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磨灭的光辉形象
当我读完《从红小鬼到总书记——胡耀邦》（作者：陈利明2014年1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下卷最后一页时已是午夜时分。轻轻掩上厚重的书本，我的心情却仍然澎湃不已，在宁静的深夜，我分明能够清楚地听到自己血管里沽沽流动的血和胸腔里嘭嘭跳动的心声。近半个月来我一直沉浸在书中一些如昨历史细节的激动之中，时时感到自己一颗曾经激动的心历经了二十几年后仍然无法平静下来。
环顾四周，书橱中的书静静的排列无语，却似乎在静夜向我言说着过去的岁月。我深深地沉浸在书中无法走出，突然从心灵深处不可压抑地反复冒出一位著名诗人纪念鲁迅的名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但我觉得他写得是胡耀邦。
全书上下两卷共计64万多字，写了胡耀邦从出生，到从小参加革命，从红小鬼到中共中央的主席，后改任总书记的一生主要事迹，时间跨度长，内容庞杂而丰富，叙述系统而翔实，文字和行文风格朴实而流畅，与所写传主的思想品德和为人风格非常一致。同时，书中所提到的人与事，无论是全国瞩目的大事还是鲜为人知的具体事迹，都有文档材料和对当事人的采访作为依据，完全是一部言必有据的纪实作品。读后的感觉，就像是将过去的一段历史重新回顾温习了一遍。几乎也是一部十分真实和精彩的非常有现实意义的历史教科书和优秀的政治思想教材。
胡耀邦同志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这是在他身后中央对他的定论，对于他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和在全国平反冤假错案以及在改革开放等划时代事件中的伟大功绩已经载入史册，无法磨灭，无需我在这里重复。我也无法用最精简的语言来全面表达书中那样丰富厚实的历史内容，只有读者自己阅读后才能去体会。我只想就胡耀邦无论作为中共领导还是作为一个平凡人的角度在个人操守、道德品质、思想观点、行事风格和素质修养等方面摘录书中一些精彩的片断与读者分享。
首先，胡耀邦作为一个从十几岁就参加革命，成为一个红小鬼一直到成为党的高级干部，再成为党内的领袖人物，经历了对敌斗争身经百战的无数次枪林弹雨的战火考验，同时从AB团到“文革”的无数次的大大小小的党内斗争和政治思想及各种群众运动，可以说是深受党文化浸润和培养的坚定的革命者。可是奇怪的是在他身上有一种好像是与生俱来的品质，一种与人为善的天性（在革命内部对自己同志而言）和一种不肯过激和极左的品行。
举几件事例：其一，1950年，刚满34岁的耀邦成为集党政军权于一身的川北行署主任，川北区党委书记、川北军区政委。当时面临的形势是匪特横行，生产落后，民生困苦。耀邦分析了的复杂形势，主要抓两条：一是坚决镇压反革命武装，迅速剿匪，保证人民生命安全；二是进行土改，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当他在“土改简报”中发现有的地方在土改中出现过火行动，对地主分子不分青红皂白，一律进行严刑拷打，灌辣椒水，向赤身淋冷水，并进行人身侮辱，连他们未成年的子女也被抓来“陪斗”，就心绪难平，认为不能搞左的一套。随即在区党委情况分析会上明确指出：进行土改，是消灭封建势力和地主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分子的肉体，我们无产阶级有解放全人类的广阔胸怀，包括将地主分子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至于他们的子女，投胎在哪个娘肚子里是无法选择的，他们的出身，何罪之有？并向各级党委和地方政府及时作出指示：严禁对守法地主搞刑讯逼供，要求土改工作队认真执行土改政策，防止类似事件发生，使土改运动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他还在一次土改工作总结大会上讲：“‘和平’有什么不好，莫说‘和平’土改，我们还要为‘世界和平’而努力奋斗哩！在革命道路上，过‘左’过‘右’都不好，比如过桥，左了右了都会跌倒在桥下，被水淹死。”还在整顿和组建农会时，规定必须有1/3的中农参加组成，批斗违法地主或恶霸时吸收中农参加领导，划分中遇到富农和中农的界限不清时，宁可放宽尺度，也要防止伤害中农。
