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昌会：我的引路人和挚友胡耀邦

我与耀邦同志是1949年相识的，他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又是我的挚友和领导。数十年来，他恪守信义，尊重、关心、爱护国民党部队起义人员，一件件往事，至今历历在目。

1948年，我任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副主席兼第七兵团中将司令官，在指挥所属部队阻止人民解放军南下的壶梯山、大荔以北的诸战役中，损兵折将，被迫向四川方向节节败退。为了对自己所率十余万众将士的生命负责，我考虑再三，决心率部起义。于是派代表赴西安同一野联系起义。时任一野政治部主任的胡耀邦出面接待，表示欢迎我起义。1949年7月，我准备在川陕公路交界处的双石铺起义，而当时，胡宗南的第一军部署在防地正面，稍一不慎，不仅起义会流产，还会招致杀身之祸。由于有此顾虑，起义一时不能举行。耀邦同志了解到我的处境，立即托人给我带来口信：一野对你的处境表示理解，既然对整个部队没有把握，还是再等机会为好，若不然，事情没搞好，让裴老头也“赌”进去就不划算了。要我相机行事，不要过于冒险。

1949年12月23日，我率第七兵团在四川德阳孝泉镇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出起义通电的同时，电令兵团所属各军就地起义，除失去联络的孤军外，其余各军都复电同意随兵团起义。起义的第二天，耀邦同志来会见我时说，我来一是慰问你和起义部队，二是征询你还有什么疑难问题，有什么要求。我们是一家人了，请你敞开说吧!他还说，关于率部起义的诺言，你没有失信，实现了你的愿望，我和你都高兴嘛!

1950年8月，起义部队经过民主改革整训完毕，开往天水，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军并编。部队整训结束后，我向贸龙司令员提出，要求转业到地方工作。8月底我由成都到重庆，在西南局受到刘伯承司令员的接见，我向刘司令员陈述了自己的意见。我说：“我对几十年的戎马生涯很厌倦，回顾解放前经历的几次反复，教训很深，不愿再做军事工作了。”刘司令员说：“军队已整编结束，现在可以转到地方工作，你同耀邦同志熟悉，就到川北行署去工作吧。”

1950年10月，我被任命为川北行署副主任兼工业厅厅长。当时原任一野政治部主任的胡耀邦同志已调任川北区委书记兼统战部部长。他知道我要到川北工作，即派统战部副部长刘玉衡同志专程到重庆来接我，9月中旬到达南充。行署对我去川北工作十分重视，还在南充戏院为我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区党委和行署的主要负责同志都参加了。行署副主任刘聚奎同志致欢迎词，并要我在会上传达了刘伯承司令员的指示。到南充后，我同耀邦等负责同志住在一个院内，同吃小灶伙食。耀邦同志和区党委副书记赵林同志与我都是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每次到重庆出席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会议，都是同乘一辆车，同住一间房，彼此之间关系十分融洽。

我没有做过地方政权机关的工作，对川北地区的情况也不熟悉。耀邦同志和刘玉衡同志经常给我介绍川北的情况，谈到川北地区经济比较落后，帮会、反动会道门等封建组织的情况很复杂，急需加强群众基础，我们的政权还需进一步巩固……；现在首先要抓土地改革，把田分给农民，发动群众，冲破封建势力的束缚，做好巩固政权的工作。他们要我除在行署办公外，还要通过参加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等方面的活动，广泛接触群众，沟通情况，增加互相的了解。耀邦同志说，革命胜利了，共产党威信高，群众都说共产党的好话，有意见也不一定愿提；而对你，他们则没有顾虑。通过接触群众，你们可以听到真话，这对我们的工作很有好处，这个作用有时是共产党员起不了的。

