哭诉了她的不幸遭遇。由于文革的影响，她的18岁女儿王洁高中毕业后未能考上大学，又未能按政策就业。黎月霞同志及其爱人对当地某些干部在安排待业青年中搞不正之风很气愤，便在他们女儿身上出气，把女儿骂了一顿。女儿委屈之下，于去年12月24日服敌敌畏自杀身亡，使黎月霞同志精神遭受到很大打击。半年来，黎月霞同志一回到家，或者见到她女儿生前的小同学、小朋友，就想起了自己的女儿，无法控制感情，终日不思茶饭，泪流不止，几次痛不欲生，身体已瘦弱不堪。她要求调换个单位，换个环境，以减少一些精神上的刺激，本单位领导也极表同情和支持，但要她自己找接收单位，一直未能解决。
我觉得，黎月霞同志的遭遇很值得同情，她的要求也并不算高，应该说是合情合理的。我曾致函王显文同志（原江西团省委书记、现中共南昌市委书记）、王天德同志（原江西团省委书记、现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和江渭清同志的秘书戴蔺同志，请求他们帮助解决。他们都很热心，都肯出力，但几个月过去了，接收单位仍未能落实，他们也很为难。为了救助黎月霞这位老共青团员，在无别法可想的情况下，我给您写了这封信，请求您，能向江西省委的有关领导同志说句话，请他们尽可能帮助解决一下。
为了全党的利益，请您多多保重身体！
高勇
1981年7月9日 耀邦同志看了信后，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