其二，他在安排行署班子时，团结民主人士。起义将领裴昌会任行署副主任兼工业厅厅长，赵子立任川北军区副司令员；民盟负责人贾子群任文教厅长，民主人士傅子东任文教厅副厅长，民盟领导成员谭卫根任交通厅长，民主人士徐孝恢任农林厅副厅长，李海渠任工业厅副厅长，奚致和任商业厅厅长，张雪岩任法院院长，卢子鹤任监委副主任，杨达璋任副秘书长，他们都有职有权，在区党委领导下，心情舒畅，工作十分努力。当时在减退和土改中有群众要求把民主人士送回原籍清算剥削，根据胡耀邦的指示，区党委采取了保护政策，没有让农民把他们带回原籍。
其三、在他担任团中央书记时，团中央干部向胡耀邦汇报高校开展“红专”大辩论，谈到“红专”与“白专”的争论中有的同学想“利用有限的人生，在青年时期打好基础，将来在科学上有所贡献”，因而不大关心政治，不愿参加班级活动。这些学生当时受到很大压力，甚至被扣上“白专”的帽子，有些学校还因此把同学分成左、中、右进行政治排队。胡耀邦听了这些情况后认为：这里红与白放在一起是政治概念；红是革命的，白是反革命的，如红军、白狗子等，不能乱用。一些学生专心读书是好的，应当鼓励，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正需要各种专门人才；他不关心政治，我们可以做一些宣传工作，慢慢引导，但不能轻易扣上“白专”这样的政治帽子，那不是把人推到敌人一边去了吗？
读到此，我都为他捏一把汗，在刚刚取得政权的五十年代初且一贯宁左勿右的党内风气占主导地位的形势下敢这样说这样做的高级干部恐怕是不多见的。但为什么他敢这样说这样做呢，想来可能只有这一条：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官，没有考虑自己头上的乌纱帽，而始终心里只有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才是至高无上的。
实事求是，敢于担当，将个人名利荣辱置之度外是胡耀邦一生身体力行的坚持。早在解放战争年代，在华北战场的大清河北战役中，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命令正在保北战场与敌军打成对峙局面的由郑维山和胡耀邦率领的三纵撤出战斗，西去攻打涞水。当通讯员送来野司电报时，司令员郑维山看过后沉默不语，将电报递给政委胡耀邦。一会后，郑维山打破沉默：“我们是不是给野司回个电报，谈谈看法？”经过合计后，也是纵队领导的文年生说：“政委，你耍笔杆子出身，是儒将，能者多劳，电文还是你来起草吧。”胡耀邦也不推辞，一挥而就：“野司：来电收悉。关于打涞水，我们没有考虑，不准备打涞水，我们认为目前条件不太成熟，我们意见就地坚持，争取情况变化。”郑看后表示赞同，文年生却认为“措辞是不是太生硬了？”但耀邦说“我们主要是讲情况，措辞怎么样，野司首长不会介意的。”并表示“野司首长如果批评我们，我这个政委应负主要责任，风险由我担当。”结果电报发出后，不但没有受到野司的批评，反而被野司所采纳。在此之前的易县战斗中，在门墩山，我军和敌军整整打了一天一夜，双方伤亡都很大。“野司”决定撤出战斗。但是十旅的二十团已经攻入敌阵，撤不出来。但上级再次下令十旅撤退。当时十旅政委傅崇碧对亲临前线指挥的第四纵队政委胡耀邦说：“不能撤啊，我们二十团在里面，我们得把他们接应回来！”胡耀邦听到报告后，经过思考坚定地回答：“好，我们应从实际情况出发，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作出正确的抉择，坚决不撤！不执行野司的命令，有你一份，也有我一份。这一仗如果打不好，打你五十大板，也得打我五十大板。”结果傅崇碧率领一个团先把敌人坦克击退后，一直攻入敌营，和里面的二十团会合后向敌人猛攻，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溃败而逃，战斗大获全胜，还活捉了300多敌军，缴获大量枪炮武器。激战中，胡耀邦的军帽被敌人飞来的子弹打了个洞，仍然坚持在最前线指挥作战，直到战斗胜利结束。
