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佳浪：耀邦同志与人民信访

胡耀邦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的一生是严于律己、心系人民、一身正气、两袖清风、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一生。这里不全面叙述他一生中的伟大功勋，只从信访工作的角度谈谈耀邦同志生前立党为公的党性原则和执政为民的政治理念。

耀邦同志是从 1979 年 1 月开始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1980 年改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有人作过统计，他在担任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六年多时间里，共阅批人民群众来信两千多封。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6 年多有两千多个日日夜夜，也就是胡耀邦同志作为党中央的一位主要领导同志，在繁忙的日常工作中，平均每天都要阅批一封人民群众来信。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党拨乱反正、领导全国人民走向新里程的起点。自那时起至 1985 年 6 年多时间里，我们党作出了一系列正确决策，国家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耀邦同志处理人民来信这一侧面，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决策来自群众，来自实际，是我们党集中了人民群众的意愿和智慧的结果。

1984 年 10 月，耀邦同志的案头放着 20 多封河南省农民要求帮助买汽车、办交通的来信。这些来信反映了农民们对勤劳致富的道路越来越广的喜悦，也反映了他们在交通问题上遇到的困难和阻力。透过这些来信，可以看到中国形势变革时期的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可遏制的趋势。

耀邦读罢这些来信，不但就如何解决农民办交通所遇到的困难提出了意见，而且深刻地指明了经济改革中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所必须具备的一个重要工作方法。他写道：“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一些基层干部和国营企业人员利用物资短缺情况搞囤积垄断，用高价敲诈勒索群众，一个是一批国营企业人员自己不会经营，利用国营招牌，排斥和打击个体企业。这两个问题我认为中央有关部门都要抓一抓。”他还说：“我们有些同志要注意站在整个国家的立场上说话，要注意倾听非国家企业非国营人员的呼声。”

不久，中央正式下达了关于鼓励和支持农民办交通的若干政策规定，农民办交通在各地兴盛起来。

1984 年初，《中国日报》社一位中年知识分子给党中央写信，反映他长期申请入党，但因社会上存在的对知识分子的种种偏见而无人过问。耀邦读完此信遂在信的空白处写道：“请中组部组织局向有关单位询问。入党问题你局要考查点典型，加以指导。”

根据耀邦同志的意见，中央组织部数次派出工作组调查了解培养和发展优秀知识分子入党的工作。 1984 年秋，全国发展优秀知识分子入党的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中组部在会上向各地推荐了重视发展知识分子入党的五位党委负责同志。从此，发展优秀知识分子入党逐渐摆上各级党委的议事日程，一批又一批优秀知识分子跨进党的大门。

1983 年 5 月，一封来自天津的群众来信向党中央反映天津内燃机研究所存在的严重问题。这个所自“文革”以来，一直处于瘫痪状态，科研人员无事可做，设备损坏无人过问。在“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仍然把持领导权，连单位的牌子都还是“革委会”……来信要求中央尽快采取措施，结束这个所的混乱局面。

看着这封来信和有关部门的调查报告，耀邦同志奋笔疾书：“这个例子真是触目惊心，是否天津还有这样的单位？是否其他省、市、区还有这样的单位？我们拨乱反正几年，究竟下情如何？我们中央委员和一切高级干部是否都深思一下呢？中央常委总说过上百遍了：第一，要了解下情，做到心中有数；第二，要放手提拔一大批年富力强、有干劲、有闯劲的人上台。我看这两条是许多问题解决不好和今后怎么办的关键两条。”

1983 年 12 月，北京实验京剧团一位女编剧致信胡耀邦同志，反映我国儿童教育家孙敬修老人的困境。来信说，孙老这位受到广大青少年喜爱的“故事爷爷”，虽已退休，仍然从事关心青少年的社会工作，但由于工资偏低，住房条件又比较差，给老人造成了许多不便与苦恼……

这封信当天送到耀邦同志办公室，第二天，写有长长一段批语的信又退到了中央信访部门。上面写道：“全国只有这么一个为广大少年所喜爱的人，完全可以特殊照顾一下”。“此老境遇也说明，我们的同志很不了解情况。”惜才之心，爱民之情，溢透纸背。

在北京市有关部门的努力下，孙敬修老人生活上的困难一一得到解决。 1985 年元旦，老人高高兴兴地搬进新居。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感慨地说：“旧社会我是一个穷教书匠，无地位、无欢乐。今天，胡耀邦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亲自过问我生活上的一点困难，令我敬佩。我相信共产党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一定会成功，因为她真正是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党。”

