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勇：光明磊落的总书记
你们给韩英作个评价，就说是我要你们写的，光明正大。
你们去考察一下王兆国，看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合适不合适。
你们团章中《团的干部》一章写得太一般化了。现在这个写法叫打官腔，写的是套话，要重写。
团中央应该政治上很坚强，行动上作榜样。中央机关要作全国的表率。
高级干部要带头搞好党风。多琢磨事，少琢磨人。
清除精神污染，不要把美化生活搞掉了。
根植沃土，足迹遍神州，一生走遍了全国173个地（州）、1703个县（市）。
全国团代会的指导者
1978年10月，共青团召开了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文化大革命后恢复共青团工作以来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共青团面临着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重要任务。开好这次大会，对于共青团总结历史经验，开创新局面有着重要意义。当时耀邦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他亲自抽调干部帮助团中央筹备这次大会，亲自考察、配备团中央的领导班子，还具体指导团中央在全国青年中开展争当新长征突击手活动。
新长征，这个提法是胡耀邦的创造，最早是由他提出的。1975年他在科学院工作，
1982年12月，将召开共青团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时已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又一次具体地对团中央工作进行指导和帮助。
第一个问题，是要我们对当时的团中央第一书记韩英作个评价。耀邦说：“你们找七八个人，主要是团中央的老同志，议一下，对韩英评价一下。要以党性，公道正派地、一分为二地作个评价。对他的历史情况，你们可不写，因为你们不了解。有人说他是造反派，不是的。韩英不是造反派，中组部考察过。你们主要是对他在团中央工作这一段评价，既不抹杀他的长处，也不为他隐瞒。用三天时间，四天也可，五天也行，最多五天，写给我并书记处，就说是我要你们写的，光明正大，还要把高占祥也写几句。”
高占祥当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我与刘崇文又找了佘世光、刘子远、李传华、高运甲、叶礼艳，七个人经过共同讨论，按照耀邦的要求和规定的时间，于
第二个问题，是要我们去考察一下王兆国。团的十一大之前韩英将另有任用，因此，需要选调一位干部接替韩英的工作。耀邦说：“你们到湖北‘二汽’去考察一下王兆国。这是小平同志推荐的，我同他谈了一个小时话，同别人谈了一个小时话，听别人谈对他的看法。小平同志考察过，说这人不错，我也认为不错。你们主要是从做团中央第一书记这个角度去考察，看合适不合适。”
我感到为难，说：“王兆国是‘二汽’党委副书记，我们团中央组织部怎么好去考察人家党委书记呢？”
耀邦说：“你不要单独去考察，要和中央组织部一起去考察嘛。”
事后，经与中组部商量，决定由中组部副部长王照华带队，中组部派出张瑜、刘爽，团中央派出我和叶礼艳共五人，于
我们
第三个问题，是对共青团十一大工作报告的设计。刘崇文向耀邦谈到团代会报告的起草工作，并问耀邦有什么想法。耀邦一口气就把提纲设计出来了。他说：团代会报告，写三段就可以了。第一部分写对四年（从团的十大到团的十一大）的回顾，写四条：一是，这四年是共青团在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伟大斗争中不断前进的四年；二是，这四年是广大青年在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斗争中贡献力量的四年；三是，这四年是清除“四人帮”对青年毒害的四年；四是，这四年是团的组织恢复、发展、壮大的四年。用这么三四个概念把问题谈清楚。第一第二两条是歌颂，第三第四两条不能估计太满，说明还有问题。
耀邦说：第二部分写今后几年的任务，也是四条；一是，作四化建设的突击队；二是，做精神文明建设的先锋，或站在精神文明建设的前列；三是，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满足青年的要求，促进青年身心更健康地发展，或者叫更健康地成长；四是，开展国际活动，这一条不要多讲。
耀邦说：第三部分写团的组织建设。也写四条：一是讲团的组织；二是讲团员；三是讲团的干部；四是讲共青团与各方面的合作、配合。
耀邦说：提不提整团，你们考虑。整个工作报告不要超过两万字。工作报告不是工作布置，是面向团员青年讲话，要有教育性、思想性、鼓舞性。三部分，共十二条，三部分的标题要鲜明。
第二天，
共青团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和团的章程初稿写出后，中央书记处于
谈到团代会工作报告时，耀邦说：报告的第三个大标题与前两个大标题不相称。第一个大标题“跟随党在伟大的历史转变中前进”，挺好；第二个大标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开创青年运动的新局面”，也很好；第三个大标题“切实加强团的建设，带好团的队伍”，与前两个标题不一致，没有多大鼓舞性。应该明确提出把团的组织建设成为朝气蓬勃的青年的坚强领导核心，要有鼓舞性。报告第二个大问题的第四个小标题是“为祖国统一和世界和平奋斗”，青年要为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而奋斗。把祖国统一放到前边去讲，这里要提出同各国青年携起手来，为人类美好的前途而奋斗。
耀邦又说：报告的头一稿，写了六个部分，我给推翻了，这个稿我看了提纲，比较满意，请你们再加工。报告一万九千七百字，够了。现在有一个好的基础，下面要求报告要越搞越实，不要去争什么代表不代表青年利益，要讲联系群众，带领群众，有些事情你们可以动手去解决，自己带头去做。谈到团章修改草案时，耀邦和其他领导同志除对团的经费、团员年龄、团与少先队的关系等提出一些意见外，主要是对新增写的《团的干部》一章，特别是第二十七条，即对团干部的要求，提出了许多意见。耀邦说：团的干部这一章没有写出党对年轻干部的特殊要求。我们党要求团的干部要具有那么一种风格，那么一种品德。青年干部犯错误是难免的，但要有一点特殊要求，比如团的干部一定要朝气蓬勃，刻苦学习，有专业知识，不要当官做老爷，要联系群众。这五条要写清楚。现在这一章写得一般化。如第五条：“谦虚谨慎，联系群众、团结同志，做青年的知心朋友”，这条太一般化了。写个五、六条，最多不超过六条，每条都有个特点嘛。一条要写出一个意思。你们第一条说：“要有一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水平。”一个二十一、二岁的青年，能有多少马列主义的水平？所有的团的干部必须有几条。第一条，要刻苦学习，要勤奋。所有的讲话要自己动手写。团的干部一开始就成了团的首长，秘书写稿，那还行！又如，团干部每天都要同青年谈心，了解青年，同青年交朋友。
耀邦又说：要勤奋学习，不光是勤奋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还要学文化和科学知识，不断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和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宁可多几条，要一条一个意思。现在这个写法叫打官腔。要给团干部讲清楚，按这几条检查每个人的具体表现。写几条带有规定性、要求性的文章。团的干部这一条要重写，现在写的是套话，不鲜明。
谈到团的第十一届中委候选人情况时，耀邦说：你们的中委、候补中委330人中，一是有没有小造反派，二是有没有小流氓，三是有没有小官僚。贪污、腐化，架子很大，空空如也，还当什么中委，这样的不要。中委、候补中委你们选准了没有？选一些小老头，一棒子打不出一个屁来，开创不了新局面。造反派不要，小流氓不要，小官僚不要。需要注意选那些有志为国家的兴旺发达奋斗，敢于赴汤蹈火，有献身精神，能开创新局面的人。
耀邦最后说：团代会的报告和团的章程等文件你们再改改，书记处在团代会开幕前再讨论一次。中委要求重新审查，看看有没有三种人。