当时，东北大学的部分教职员工由陕西咸阳集中到南充。川北行署便以东北大学的师资为主办起了川北大学。1947年，当我在陕西任国民党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时，东北大学一部分教职员工由四川三台转移到咸阳，准备迂回东北，因内战爆发，他们被滞留在咸阳。为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我未经过陕西省政府主席董钊的同意，曾批发过粮食和经费接济过他们，因而同他们有过交往；他们对我也比较了解，有话愿意同我讲，行署要我多同他们联系。在后来的大专院校合并中，对这些教职员工的安排，我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

到川北行署后，我对地方工作是从头学起，除兼任工业厅长外，耀邦同志还安排我兼管农林和交通方面的工作，还担任了川北区土改委员会委员。我当时只有五十多岁，精力也好，经常到基层去；行署为我配有秘书和警卫员，我曾多次提出过取消秘书和警卫员。耀邦同志说，这是党的政策，一视同仁，不能取消。

川北区党委对做领导工作的党外人士，十分强调有职有权。我是工业厅厅长，而党组书记韩培仪同志是副厅长，由他主持日常工作。可是，凡他决定的事，都向我汇报，党内外合作共事关系搞得很好。在业务工作上，凡是按党的政策执行的，均由党委承担责任。例如，当时经西南工业部化工局批准，在南充新建一个火柴厂。建成后才了解到邻县广安已有一个火柴厂。广安虽不属川北区，但事先没有了解到这一情况，实际已造成了重复建厂。工作上的失误，我们承办单位应负责，我是厅长，本应作检讨。耀邦同志知道后说，这个项目是上级批准的，不应由你负责，你不要检讨。

1951年开始筹建民革川北地区组织，开始由原在南充的地下民革成员龙杰三、尹子勤同志负责。他们同帮会等封建反动组织和地方势力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在筹建民革组织中很难摆脱他们的制约，难以处理好人事关系，打不开民革工作的局面。耀邦同志要刘玉衡同志来同我商量，要我担任筹建民革川北组织的工作。那时我对统战工作接触不多，对很多政策不了解，一心想在业务工作上多学习，多干点事。我曾向耀邦同志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重新登记党员，我就没有申请，也没有参加过民革，我做民革的工作不恰当。耀邦同志说，民革是进步组织，同过去的国民党不同，你起义就是同国民党反动派决裂，你做民革筹建组织的工作是恰当的。耀邦同志即致电民革中央李济深主席提出建议。发电的当天，李主席即回电，直接发展我为民革成员。以我为主同当地民革成员龙杰三、尹子勤、李树骅、萧端重等同志，担负起民革川北地区组织的筹建工作。在区党委的关怀和地区统战部的具体领导和帮助下，向民革输送了一批青年干部，组成了民革川北地区分部筹备委员会，开展对川北地区与原国民党有历史关系的人土进行团结教育工作，在机关学校中也发展了一批民革成员，于1952年1月正式成立了民革川北地区分部。

我起义以后，在部队是供给制待遇，到川北行署后仍是供给制。由于级别高，生活安排得很好，我是很满意的。耀邦同志知道我起义时，兵团不管经费，我没有积蓄，建议对我改为工资制。我说，实行供给制我的生活已经很好，没有必要改工资制，再增加国家的开支。耀邦同志和刘玉衡同志一再向我解释说：“你与我们不同，有旧的部属请求你帮助，跟随你的还有一批人。筹建民革组织，开展统战工作，必然有一些应酬开支。”决定给我改为工资制。这样每月的收入就增多厂，实际开支也不大，剩下的钱就存银行。当时正值农村减租退押，有些人，如尹子勤、蹇幼樵、杨达章等，有的是我保定军校的同学，他们是地主，有退押任务，纷纷来要我给予支援。我曾给过他们—些资助。但个别人不是拿去退押，而是自己用厂。耀邦同志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对我说，以后他们不能直接向你要钱。在抗美援朝中，行署机关分配有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捐献任务。机关干部工资不高，但我收入多，所以我每次捐献的金额都比较大。耀邦同志曾说过：“机关的捐献任务几乎由你包下来了。”