胡耀邦在1952年8月调到北京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后一直在这个任上整整工作了14个年头。1956年，在青年团中央召开的团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他在会上讲了青农、青工、扫盲、统战等方面工作后，着重讲了要实事求是的问题。他提出应当提倡：一、有啥说啥，不要弄虚作假；二、调查研究，不要盲目迷信；三、尊重事实，不要随便猜测；四、有错改错，不要知错再错；五、大公无私，不要意气用事。有一个暑假，团中央举办了高等学校团委书记学习会，他在会上作了一个别开生面的报告。他有针对性的指出：“你们希望毛主席亲自来作报告，指示如何做好团的工作，这个愿望是好的。但是毛主席领导全国的工作，忙得很，你们提出的大多是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怎么好去麻烦他老人家呢？再说，团的工作，毛主席早已指明了原则，就是既要引导青年在党的中心工作中发挥作用，又要按照青年特点开展团的独立活动。至于具体业务上的问题、办法和经验，首先要靠我们自己去实践、去交流、去总结，不要事事都去请求党中央、毛主席。否则，还要团的干部做什么呢？”结果到了十年浩劫，这些都成了他的一大“罪状”：“煽动大家反对毛主席。”
还有一事值得一说，就是
他求真务实，非常痛恨那些放“卫星”、搞浮夸风等脱离实际搞形式主义的那一套做法。1960年，他到工作过的川北视察，从广元到南充的几百里路上，他看到许多群众衣不蔽体，面黄肌瘦，他激动地说，还不如解放初期我在川北工作时吃得好，穿得好，难道这就是“大跃进”吗？在“大跃进”声中，他从河北到湖北考察，沿途看到大炼钢铁、深翻耕地的场面。当他看到深翻土地达一丈多，便忿忿地对随行人员说道：“我出生在农村，有必要挖顾一丈吗？麦子的根须能扎到这么深吗？乱弹琴！”
还有一次，他到河南禹县，其时正值热火朝天的大炼钢铁的时候，耀邦一行七八个人都在参加炼铁劳动。当晚耀邦在县招待所同县委主要负责人交谈，闻知他们和北京来的记者上报禹县放了一个炼钢的大卫星，其数量超过实际产量近百倍。这使耀邦大吃一惊，于是一场激烈的争议发生了。一方说，要实事求是，不能弄虚作假；一方则认为，大跃进嘛，要敢想敢干，不能泼冷水。直至次日凌晨也谈不到一起，只好不欢而散。谁知早晨6点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里报道禹县日产2万吨的大卫星，《人民日报》也在头版赫然刊登了这条消息。胡耀邦听到以后，气得脸色发青，手一挥，叫声“走”！没和主人告别就坐上吉普车急速离开了禹县。
当时，全国正处在“大跃进”高潮中，到处都能听到“乘卫星、驾火箭，共产主义早实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狂热口号，时常有红薯几万斤、粮食几十万斤的“卫星”报出来。胡耀邦对这些数字是不相信的，他说那是不可能的嘛 ！但在极左盛行，乌托邦盖世的年代，他这样说不但需要极大的勇气，而且也会有很大的政治风险。所以后来，每当他看到听到一些不科学、不切实际的做法，索性就以幽默风趣的语言，语带讥讽的婉转表达自己不赞成的态度和观点。在许昌，一位团干部向他汇报工作，说有个大队翻地达2丈1尺深时，胡耀邦风趣地回答：“那样翻下去，就要把美国的土地给翻上来了。”读到这里我被他如此机智和高水平的经典评论笑得差点透不过所来。
胡耀邦不仅自己是一个终身勤读书爱思考的人，而且尊重知识和尊重知识分子专家也是他的一生坚持不变的品行和工作原则。1952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筹建时，与开明书店合营，他认为这是一件大好事，因为开明书店有一批饱学之士和业务骨干，如胡愈之、叶圣陶、邵力子等都是进步出版业事业的先驱，有他们的支持和加入对工作会有极大的有利。他多次对主持日常事务的负责人李庚说：“我就是尊重那些有知识、有学问、有业务经验、正派的、踏踏实实、勤勤恳恳一辈子干事业的人，我们应该重视这样的人。”其实在漫长的革命征程中他曾在各个阶段都有过类似的表达，他自己也是一个无日不读书，活到老，学到老，学无止境的人。周扬在五十年代曾经在中央团校的一次演讲中说：“你们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同志，就是一位喜爱读书、知识丰富的领导同志。