从中央开会回来后，当天下午，王兆国向团中央各部门和团代会各处负责人进行了传达。当时我负责大会组织处的工作，修改团章和中委候选人审查都是组织处的重要任务。我们立即向组织处全体人员传达了胡耀邦和中央书记处其他同志的意见，由团章修改组和人事组分头进行落实。
团章修改组将原第二十七条推翻重写，向团的干部提出了五条具体要求：
（一）政治上要坚强。忠实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献身的精神，敢于同各种错误思想和歪风邪气作斗争。
（二）学习要刻苦。带头学习政治、文化、科学技术和专业知识，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
（三）工作要勤奋。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责任感，勤于思考，勇于创新，自己动手，多干实事，知难而进，积极主动地在青年中开展工作。
（四）作风要扎实。朝气蓬勃，实事求是，敢想敢干，讲究实效，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经常同青年谈心，做青年的知心朋友，不沾染官僚习气。
（五）品德要高尚。克己奉公，助人为乐，团结同志，公道正派，诚实谦虚，有自我批评精神。
这五条要求，差不多都是胡耀邦的原话，有的是
共青团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秘书长高占祥《就新团章有关问题答新华社、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记者问》谈到新团章的重要修改时，指出其中之一就是比“十大”团章增加了“团的干部”一章。高占祥指出：“增写团的干部一章，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加强团的干部队伍的建设。”高占祥说：“党中央十分关心团的干部的成长，近年来多次对团的干部提出了要求。这一章就是遵照党中央领导同志指示的精神增写的。”
对于中委候选人，在团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帮助小组指导下，由组织处人事组又进行了一次审查，对个别候选人，还请有关省市党委进行了审查。这里说的中央帮助小组，是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由中央组织部组成的帮助团中央做人事安排工作的小组，它的正式名称是“帮助筹备团十一大组织工作小组”，组长是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王照华，成员共七人，他们是中央组织部的马云龙、王远、张东海、刘爽，团中央的佘世光、高勇。帮助小组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团中央把十一届团中央的领导班子配备好，把大会的选举工作搞好。
在耀邦的具体指导帮助下，团代会的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按原订计划，共青团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
政治上很坚强 行动上做榜样
胡耀邦对团的干部和团中央机关作风的建设，历来是严格要求的。
被召去的有：团中央第一书记处韩英、书记处书记王敏生、刘维明、周鹏程、高占祥、李海峰、克尤木·巴吾东、王建功、陈昊苏、何光暐，办公厅主任刘崇文、组织部长高勇、宣传部长李传华、青工部长勾德元、青农部长唐铭植、学校部长王炽昌、文体部长赵喜明、少年部副部长李启明、国际联络部长朱善卿、青年旅行社副社长殷明连、中央团校副校长刘子远、中国青年报社社长佘世光、中国青年杂志社社长关志豪、中国青年出版社党组成员燕生、中国少年报社社长江敬文。
耀邦谈话中对共青团提出了严格要求。他说：青年团工作好坏的标志在什么地方？怎么引导青年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英勇奋斗，为建设四个现代化、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国英勇奋斗，走在前头，核心是这个东西。
耀邦说：六中全会（按：指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讲，我们国家从指导思想上说，拨乱反正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但是实际工作上还有大量的拨乱反正的任务没有完成。“四人帮”危害党、危害国家整整10年，带来了一大堆问题，还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还处在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时期。要使我国青年在整个民族向四化、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目标前进中，英勇奋斗，走在前头，靠什么？这就想到青年团，团中央是头，是首脑机关。我们过去有句话，叫带领青年前进，用“带领”这两个字。要使全国青年有好的精神状态，团的组织要一级一级地带，首先团中央要做出好的样子来，政治上很坚强，行动上做榜样。
耀邦指出：把全国团组织带好，把四千八百万团员、一亿九千万青年带好，要以自己的言行，主要是行，亲身的榜样，带领青年人前进，带领团组织前进。列宁讲“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党也是这样，夺取政权以前，共产党打仗，冲锋不在前，退却不在后，你这个党就不行。要把青年人带动起来，克服各种消极因素，主要的方法、经验就是亲自带头干。青年团的特点，可贵之处，我看主要是这一点。我说，这几年青年团是好的，团中央是好的，但主要不足就在这里。
谈到这里，耀邦抓了团中央两个“小辫子”。一个是到北戴河休假，团中央占40%；一个是派了一些人到日本、美国去考察青年工作。对此，耀邦很不高兴。他说：到北戴河休假，团中央占40%，我大吃一惊，不要报纸上写得很好，做得不好啊！耀邦又说：共产主义青年团同资产阶级团体去搞友好，本身就不合适。青联去搞点友好还可以，青年团去就不对了。耀邦很不客气地说：“我讲得不好听一点，是否有同志想利用这个机会去玩一玩？如果有这个想法，是不好的。”
接着，耀邦又批评了两件事。一件是，中央调几个干部进团中央书记处，有些同志对此有情绪，说“为什么我们自己里面不能产生干部”？耀邦说：“这个话就不好。”“在团中央留下的老同志当时应挺身出来讲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不知出来讲了没有？如果没有讲，是不够的。”另一件是，对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所做的决议和人事调整，团中央态度不明朗。耀邦说：“六中全会，一个历史决议，一个人事调整，到底对不对，你们应该有点话。”
耀邦说：“为什么老是讲青年？青年里头确有许多问题，向你们讲了，你们注意嘛。”“青年不会自然成长，需要教育、带领、引导。我们的本事从哪里来？要从实践中来。毛主席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中讲，要从三大实践中来，要靠自己实践，不是你去实践，实践是你的，本事是我的，没有这种可能。有这种实践，有那种实践，青年团主要是政治方面的实践。”“人的本事要靠大胆实践。我常同你们讲，要到群众中去，到干部中去，到基层去，取得直接经验，大胆解决问题。一个亲自实践，有了错误就总结经验；一个有时间就读书学习。”
耀邦鼓励大家要亲自动手。他说：“十几年，二十几年，我们有一部分干部，秘书写稿子，首长念稿子，秘书决定方针政策，首长处理日常事务，后来更发展了。粉碎四人帮不久，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把颠倒了的领导关系颠倒过来。过去团中央有个司机，说外事工作有什么难，吃吃饭，碰碰杯，因为稿子是人家写的。我们有些同志的外事工作水平也确实低。这个风气怎么行！这么当干部，秘书起草，首长念稿，再过十几、二十年，就会资格越来越老，本事越来越低。青年团不能养成这个风气，要带头革除这个风气，要自己带头钻研问题，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耀邦又强调说：“首长当官，秘书办事，这个行吗？青年团带头革除这个恶习。”