在湖南省溆浦县的群众中，流传着在耀邦同志的关心下，金佑生丢失三年的孩子又重新找到的故事。

1981 年 12 月，溆浦县副食品公司金佑生四岁的男孩金华武在外玩耍时突然失踪了。全家悲痛万分，他们在报纸上、电台上刊登、广播寻人启示，除在本省的市县寻找外，还跑到山东、河南、湖北、福建、河北、江苏、贵州、北京等省、市的 200 多个县找，时间用去 600 多天，行程达 3 万多公里，可孩子仍然杳无音讯。

1984 年 1 月，耀邦同志到溆浦县考察。闻讯赶来的金佑生把一封请求党中央帮助他寻找孩子的信交给了耀邦同志的随行人员。没想到，五天之后，金佑生收到中央信访部门的一封来信，询问他丢失的孩子的模样、特征和丢失时的情况。读完这封来信，金佑生一家人泪水扑扑簌簌往下掉。

经过有关部门的努力，被一个犯罪团伙拐走的金武华终于找到了！这一喜人消息传到了中南海，耀邦同志高兴地说，信访部门“为人民办了一件好事”！

1984 年，上海几位落实政策的对象致信党中央，反映他们在“文革”中遗留的一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其中有人来北京上访三个星期，走了八个单位，竟无一处受理，不得不失望而归。

耀邦阅读完他们的来信，写下了这样的批语：“ 6 年以来，我几乎每个礼拜都收到群众要求落实政策的信，大部分我都批了，可能不下千件，批了的大部分都有回报。为什么推一下，动一下，不推就不动？这几个人的问题，我主张由专人负责，查一个就解决一个，使官僚主义无法推脱。”

陕西省西安市有个叫吴金狮的油漆工，在多年的工作实践中创造了“油漆花纹新工艺”和“无笔画”，受到专家们的重视。可他在工作上和生活上遇到了不少困难，有关方面虽然过问了，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落实。 1984 年底，他投书耀邦同志诉说苦衷。耀邦同志在信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一切事情都要做到实事求是，合情合理。这样就能获得群众的同情和拥护。我们的一些同志办具体事，往往不问是非曲直，而是机械地根据某项规定，或去听从某几个不正确的意见而拖着顶着不办，实在不好。”

1984 年 10 月，旅日华侨韩洪烈给耀邦同志写信，反映其在锦州的弟弟韩仲元，因为父亲“文革”期间被遣送农村，失去上学机会，走上犯罪道路而被判刑，释放后韩仲元没有工作，一家三口生活实在困难，韩洪烈要求有关部门能为韩仲元安排适当工作。

这封普通的海外来信引起了耀邦同志的注意。他要中央信访部门的同志去锦州看一看，过问一下这件事。 11 月初，中央信访部门的同志来到锦州，和锦州市的领导了解了韩仲元的近况，决定为他安排适当的工作。当中央信访部门的同志去看望韩仲元时，他痛哭流涕地表示要不辜负党的关怀，重新做人，努力工作。

中央信访部门的同志回到北京，向耀邦同志报告了对韩仲元的安排情况，耀邦同志赞扬中央信访部门的同志这件事办得好。在中央信访部门的报告中，他又写下了长长的一段话：“我是希望各部门直接办事办案的。一切部门，第一要如实反映情况，第二要亲自解决问题。没有第一条，我们这些人可能变成瞎子聋子，但如果没有第二条，我们这些人还是‘无兵司令’，受制于人。党内不干事和干坏事的人永远有。如果我们事事都照转，坏人就要钻这个空子，欺负我们不办事而更加胡作非为。反过来说，如果我每个星期办成一件事，一年就办成 50 多件事， 100 个单位每年就能办成近 6 千件事。这样，正气就会吹遍全国各个角落，坏人就会大大收敛和减少，风气就会大大好转。”

秉公办事，敢于负责，一件一件落实，一抓到底。这是耀邦同志一贯倡导的工作作风，也是共产党人应有的作风。

胡耀邦同志对人民群众来信，一次又一次击中要害的分析，一回又一回的深刻教育，使很多部门和很多干部的作风变得踏实起来，关心群众疾苦的风气变得浓厚起来。

信访工作是党联系群众的纽带，了解民意的窗口。六年多时间内，耀邦同志在基层考察的过程中，在旅途的飞机、火车上，在党的重要会议的空隙，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都要挤出时间阅读群众来信。他曾这样说：“每个领导干部平均每天要看一两封有典型意义的群众来信，首长的秘书不能借口爱护首长而任意扣压。”阅读和处理人民来信曾经是耀邦同志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从一封封来自基层的信件中，倾听着群众的呼声，了解着社会前进的脉搏。也正是这种与群众的切实联系，使耀邦同志的崇高品行深深地扎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田里，永葆青春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