他在延安时，就以好读书、读书多出了名。他不但读了大量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还读了许多文化知识和文学艺术作品。”曾长期担任中宣部长的陆定一，在粉碎“四人帮”后曾感概万千地对于光远说：“过去许多 人年龄大了不想读书，也读不进去。只有少数老干部觉悟到文化程度低了不行，下苦功读书，有很大长进。这样的人中，第一个就得算胡耀邦。他读的书真不少，很有见解。诗词歌赋也都能来几首，字也写得不错。他从‘红小鬼’成了个大知识分子。”这样高的评价在理论家陆部长的眼中大约是没有几个人的。有一次他到南阳卧龙岗武侯祠参观，见大殿前有一副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辩襄阳南阳”。他深思片刻，朗声吟道：“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耀邦还是一个很有情趣的人，有一次参加政协会议，坐在他一侧爱开玩笑的才女孙维世递给他一张条子，上有“耀祖耀宗又耀邦”几个字，说是半副对联，要考他对下半联，结果他马上就写了下半联对上去：“维国维家还维世”。回来还问秘书“对得行不行？”。
在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中像胡耀邦那样的以身作则的廉洁清正也是我拜读后感动之余感叹不已的重要内容。他对自己的清正严格可以说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胡耀邦担任总书记后，他专门召开了家庭会议。他对家人说，谁要利用他的招牌和地位，在外面做了错事，谁自己负责，他是不会讲情面的。并制订了家规、戒律，约法三章，共同遵守。当团中央书记时，他到一些省市去调研考察经常和随行人员挤在一辆吉普车里，省委领导为他准备好的招待所他不去，坚持住在团省委的干部宿舍楼和大家一起吃食堂。有一次他听说当地领导为他准备了丰盛的酒席，他就带上人马不辞而别。他的所有亲戚，从没有人认能从他这里得到任何特权和利益，包括带他走上革命道路的亲哥哥一辈子就在农村当农民。他担任党的主席和总书记后的坐车，一直到他身后运送骨灰回家，都是一辆“红旗”牌国产老轿车。而他在国外进行国事访问中，一些国家元首赠送给他的几辆高级轿车他连车门都没有打开坐过一次，都转赠给了国家更需要的有关部门。
同时他对一些干部和干部子女依仗特权，以权谋私的行为深恶痛绝，只要发现，决不姑息。他认为“文革”十年，党风遭到空前破坏，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个人崇拜登峰造极，达到荒谬绝伦的地步。二是“有权就有一切”，一些人拿了权到处做坏事。在1984年他在给中央党校法学研究班学员讲话，讲到要端正党风时说：“现在有两股不正之风，一是一些干部以权谋私；一是经济方面的违法乱纪，钻改革的空子，大发横财。”“这些歪风如不及早制止，会迅速蔓延，对改革开放很不利，不抓这种问题，群众很不满意，最终损害党的形象。”
有一位高官的儿子，依仗父亲权高位显，有恃无恐，大肆诈骗，数额巨大，人们对此敢怒不敢言。情况反映到胡耀邦那里，他义正词严：“中南海内，竟有高干子女无法无天，照样要严惩、法办！”在胡耀邦的指示下，这位高干的儿子被抓，震惊了中南海。这时有人向他讲情，请求把他放出来。他声色俱厉地予以拒绝：“上梁不正下梁歪，不管是谁的子女，只要触犯刑律，都要依法办事，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位高官的儿子被投入监狱，依法判了刑。
为了维护党的纯洁，他置个人生死荣辱于不顾，与各种不正之风和邪恶现象作不屈不挠的斗争。他曾说：在我们党内，堕落分子和违法分子是极少数。这些人如果不处理，会败坏党的声誉，破坏党和人民的关系，会像细菌、像瘟疫、像癌细胞一样扩散，扩大腐败面。但我们定将清除腐败现象，纠正一切不正之风。这只是个时间问题。读到此，我不禁在书边信笔写下：如今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这个时间终于开始到来了！
写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