耀邦勉励大家勤奋工作，刻苦读书。他说：“办了八小时公，怎么办？读点书，吸收前人的经验，丰富己的头脑。”“有人说休息好就会活得长一点，不一定。勤奋工作的人，一天睡六、七小时的人，一定会短命？我看不一定。像我们的周总理，资产阶级里也有这样的人，如邱吉尔、罗斯福，都是很勤奋的。历史上也有短命的，如李贺、贾谊，你晓得他害了什么病，也可能是肠癌，搞不清楚。勤奋的人，一天加几小时班，一定短命？不一定。”他说：“前几天，我还提出一个大胆的观点，在你们这个场合讲讲，就是凡是处在第一线的人，主要是工作，如果你觉得身体不行，那你就退居第二线。劳累了短两年命，短就短嘛，下面自然有人接替你。”耀邦拿列宁和鲁迅为例，说：“列宁只活了五十多岁，写了两千多万字的东西。鲁迅写了四百多万字，翻译三百多万字。没有高度的勤奋精神，没有充沛的精力，行吗？青年时代，拿那么多时间打扑克干什么？”“看电影、打扑克、下象棋、下围棋，搞多了确实浪费生命。现在不是讲养身之道吗？勤奋工作可能是养身之道的一个方法。我不能从生理上阐明这个道理，但脑子越用越灵，笔杆子越练越快，熟能生巧。所以要勇敢地实践，自己越不写东西，越写不好。越勤奋，精力越充沛。你们青年杂志可以在这方面讲出些科学道理来，讲出些生理学上的道理来。否则，有个舆论，认为越勤奋就会越早死。”你们年轻，不要把自己的优势白白浪费掉。”
耀邦最后点明：“今天我找你们来的目的，就是希望你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榜样作用，把青年带领好。你们的担子这么重，将近两亿青年，一亿六千万少年儿童，加起来三亿六，三分天下有其一啊，这是很重的担子。要把三亿六千万青少年的工作搞好，要靠你们带领，带领他们前进。”“要带领，就要做些自我牺牲，要勤奋，要刻苦。真正做个先锋战士，时代的先驱，总要牺牲自己。鲁迅、孙中山，看起来他们威风凛凛，实际上是很苦的。凡是有成就的人，对人类有贡献的人，是不会舒舒服服的。今天我们谈话的主旨就在这个地方。”
耀邦的谈话，对我们这些人有批评，有鼓励，有要求，有期望。大家听了，心中发跳，脸上发烧，简直坐也坐不住了。会后，韩英带领团中央书记处的同志用了近三天的时间学习讨论，
“政治上很坚强，行动上做榜样。”至今仍是团中央干部的行动口号。
钻一点经济 刹一刹歪风
根据青年团的特点，团中央的干部有个年龄限制，各级干部超过一定的年龄，就要调出，安排到其他岗位上工作，用青年团的行话说叫“毕业”。
由于“文化大革命”对青年团的摧残破坏，团的工作停顿了十多年，所以1978年10月召开团的十大，恢复共青团工作时，团中央留了少数年龄较大的干部，为的是解决团干部青黄不接的问题。我在1975年已经调离团中央，为了新老接茬，1979年又将我从教育部调回了团中央，这一去就是四年。1982年底召开共青团十一大后，确定我第二次从团中央“毕业”，直到1983年初才定下要我去河北某地市工作。当年2月2日中央组织部马云龙、刘爽约我谈话，
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我约了刘崇文（时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研究组长）、李传华（时任中央宣传部宣传局长）于
我说：“耀邦同志，今天我主要是来看看您，向您辞行，看看您对我有什么嘱咐。”
耀邦说：“你年龄也不小了，也是个过渡人物，干不了多久了。河北的工作这几年不错，但河北也有一些歪风邪气，一部分干部思想保守，拉帮结派。下去后主要是钻一点经济，杀一杀歪风。”当时，耀邦十分关心的是四化建设和端正党风问题，他希望早日把我国建设成为四化强国，希望我们的党尽快扫除贪污腐败等歪风邪气。他曾讲道：“当前中国最大的实际是什么？最大实际就是搞四化，翻两番。我们刚才说过这是最大的政治，现在还应当说，这是最大的实际。谁努力研究四化，投身到四化的实践中去，就是抓住了最大的实际。谁不研究四化，不投身到四化的实践中去，就一定会落后。”他要求大家“要下决心花三、四年，四、五年时间钻进去，时间短了是不行的。”耀邦知道我对经济工作不熟，搞四化建设不懂经济是不行的，因此，对我也提出了“钻一点经济”的要求。
耀邦又对李传华说：“中宣部有一期简报批‘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观点。这话不是我说的，最先是万里提出来的。你把他批急了，他说是我说的，你能把我怎么着！那时你们怎么办？不要批了，还是要安定团结。”
我到邯郸后，时刻牢记耀邦说的“钻一点经济，杀一杀歪风”两句话，并努力去做，这成了我在邯郸工作的座右铭。后来我还改写成了一首诗:
邯郸走马问胡公，建业如何不放空？
一语叮咛当谨记，钻研经济刹歪风。
胡耀邦抓工作有个特点，就是首先抓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
耀邦说：“首脑机关应当起什么作用？首脑机关必须成为全国的表率，或者叫中央机关要成为全国的表率。这个思想，这个根本要求，应当成为我们中央机关所有领导干部、共产党员和工作人员的战斗口号。”
他问：“头脑不起作用，上肢、下肢、身子怎么行动？”
他说：“首脑机关必须做全国的表率，十二个字，或者叫中央机关要作全国的表率，十一个字。哪个提法好？可以研究。”然后他指出：“中央机关不带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能搞得好？我们的党风能搞得好？许多怪现象出在中央直属部门。......许多的流言蜚语是从北京出去的，流言蜚语的发源地往往在北京，小道消息的发源地往往在北京，中央机关有许多歪风邪气。”“现在有许多怪现象，相当多。比如说，有些人不上班，有些人打扑克打到下两点，第二天上午睡觉。打扑克要四个人，第二天上午都睡觉。”“越是松松垮垮的机关，怪话就越多。”
耀邦还指出了其他一些问题。如新闻报道中出现差错、去北戴河休假成风、工作上互相扯皮、有的人受礼、批评自我批评开展不起来、闹不团结等等。
为了贯彻落实耀邦的谈话精神，中直机关临时党委于
作为转变作风，克服官僚主义的措施，中央在此期间又决定进行机构改革，人员精减要求一般达到百分之二十。
有一天，我去中南海勤政殿看望耀邦，谈话中，他谈到中央有些机关作风松垮，人浮于事。他说：“我看我们的机关中，有三分之一的人真忙，有三分之一的人不忙，有三分之一的人瞎忙。”接着他又解释说：“有的人真忙，是忙到了地方，真正解决了不少问题，办了不少事情。有的人不忙，松松垮垮，打扑克、看电影、下棋、扯皮。有的人瞎忙，他也忙，辛辛苦苦，忙忙乱乱，但忙不到点子上。”说到这里他笑了笑，谦虚地说：“我就属于瞎忙。你不能说我不忙，我忙得很，每天的事情排得满满的，总也干不完，但忙不到点子上。”
从1981年9月起，耀邦用了几年时间抓中央机关的作风问题。他认为，端正党风首先要从中央机关抓起。他说：“长期以来，有种习惯势力，出了什么问题，不是首先从领导机关找原因，而往往单纯责怪下面。在许多情况下，这是一种颠倒。应当把这种被颠倒了的是非颠倒过来。”
为了从中央机关抓端正党风，中央书记处决定于
会后，经过各机关的共同努力，中央机关的党风有了明显的好转。
多琢磨事 少琢磨人
耀邦对端正党风问题始终抓住不放，用了很大精力来解决这个问题。他认为，党风不正，严重破坏了党和群众的关系，损害了党的威信，消弱了党的战斗力，助长了社会坏风气的泛滥。他在中纪委召开的全国贯彻《准则》座谈会上讲话时说：“尤其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应当关心党风问题，应当带头搞好党风。关心我们的党风是有党性的表现；不关心是没有党性，或者说是党性不强的表现。这没有什么可含含糊糊的，应当尖锐地把问题提出来。”①
胡耀邦认为，党风不正的一个突出表现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脱离群众、搞特权。他认为这是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以后的一个突出问题。他说：“执政以前，形势迫使我们党要有一个好的作风。搞什么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脱离群众，搞特权，就会被敌人打垮、消灭，而且环境本身就很艰苦，没有多少特权可以搞，也不像我们现在这样搞那么严重的官僚主义，一个事情一拖就是一年。尤其是在战争年代里，敌人来了，打不打，走不走？考虑考虑吧，研究研究吧，划划圈吧。那样几个小时后，你不是被俘就是呜呼哀哉。”执政以后，我们一些革命意志薄弱的同志，很容易被糖衣炮弹击中，腐败下去。在剥削制度的历史上，执政的人都是把自己变成压迫人民的统治者。共产党人和他们的根本区别之一，就在于无论担负多么重要的领导职务，都绝不能从人民的公仆蜕变为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变为压迫人民的统治者。”②