川北区党委对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关系十分重视，定期召开党外领导干部和民主人土座谈会。行署机关有关负责同志主动检查党员干部同党外·厂部在合作共事中的不足。在座谈中，主要负责同志对此要求很严，多次指出过：党员对党外下部积极帮助不够，遇事缺乏商量，往往事情办了，党外干部应该知道的还不知道；个别党员干部骄傲自大，盛气凌人；有的不服从上级党外干部的领导，相处不融洽；生活上对党外干部也照顾不够。党组织还通过座谈，广泛征求党外下部对党员的意见：党委负责同志对党外下部牛活也十分关心。我在小灶吃饭，有一次炊事员没有给我煮面条，耀邦同志看到后当即亲自到厨房去对炊事员说：“裴主任不习惯吃大米，为什么这顿不煮面?”

1952年，四个行署合并建四川省，耀邦同志和其他几位副主任调往北京等地，先后离开南充。因我是调西南纺管局，由我负责行署的结束工作，最后将行署留在四川的人带到重庆。耀邦同志离开南充时对我说：“两年多来，我们主要是集中力量抓土改，抓巩固政权的工作，对工业基本上没有摸过；你抓了一下工业，也不过懂得了几个名词。现在组织上分配你到西南纺管局当局长，按你的级别是安排低了。这是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党不是把你当外人，是培养你。”并征求我有什么意见。我表示坚决服从分配。耀邦同志说：“你管纺织不是内行，要到实际工作中去学习锻炼，要做什么，爱什么，爱什么，就要做好，做到底，”我遵从耀邦同志的意见，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从1954年起，我担任一至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每次去北京开会时，耀邦同志都要接我到他家去聚一聚，碰到他不在京时，他的夫人李昭知道后也要请我去家里吃便饭。他见到赴京开会的重庆市其他领导同志，如于汉卿、萧秧等，也要向他们询问我的情况，托这些同志向我问好。1984年冬，我生病在家休息，听到有人敲我的房门。我孙女开门一看，见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陪同耀邦同志来了。耀邦同志提着一袋脐橙，风趣地对我孙女说：“我是来看病号的，你们不能把橙子吃了呀厂他当时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日理万机．来我家后，仍与我摆谈厂一个多小时。摆谈时，他对市委领导说，老裴这么大年龄，怎么连个能躺的沙发也没有，门上也没有门铃。他走后，重庆市委办公厅很快就为我家配置了沙发和门铃。他为什么无微不至地关心我这个起义将领?1982年我孙女在耀邦同志家吃饭时，他对我孙女说：“无论何党何派，起码要讲究信义。你爷爷联系起义时我们是有保证的，共产党讲信义，我们对他负责到底。”

耀邦同志胸怀宽广，对国民党部队的其他起义人员，他也一样关心爱护。我率领起义的第七兵团近十万人，在极“左，，路线的影响卜，在起义官兵中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全国各地数以干计的人向我提出申诉，有的还千里迢迢来访。凡是依据政策可以解决的，我都联系有关单位予以落实；不能解决的，我及时向耀邦同志汇报：他总是在百忙之中耐心听取我的陈述，并及时作出处理．如成都解放时，对西安绥靖公署散处在成都的3000多官兵．我是根据贺龙司令员的口头指示接收的，当时，贺龙在大会上向这些人讲过按起义政策对待，但未形成档案，致使在落实政策中无据可查。1984年我向耀邦同志反映后，他指示中央主管部门单独下了文件，使这些人落实政策的问题得到圆满解决。又如第七兵团参谋长李竹亭，在“三反”运动中因“七兵团黄金流失案”的牵连，在落实政策时原单位只肯定了起义人员身份，未否定他与“黄金流失案”有关，仅发给400元抚恤费。李的家属不服，向我反映。我向耀邦同志说明，当时兵团部不管各项经费，不存在“黄金流失案”问题。耀邦同志当即根据我写的材料批交主管部门处理，很快由原处理单位复查，改变了原来的结论，并发给2000元人民币抚恤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