耀邦认为，党内有一种人不用心工作，而是专门算计人，这种人严重败坏了党风。只要简单回顾一下历史就清楚了。建国以来，特别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来，我们党越来越强调“阶级斗争”。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结果是政治运动不断，每次政治运动批判一批人，打倒一批人。这种不正常的党内生活，培养出了一批“职业运动员”，或者叫“党棍”，他们时刻观察政治气候和斗争方向。他们为了个人向上爬的目的，整天不思工作，专门研究整人。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些人的立场未能根本转变，多年形成的政治恶习仍在支配着他们的行动。他们“老是考虑个人问题，今天算计这个，明天算计那个”。③针对这种人的作为，耀邦同志提出“要多琢磨事，少琢磨人”，号召大家把心思用到做好工作上，不要用在整人上。
耀邦认为，我们党内还有一种专爱抬轿子吹喇叭的人。他们弄虚作假，欺上瞒下，骗取荣誉，投机钻营，败坏党的作风，破坏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这种人真本事没有，专靠吹捧别人取媚于上级，讨好领导，从而达到被赏识、被提拔的个人目的。抬轿子吹喇叭，同我们党主张的适当宣传个人的作用和功绩是有原则区别的。耀邦说：“强调宣传个人，不强调宣传党、宣传人民，把宣传个人强调在宣传党之上，超过党、超过人民，任何时候都是错误的。”“不能把对个人的宣传超过对党的宣传，对阶级的宣传。当我们指出个人的正确和贡献的时候，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只靠堆砌形容词、副词，什么英明的、伟大的，或者什么什么，而不讲内容，不讲道理”。“我们突出宣传个人是1958年以后，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了登峰造极，荒谬绝伦”。耀邦说，我们党内有些人突出宣传个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因为他们的理论水平不高，盲目性很大”；另一种是“有个别人党性不纯”。他说：“为什么有的人坚持突出宣传个人呢？坚持抬轿子呢？抬轿子是为了坐轿子。顽固地宣传个人，目的是为了自己坐轿子。......我们要击破这个东西，要保持高度警惕，要坚决防止它泛滥，不许搞这一套，不许打着好像光明正大的旗号，什么我是为着党呀，为着阶级呀。其实那个旗帜背后的东西还是要暴露出来。你们看《西游记》，孙悟空被二郎神追得没有办法，跑到一个地方，变个庙，尾巴没有地方放，装个旗杆，这个旗杆没有竖立在庙的前面，竖立在后头。所以，要透过现象看本质。”④耀邦认为，我们过去突出宣传个人错了，其原因是绝大多数同志由于理论水平不高，而且是在一种空气压力下做的，可以谅解。但是，今后如果还有谁再顽固地坚持突出宣传个人，抬轿子吹喇叭，就要向他指出“你有什么另外的打算？”
把党风搞好，不可能一蹴而就。耀邦认为，要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至少要几年的时间。他说：“搞好党风靠一阵风，看来是很难成功的。这是一种很细致的工作，要有组织上与领导同志个别谈话，打通思想，努力启发有不正之风的同志自觉地改正错误。主要还是靠发动广大党员，发动人民群众经常监督我们，切实恢复我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传统”。⑤
注：
①、 ②胡耀邦在中纪委召开的全国贯彻《准则》座谈会上的讲话
③胡耀邦会见中央党校第二期干部培训班学员时的讲话《对中青年干部的殷切希望》
④胡耀邦《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⑤ 同① ②
我国的精简机构、精减编制问题，建国以来已进行过多次。每次精简后不久，就会来一次膨胀。总是在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圈子里打转转。
1982年初，中央决定再搞一次精简。
会议开始，首先传达了有关精简机构的文件，即第7号中共中央文件。
接着，胡耀邦就精简工作的意义和要求讲了话。他说：
这是第五次会，是人民团体的会。在此之前，已分别找一些部门开了四次座谈会。群众团体现有八个：工会、青年团、妇联、科协、文联、侨联、工商联、台联。
精简这个事情是个什么事情，在历史上占什么地位，将发生什么影响？要很好想想。粉碎“四人帮”已五年，我们做了许多事情，现在还有些事情没有做好。最有意义的是三大事情，第一，叫粉碎“四人帮”，叫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来了个《祝酒歌》。这件事可不小。这件事过去宣传得不适当，好像是一个人的功。一个人怎么能粉碎“四人帮”？“四人帮”早就把自己推向了反面。国锋、叶帅、先念等同志带了个头，一呼。这一呼，也不要小看了。第二，七八年底开了个三中全会，之前开了四十一天的工作会议，争论非常激烈，十大案件的平反，包括“二月逆流”、六十一人、彭老总，农业工业放宽政策，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十年拨乱反正，同时也提出有的工作做得不对，批评了“两个凡是”。没有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局面打不开。第三，去年的六中全会对建国二十二年做了个总结，也替毛主席做了个总结。伟大在什么地方，功绩在什么地方，错误在什么地方，肯定了毛主席的历史地位，也指出了他的错误，同时也指出了我们的错误。没有把二十二年的错误都推给他老人家。《决议》的起草用了一年零两个月，集中了全党的智慧，调整了中央的领导核心。这件事也不简单，是个大事。现在开始第四件事情，就是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讨论决定了的，解决干部问题。对它的重要性、深远意义有些同志可能还看不清楚。小平同志已提出来了，提得非常高，关系到亡党亡国的问题。我们已经讲过，要废除党的领导职务的终身制，这个问题，毛主席没有解决。废除终身制，就破除了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第一，思想上彻底打破了个人崇拜。第二，就可以使党的生活健康化。
讲到这里，耀邦对干部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他说：
我们的干部问题远远不是废除终身制的问题。除此之外还有三个问题。或者说干部问题是四个问题：一是废除终身制。二是干部太多，国外叫“官僚机构”，紫阳说是扯皮机构。现在干部是2千万，“干部国”，中央机关就有60万。中直机关4万，国务院15万，军队40万，重重叠叠，扯皮不完，游山玩水，与机关人员多有关系。三是年轻同志起不来，现在老的把年轻的盖住了。前年书记处成立时，平均65.5岁，现在67.5岁。成立时中央许多同志就说不理想，是过渡班子。现在人才是有的，至少是不热心支持他们上来。我们的干部问题会不会出现恶性循环、老性循环的问题。要不要防止老性循环？全党要严肃考虑这个问题。现在中央29个单位，国务院98个单位，共127个。国务院减到27个，正、副部长、主任一半人争取由60岁以下的人干。人是有的，我们敢不敢提？大家支持不支持？支持非常重要。毛主席六六年73岁，当时小平同志62岁，我51岁。小平、陈云同志把胡、赵推到前台，这件事他们比毛主席高明得多。我们党内现在缺乏这种高风格、高思想。全党必须打通思想。老是说年轻同志不行，老是说我还要多呆几年。如果高级干部有一半是60岁以下的，我们就可以有把握地说，我们的江山二三十年绝对没有问题。有一篇内参反映，外国人说，中国的秘书很辛苦，什么都靠秘书，秘书不操劳，政治运转不了。四是对老同志很好照顾，继续发挥他们的作用。我党是个老党，是从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成长起来的党。建国以前四个时期：大革命时期，二七年以前的还有600多人；红军时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有1.8万多人；抗日时期的，“三八式”的有42万多人；解放战争时期的，191万人多一点。建国后也有四个时期了：一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五七年到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七六年以后。
接下来，耀邦对解决干部老化、妥善安排老干部讲了几条办法。他说：
老干部对党是有贡献的，包括党外的老同志，不要忘记他们，忘记了是不好的。要多想几条办法。
一是我们不要搞“一刀切”。还要保留几十个精力比较充沛，威望很高，马列水平很高，经验丰富的压住阵脚。这对巩固全党的团结，树立党的威望很必要。
二是开国元勋，功劳很大，已完全丧失工作能力，如刘帅、蔡大姐。去年还是下了个决心，“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都不当了。“十二大”以前在一次全会上给他们做一个评价，发一封致敬信。
三是年纪很大，还有一定工作精力，群众中有一定威望，同群众有联系，许多群众拥护他，可安排一定的荣誉职务，或者把年轻的同志摆到他前头。起作用不是靠牌子，是靠威望，靠思想，靠党性。
四是人太多了，要裁减一些下来。年龄也不大，下决心抽调一部分同志学习。下期党校不招各省的人了。党校可容纳3000人。有的学一年，有的学两年，有的可学三年。中直机关可分六、七、八百名额。轮到谁就是谁，指定谁就是谁。住党校比住干校总好嘛。司马迁写《史记》，写完后作了一篇序，叫《太史公自序》。养尊处优不可能有大作为。
五是一部分同志下决心离休。政治生活待遇不变，物质待遇可适当提高一点。
耀邦在讲到中直机关原来的精简方案时说：小平同志批评中直减人太少，不行。我们准备减五分之一，企事业单位一起考虑。先搞三定：定编制、定人员、定任务。由机关党组、党委、书记处负责，
耀邦特别对着韩英和我讲了青年团。他说：青年团把风气搞好，不要搞那么多人，那么多报刊。不要出那么多国，要到群众中扎根，不要铺那么多摊子。有些老同志，几十年为共青团做了贡献的，但即使搞报刊的，年龄太大也不好，让年轻一点的同志上来，三十几岁搞报刊、出版，也可能有点新鲜的语言。
最后，耀邦说：文联系统我就不清楚了。科普、文化团体也不要搞那么多人，编制注意精干。不要比派头，要比质量，比贡献，同心同德把这件事情干好。中央已决定了，义无反顾，破釜沉舟。是打开一个新局面，树立一个新传统、好风气。用两年半时间办完，中央机关上半年搞完。
会后，我们积极贯彻这次会议精神，紧张地进行测算，努力朝着精简百分之二十的目标工作。但是，团中央各部门、各直属单位都认为自己的编制紧，人员少，再减也减不了几个。第一次方案拿出后，我同韩英去向中央主管书记习仲勋汇报，受到了习仲勋的批评，认为团中央事业单位减得太少。回来后，又与各单位商量，大家一个编制一个编制的计较，这里减一个，那里加一个，加来减去总减不了几个。第二次方案拿出后，我们又去汇报，再一次受到习仲勋的批评。他说：“你们首先要下决心，不要光是加加减减地算账！”我同韩英哭笑不得。
不得已，回来只好再重新做方案。经过再三研究，最后拿出了精简百分之十八点七的方案，虽未达到中央精简百分之二十的要求，但总算接近了。
韩英汇报到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精简方案时，王任重说：“要考虑精简后能否把报办好。如人少了，刊物差了就不如加几个人。搞刊物要输送的，我们包了。你那些编辑不一定太年轻。”
耀邦显然不赞成王任重的意见。他说：“出版社年龄大一点可以。报社，我主张还是要年轻的。报刊没有年轻的，写出的文章没有年轻人的气息。”
耀邦说：团中央的精简还是两个问题。一是减点人，从精简意义上讲不很大，因为百把人，占万分之几。但从政治上说有好处。人多好做官，人少好造才。闲，出懒汉；忙，出人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多，主要还是在这个问题上。不紧紧张张，不能出人才。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就减这么点人，可以同意，是从严要求的，可以了。第二个问题，主要是降低年龄。降低年龄，主要又是从两个环节上：书记处、常委。今年、明年下决心留一两个四十五六岁的人就可以了，其他降低到四十岁以下，或者一两个四十岁左右，其他都是三十七八、三十五六。否则，搞两年又得换。你们提的三个（指团中央提出的三名书记预备名单）有两个也不小了。一个三十八的我赞成，四十三岁的今年下半年搞上来，明年四十四，搞三年又四十六七了。长期动荡不安，进进出出。我们六四年四个候补书记上来时都是三十五岁。两个候补书记，胡启立当了市长，李淑铮当了副部长。搞十个书记、十一个书记问题都不大，但年龄必须搞梯队，梯形式配备。三十五岁，最多只能做十年，所以下决心把年龄降下来，采取梯形配备。带班的最大带到四十七八，不能到五十岁。六四年我四十九，向小平同志报告：年近半百，子孙满堂。小平同志哈哈大笑。第二个环节，团中央还留了一批老同志，我意见尽量退出来，不是百分之百，也要百分之九十。否则，再过几年，人家年近六十了，别人就不敢要了。除了个别行政干部，出版社个别编辑，团校个别教员，其他都输送出来。据我知道，这里确有一批好同志，有能力，作风好，思想好，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因此，请中组部很好安排一下。
习仲勋插话说：要安排好，发挥他们的作用。
耀邦说：人事部门、中纪委、中组部、宣传部都可以安排。
冯文彬插话说：党校也可以去一点。
接下来，耀邦对团中央原打算再留一段的几个老部长表示了不同意见。这几个老部长是中央团校副校长刘子远、宣传部长李传华、国际联络部长朱善卿。
耀邦以商量的口吻说：李传华留不留呀？不留，你们才能逼出来嘛！如刘子远、李传华、朱善卿留不留呀？我的意见，除了刚才说的几种人，四十五岁以上的尽可能输送出来，到别的部门工作。
王任重说：李传华可以当宣传局长。
耀邦立即表示赞成，说：可以，可以。
耀邦又转向我问：高勇，你说可不可以？
我答：完全可以。
随后，耀邦对团中央书记处成员韩英、高占祥、刘维明、周鹏程、陈昊苏、王建功、何光暐等又一一作了评说，并提出了安排意见。然后他又讲到团的作风问题，说：共青团要形成个风气，在团中央工作七八年、十来年，要往下钻。一是调查研究，一是读点书，自己写东西。三十几岁、四十几岁不发奋图强怎么行？年纪大了就学不进去了。我讲了多少次，据说高占祥、王建功是比较用功的。你们书记处同志在党性上、原则上是好的，但刻苦用功，高占祥、王建功、陈昊苏三个同志比较好一些。我谈过多少次，我在团中央也这么谈，现在也这么谈，是无情地督促。
这时，耀邦又转向我问：高勇，你是老团干了，你说怎么样？我对书记处的看法对不对？
我答：我赞成您的意见。
对于团中央的机构设置，精简方案中提出拟将青工部与青农部合并为经济工作部，将文娱体育部改为处，合并到宣传部。耀邦说：团中央搞个经济工作部不好，你们是管人的，不是管经济的。体委工作加强了，团中央不要再搞体育部。
至此，团中央的精简方案被正式通过。
污染要清除 生活要美化
中央组织部调我去邯郸工作后，因家中房屋统一维修需要做些安排，我于
耀邦说：对！就是要碰硬。我们国家要有一万名坚强的各级一把手，事情就好办得多了。
我向耀邦反映：在纠正不正之风中，下级干部不做工作，请示汇报倒很勤快，为的是让上级表态，然后他就说市委哪个书记说了，你这个问题必须怎么办，这样他就不得罪人了。看来您说的那些“老好人”还是很多的。
耀邦说：就是。北京还不是这样？北京的风气你说怎么样？
我说：在北京时，对下边的事情接触少，说不清楚，下去后接触的都是具体事例，看得比较清楚了。
耀邦说：北京的风气也很不好。人家说“总书记对我们北京发了好大的脾气啊”！我说，你为什么要说我发了好大的脾气呢？你自己怎么看嘛！他说“我这是借你的东风”。这也是老好人的做法。
我又向耀邦反映：邯郸市委抓税务局一位副局长多占住房问题时，税务局党委还写报告讲情。后来登了报，那位局长和党组都作了检讨。
耀邦说：讲情也是老好人的作风。老好人是一种腐朽作风。（我插话：庸俗作风。）对！是一种腐朽庸俗作风。
说到这里，耀邦转向佘世光说：你转告人民日报，要写一篇文章，不要发社论，发评论员文章，题目就是《刹歪风必须破除老好人的腐朽庸俗作风》，要把敢于碰硬的话写进去，你就说这是中央领导同志说的。发它几篇，但不要太集中，隔几天发一篇。
我说：看来刹歪风必须抓几个典型处理，光是一般地讲不行。我们就抓了几个典型。比如，自行车厂一位车间主任提为造纸厂副厂长后，花了工会160元请客。发现后，市委作出三点决定：一、收回任命；二、退回公款；三、延长他的党员预备期一年，并发了通报。
耀邦说：这个我赞成。
我们又谈到当时正在全国进行的清除精神污染的问题。我说：我女儿给我反映，现在一些人把女孩子烫发，穿毛衣外套，穿高跟鞋等都说成是精神污染了，这实际上还是“左”的思想。
耀邦说：我就担心这个。不要一说清除精神污染，就把穿花衣服、擦香水搞掉了，不要把美化生活搞掉了。不要一说清除精神污染，搞精神文明建设，加强思想教育，就把美化生活搞掉了。那样就会搞到群众头上，就会搞得一些东西又卖不出去了。
耀邦说，邓小平同志讲的是理论战线和文艺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这是很正确的。但他们（指某位理论家和当时的中宣部长）起草的中央文件上搞成“清除”精神污染了，我没有把好关就签发了。“污染”怎么能“清除”呢？是清除不了的，只能反对搞精神污染。后来又搞了各省纷纷表态，把大家吓了一跳，发现后才赶快纠正。再那么搞下去，就会走偏方向，给工作造成损失。
我向耀邦反映：邯郸市有的人民代表在市六届人代会上说邯郸出现了奇装异服，我们市委书记问我的看法，我说，我看没有奇装异服，倒还有三分土气。
耀邦笑了笑说：在欧洲人看来，我们穿的都是奇装异服。国家的面貌主要看两条，一是卫生不卫生，二是衣服好不好。
耀邦对佘世光说：你们《中国青年报》写一篇评论员文章，题目就是《污染要清除，生活要美化》。先在青年报上发表，然后《人民日报》转载。
文章全文如下：
污染须清除 生活要美化
《中国青年报》评论员（
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的问题之后，各地共青团组织积极带领广大团员青年，认真学习党中央这一重大决策的深远意义，提高思想认识，增强识别能力，努力站到抵制和清除各种精神污染斗争的前列，工作是做得好的。
但是，在个别地方也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有的同志指责女青年烫发、擦雪花膏，干涉青年们穿款式新颖的衣服，不准青年们跳健康的集体舞，甚至对养花也加以非难，并且把这些都说成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当作“精神污染”的表现来反对。这种把青年美化生活的愿望同精神污染混为一谈的情况虽然很少，但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我们所说的精神污染，主要是两大类。一类是黄色下流的淫书、淫画、录像、录音。这些污秽物品对青少年的毒害极大，必须坚决收缴、查禁，并严厉打击制造和传播这些东西的犯罪分子。另一类是理论、文艺等领域内资产阶级自由化、精神产品商品化的种种表现。比如，宣传抽象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异化”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潮的种种言论，歪曲历史和现实、专门写我们社会的阴暗面、热衷于“表现自我”的文艺作品，庸俗低级的演出等。这类精神污染在人民特别是青年中造成消极涣散、离心离德的情绪，助长个人主义思想和一部分人当中怀疑以致否定社会主义与党的领导的思潮。对这些错误言论、有害作品、低级表演，应当进行实事求是、充分说理的批评。我们反对精神污染，目标应当主要集中在这两个方面。
至于女青年爱好烫发（中学生禁止烫发的校规应当遵守），年轻人喜欢服装款式新颖，节假日一起跳跳健康的集体舞，等等，同所谓精神污染完全是两回事。青年总是向往美的。这种愿望本身是正当的、积极的。在可能的条件下，青年穿得漂亮一点，吃得丰富一点，玩得愉快一点，不应受到非议。我们搞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什么？说到底，还不是为了逐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十年内乱时期，林彪、“四人帮”搞所谓“穷社会主义”，严重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名声。以服装为例，那时候，女同志不准穿花衣服和裙子，男同志不能穿中山服、军便服之外的样式，到处是一片蓝、一片灰，显得单调而暮气沉沉。近几年来，人们特别是青年衣服的花样、款式多起来了，这是好事。如果在反对精神污染的时候把这些也反掉，那怎么行呢？对于广大青年美化生活的正当愿望，我们应当保护、支持，因势利导地激励他们去为创造美好的生活进行英勇、忘我劳动。我们决不能一说反对精神污染、加强思想工作，就在青年美化生活的要求上做文章，就把注意力集中到青年的裤腿宽窄、鞋跟高低、发型服饰如何上去。当然，青年在追求美的过程中也会有这样那样的偏差，这需要我们进行适当的引导，但必须同精神污染严格地区别开来。
把青年美化生活的正当愿望不加分析地当作“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精神污染”来反对，这种做法是有害的。第一，它会引起青年的反感，从而影响他们的生产、工作和学习的积极性。第二，它会在人们中混淆是非界限，甚至可能使过去某些“左”的做法重又出现。第三，它也会妨碍人们特别是青年对真正的精神污染的斗争。
污染须清除，生活要美化。我们应严格划清这二者之间的界限，带领广大青年努力抵制和清除各种精神污染，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人民日报》和全国各地报纸都转载了这篇文章，《邯郸市日报》也于
耀邦认为，清除精神污染问题需要正确引导，及时指明方向。于是，他又于
他说：邓小平同志关于清除精神污染的讲话很好，很重要，是中央同志都同意了的。......什么叫精神污染，精神污染指的是什么范围，这篇讲话是讲得非常清楚的。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它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清除精神污染，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件事情我们是要坚决做到底的。小平同志讲了以后，在执行中，有的地方走了样子，就是说没有按小平同志讲话去做。小平同志明明讲思想战线不能高精神污染，但许多地方搞到普通群众中去了。小平同志明明讲主要是理论战线和文艺战线，许多地方搞到经济战线的政策上去了，甚至搞到人民群众生活方式中的纯属个人兴趣爱好的上面去了。这就不好啰。
耀邦提醒大家说：如果不注意，照这个样子走下去，我们就可能发生偏差，就要走偏方向，引起思想混乱，使我们的工作受到损失。耀邦又分析了产生问题的原因。他说：为什么会走样？走样的实质在什么地方？就是用“左”的东西或者用守旧的观点，用封建主义的观点去对待精神污染。
耀邦在谈到清除精神污染要注意的问题时，第一条又谈到服装问题。他说：现在我们的衣着还不行，一个花色，一个品种，衣着并不好。什么奇装异服？这个话不好，以后报上把奇装异服这个话去掉。中国人看到外国人的衣服是奇装异服，外国人看我们中国的女同志总是穿裤子也是奇装异服。衣着搞好点是应该的。......至少规定一条，不许干涉人家穿什么衣服。我觉得衣着搞干净、整洁、式样多一点，适当提倡一下是必要的。现在我们的布匹积压大概是50亿米吧。我们今年的棉花是8000万担，就是400万吨，是世界第一。苏联没有我们多，美国也没有我们多。美国是310万吨，苏联大概是330万吨。化纤我们也多了。所以适当提倡穿着，也就是适当刺激人们的消费，是我们推动生产发展不可缺少的措施。
耀邦再一次强调不要用“奇装异服”这个词。他说：我主张奇装异服这四个字以后在报纸上不要登，取消这个话，行不行？同《人民日报》商量一下。个别的，极个别的人穿得很不像样的衣服要说服。现在重要的问题是要适当提倡一下服装的多样化，这对刺激生产有好处。要弄清生产和消费的辩证关系，消费可以推动生产。同时，人们看我们的面貌，第一是环境卫生好不好，第二是衣着好不好，所以适当提倡一下注意衣着是关系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当然精神文明的建设主要还不在衣着上啰。我说适当提倡注意我们的衣着问题，我看不会犯错误。我的意思是文件上、报纸上奇装异服这几个字去掉。什么叫奇装？什么叫异服？现在我们是短袖子，两千多年前，你们看我们的袖子那么大，长袍马褂。战国的时候，有个赵武灵王提倡穿短衣紧裤的骑服，好射箭，好打仗。服装也是要发展的嘛。
除了服装问题外，耀邦还讲了歌曲、文艺作品、绘画雕塑、电影电视、跳舞、清查禁止淫秽物品等问题。最后他说：总而言之，清除精神污染决不许在小平同志讲的范围之外去任意扩大。
耀邦还针对青年工作的特点说：我们这一代要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建设起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在青年中要提倡生活上的丰富多彩，可不能把生活上的丰富多彩搞掉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不能建设一个穷的、贫苦的、苦行僧式的社会主义，如果那样就糟糕了。工作（包括劳动、读书）紧张认真，生活丰富多彩。要明确地提出这个要求来。我主张，青年团要搞正面教育，少搞清除呀，斗争呀，多搞点文艺体育活动。
胡耀邦的“清除精神污染决不许在小平同志讲的范围之外去任意扩大”，并非无的放矢。我们党内有的人“左”惯了，而且很有制造紧张空气的本事。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讲了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后，他们认为有机可乘，利用他们在党内的地位，立即从“左”的方面去进行“贯彻”，把精神污染的范围无限制地扩大到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个人兴趣爱好等方面去，有的地方还发生收缴战士未婚妻艺术照片的荒唐现象。还有某部队检查战士看的书，发现一本书中有一幅露肩袒胸妇女的照片，当即作为“精神污染”加以没收。后来才知道，原来是
胡耀邦关心各地情况，遇到熟人常常要询问各种问题，这已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
我和李彦是同期给耀邦作秘书的，李彦只比我晚去半年时间。我们与耀邦相处多年，谈起话来更加无拘无束。
在耀邦办公室坐下后，我先汇报了来北京开会的情况。我说：这次是来北京开会的，国家经委召集国务院公交财贸各部委开会，交流工农、厂街共建精神文明的经验，要我来介绍邯郸市的经验。邯郸市去年学习保定地区军民共建文明村的经验，针对邯郸驻军少、厂矿多的情况，开展了工农共建和厂街共建精神文明活动，已抓了一年多时间。（李彦插话：他们的经验已报道了）
耀邦说：你们搞得好嘛！余秋里同志抓军民共建抓得好，他是从实际出发的。
接着，耀邦问：邯郸现在风气好不好？
我答：现在好多了。根据中纪委的部署，我们狠刹了几股歪风，加上集中打击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现在风气好多了。
耀邦说：风气恐怕是有好转。50年代风气好，是社会风气好，但党风不见得好。“三反”就是错的，那时党风就开始不好了。“清理中层”也是左的，那时党内风气并不好。
耀邦又问：落实政策怎么样了？
我答：大部分落实了，但阻力还不小。比如，有一位1944年参加革命的老公安特派员，从”四清“开始被整，一直整到文化大革命，被双开了。去年我到邯郸不久，这个人就提出了申诉，我批下去了，并过问了几次。据一位副区长告诉我，许多事都否定了，只剩下和两个女人的关系不好否定，到现在近一年了还未得到解决。您有个批语，说是人家找到自己申诉，要敢于为人家奔走到底。我确实奔走了，但那位区长告诉我，没有解决的原因主要是思想上的阻力，是当时经手处理的人思想上不通。
耀邦说：阻力可大哩！要继续抓。
我们的话题又转到棉花、棉布上。
耀邦问：邯郸棉花多不多？
我答：棉花很多，用不完。您在唐县、河南谈话时说不要限产，要找出路，可是棉纺厂用不了那么多，又卖不出去，收购多了又没有仓库，储存多了既赔钱，又怕着火。
耀邦说：要降价。棉纺厂用不完还可织土布，组织人织土布可以安排就业。也可组织出口，去年世界上棉花是歉收的。布多了要改善服装、做窗帘、台布。20世纪中国服装有两次改革，第一次是用中山装改革长袍马褂，这一次是改中山装，搞西服，发给大家，三年还钱，搞赊销。这样，又省利息，又省仓库。卖不出去的东西就搞赊销。彩电不要搞赊销，因为有人买。房子可卖给大家，搞分期付款。（我插言：我们邯郸打算卖给大家，只收三分之一的钱，用收回的这三分之一的钱再盖新房子，这样比收房租周转得快。）收三分之一的钱，这个办法也行。
李彦这时对耀邦说：您说对文学创作要鼓励，学体育，以鼓励为主，这很好。多数作品还是好的，多数人也是努力创作好作品的。
耀邦说：对文学创作要鼓励。鼓励也是思想工作，不要以为只有批判才是思想工作。
我说：高占祥发展了您这个思想，提出“多浇花，少除草”。
耀邦笑了笑。又问我：清理“三种人”清得怎样？
我答：我们邯郸市原来内定145个“三种人”，整党开始后又过滤了一遍，现在已定114个。
耀邦问：多少人口？
我答：包括邯郸县共122万人。
耀邦说：差不多。全国估计“三种人”有2万到4万个，也就是人口的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二。
我向耀邦反映：邯郸还有两个老红军，文革中是武斗的指挥者，把拖拉机改装成土坦克，攻打另一派群众。我们讨论定为“三种人”，由于是老红军，省里还未批。
耀邦说：可以定。开除党籍，不降工资，不株连子女，只要不株连子女就得人心。（李彦插言：这个好，谁的事就是谁的事。）开除党籍，不降工资，不株连子女，将来可以发个文件。
我问耀邦：听说中央决定整党要加个阶段，叫改革阶段呀？这个阶段要多长时间？
耀邦说：不叫改革阶段，是加个整改阶段，搞两三个月。加这么个阶段好，不然对照检查完了就登记，人们会感到没有解决什么问题。
耀邦问我:你们整党什么时候结束？
我说：原定8月份结束，如果加个整改阶段就往后顺延。
这时李彦又把话题引到国际问题上。他对耀邦说：您接见南共联盟代表团的谈话，大家反映相当好，认为把国际主义问题谈透了。
耀邦说：那篇谈话把问题谈透了，是政治局讨论了的，还查了恩格斯的著作。没有10年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拨乱反正不会这么顺利。现在全世界的党中，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比较活跃。这也是时代的产物。这么大的国家，跌了这么大个跤子，世界上很多人看不起我们，只有发愤图强。
我向耀邦说：您讲的用消费刺激生产是对的，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都是这么做的。但我们的工资太低，特别是机关干部工资太低，一个月才几十元，搞环境的洁齐美，很费劲。许多人的破箱子、烂筐子都舍不得扔。
耀邦说：工资是太低。还是用消费刺激生产，先把两千万矿工和建筑工人的工资提起来，平均搞到150元，这没有危险。钱多了，住房解决了，还干什么呢？解决了住房，就是要穿好一点，吃好一点，到饭馆吃点，喝点酒，就可以刺激生产。钱多了还是用在吃穿用上。我们不搞高工资高消费，而是适当提高。有人说，高工资高消费不好。我问他们，低工资低消费究竟有什么好？他们也说不上什么好来。我主张提高工资，每人平均搞到200元，用消费来刺激生产。赵紫阳为我讲了一句公道话，他说，耀邦从来不讲工资和奖金要封顶，我们讲要封顶。我们讲要封顶时，耀邦就不做声了。
我们看时间已近晚上10点钟了，就向耀邦提出告辞。耀邦说：好嘛，我要办公了。说着就向办公桌走去，去批阅处理那一大堆文件了。
1984年9月，河北戏校为邯郸市培养的豫剧班学员毕业了，文化局准备正式建团，他们提出想请胡耀邦同志为剧团题写个名字。同时，由邯郸市创办的职业大学已满一周年，宋玉杰校长对我说，市政府决定将职大改名为“邯郸大学”，并提出要我为邯郸大学题写个校名。我当即表示，由我题写校名不合适。而文化局让我请示胡耀邦给豫剧团题名，我可以向耀邦提出，并争取请他一起为邯郸大学也题个名。宋校长听了很高兴，要我想办法办成。我说，只能试试看，尽量争取。
豫剧团建立后叫什么名字，必须在请耀邦题名前定下来。文化局郭鲁泰把他们酝酿的五六个名字拿给我看，我们一起商量，初步选定了“邯郸市春燕豫剧团”，因为当时那些学员都是小青年，平均年龄才20岁，个个都像初春的燕子一样，正待展翅飞舞。
1984年国庆节是我们祖国建国35周年，日本青年代表团3000人应邀来华访问。其中有一位叫三原善伸，是我1981年访日时认识的朋友，我曾在他家住过一夜。三原善伸先生提出希望能同我见见面，叙叙友情。因此，我特意请假于国庆节前回到北京。这为我请耀邦题字创造了一个机会。
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我和佘世光、刘崇文于
耀邦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答：
耀邦问：题什么字？
我说：我们办了一所邯郸大学，想请您题写个校名。还有邯郸豫剧小班，经过五年学习，已经毕业了，要转为豫剧团。学员都是小青年，平均年龄20岁，大家学习很努力，学习成绩很好。邯郸大学和豫剧班的师生都恳切希望您能给题几个字。
耀邦只“噢”了一声，接着就转到其他话题上了。
那天晚上议论的话题很多，时间也较长，到了9点钟我们告辞时，我又提到：耀邦同志，请您一定为我们写几个字，师生们都盼望您给写呢!
耀邦说：好嘛！好嘛！写什么你告诉李汉平。
李汉平秘书对我说：写好后我给你送去。
过了三天，
听后，我欣喜不已。我说：我去取。
随后，我驱车到了中南海。李汉平因有其他事已离开办公室。张耀光秘书接待了我，并把题字交给我，还特意交代说：耀邦同志题字规定不登报，不广播，不留名。请你们注意。
我说：我们总得告诉邯郸人民吧，是否在《邯郸市日报》上发表一下，这是地方发行的小报，影响不大。
张耀光说：你们市委商量定吧。
回到邯郸，消息传开，人们欢欣鼓舞，强烈要求召开庆祝大会。于是，在
没想到，这一下却惹了祸。我把报纸寄给张耀光秘书，张秘书送给耀邦看后，耀邦在庆祝大会的标题上用红笔画了个圈，向报头空白处拉出一杠，批了“这么作很不好！”一句话。张耀光将有耀邦批语的报纸寄给了我，并写了一封短信：“高勇同志：来信及报纸均收到。送耀邦同志看后，耀邦同志在报纸上批了一句话，现将耀邦同志的批示件寄给你，请收。”张耀光的信是
收到耀邦批评后的两三天，
我当即向周杰说明了情况。主要说明耀邦的题字对邯郸市春燕豫剧团和邯郸大学是一个鼓舞，两个单位强烈要求庆祝一下，市委原则上同意他们召开个小会。对他们要求开庆祝会时放鞭炮、奏国歌已坚决劝阻了。报纸发消息时，也劝阻了使用“热烈”、“隆重”等词语及套红标题的做法。但是，我们没有坚决阻止开庆祝会和发消息，则是错误的，给耀邦同志和中央惹了麻烦，我可以写个检查。
周杰说：你做了一些劝阻，这是好的，但事情已经这样了，也不好让别人出面作自我批评，只好由你作几句自我批评就算了结了。
我表示赞成周杰的意见。当时我患急性胃炎正在卧床治疗，便把市委秘书长李锡时找来，请他先帮我起草一个检讨稿，并向他交代了应写的内容。
李锡时将此事向市委书记李永进作了汇报。李永进明确表示，要检讨应由市委集体检讨，这事是市委同意的，不能让高勇一人检讨。我则坚持由我个人检讨，不要牵涉更多的人。李永进仍不赞成我的意见，最后还是以市委名义写了一份检查，作为市委第74号文件发出。
市委将《检查报告》送河北省委，我于
我原以为见了耀邦肯定还要就宣传他题字的事批评几句的，因此，在往勤政殿走的路上心里直打鼓，并作好了挨批评的准备。耀邦在办公室正忙着批阅文件，我告诉他这次是来参加整党工作座谈会的，晚上就要回邯郸，只是来看看他，没有其他事情。他由于正忙，说：“没有事吗？”我说：“没有，只是来看看您。”周杰也重复了一句。耀邦说：“好嘛！”我说：“您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耀邦说“我没有什么事了。”我说：“那我就走了。”耀邦连说：“好嘛！好嘛！”
耀邦对宣传他题字的事一句话也未再说。至此，正如周杰说的“此事到此就算了了”。
给“文化大革命”打个引号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谈到文化大革命时说：“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又说：“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人们常常还习惯把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称为十年浩劫，也有人极带感情色彩地称之为“大革文化命运动”。
革命，是一个庄严的字眼。在中国近代史上，凡是称为革命的事件，总是与社会进步联系在一起的。而“文化大革命”，既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既然是内乱，是浩劫，又怎能称之为“大革命”呢？但是不这样叫，又如何表述呢？这是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已经解决，解决的办法就是在“文化大革命”5个字上打了一个引号。对此，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约翰.加德纳很敏感地注意到了，他说：决议把“文化大革命”这个术语全用引号引住来标明它的非法性。
给“文化大革命”打上这个引号的，就是胡耀邦！
此后，在各种报刊和文件上，凡是提到“文化大革命”时，都给这几个字打上了一个引号，使它的含义发生了相反的变化。
胡耀邦生前几乎走遍了祖国的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神州大地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了解民情，联系群众，谁也无法统计清楚他直接接触和交谈过的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到底有多少人。仅在他任党中央主席和总书记的7年中，就有4个春节未在北京与家人团聚，而是深入到矿山井下、穷僻山乡、牧民帐篷、边防哨卡调查生产情况，了解群众生活，同人民群众一起过年，同基层干部共商脱贫致富大计。1982年3月春节期间，他到了海南，当地要他题字，他挥笔写了一幅春联：“祖国宝岛连天春色；人间神舟遍地风雷。”既歌颂了全国春节一片欢乐气氛，又写出了处处改革开放风起云涌的景象。如今，人们一提起他的名字，脑海中立即就会浮现出一位具体的、朝气蓬勃的、像一团火样的胡耀邦，他的巨大魅力给人们以深刻的印象。凡是同他接触过的人，都能描绘出与他谈了些什么，是什么手势，什么姿态，什么表情等等，音容笑貌立刻凸现在眼前。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是胡耀邦一贯的作风。党要他主持一个地区的工作，他总会走遍这个地区的角角落落。党要他主持一个部门的工作，他总会走遍这个部门的院、所、室、科。1952年调任团中央书记后，工作局面更大了，他立志要走遍全国的2000多个县。他认为，没有对实际情况的深入了解，甚至许多地方连去也没有去过，看也没有看过，头脑里一点印象也没有，怎么可能指导好那里的工作呢？他同一些县委书记谈话时说过：“一个人当了三年县委书记，不把所有的村庄跑遍行吗？”并说：“经常到下面走一走，看一看，增加点感性认识是非常重要的。也许一千个感性认识才能上升为一个理性认识。对担负领导工作的人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实际。”
全国共有183个地区，2400多个县（市）。尽管耀邦已经走了173个专区、1703个县（市），以及除玉树、果洛外全国30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但他仍不满足。1986年的一天我去看他，那时他刚从山东等地调查回来，兴致勃勃地对我说：“我再出去两次，就可以把全国的专区跑遍了。”我说：“您原来的目标不是要把2000多个县跑遍吗？”他不无遗憾地说：“唉！‘文化大革命’给我耽误了，这个目标不能实现了。”由于他的辞职和过早去世，还剩下10个专区未能去，这已成为他的终生遗憾。
耀邦下去调查不像有的人那样，带上老婆孩子，专去风景秀丽的旅游胜地，在大宾馆一住，听听汇报，发表几句不痛不痒的议论。耀邦却是专挑那些人们不愿去的穷山恶水之地，如1983年12月至1984年1月到四川、贵州那次视察，他沿着1935年长征的路线走，新闻记者称之为“重走长征路”。路越走越难走，面包车不能走了改乘吉普车；吉普车不能走了，又改为骑马；骑马也不能走了，改为策杖步行。这对当年他这个年近70岁高龄的老人来说，绝不是轻松的事。而那些地方，在我们党取得全国胜利后，就很少有人去了，特别是北京的“大首长”几乎无人去过。群众看到他这位党中央总书记去了，这本身就足够使人们激动的。可是，居然有人说他是沽名钓誉，真是颠倒是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