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三赴贵州调研

胡耀邦一赴贵州调研
时间 1980年10月28日--1980年10月30日
地点 贵州省西部六盘水市水城县 贵州省中西部安顺市，安顺县,贵州西南部兴义专区望谟布依族苗族自治县
陪同人  池必卿 时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

胡耀邦三天跑三地。胡耀邦书记听取了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以及所在地县党政领导干部的工作汇报,并对贵州工作作了许多重要指示.

       胡耀邦,池必卿到基层视察，一般不事先打电话，也不让下面的同志迎送，这次吃“闭门羹”。池必卿陪同胡耀邦由安顺去望谟，傍晚时在距望谟县城几公里的地方车轴坏了，大家都下车走路。走到县城里，好不容易找到县招待所，值班的老头儿不让进，说是没接到通知。最后，池必卿走上前说：“我是省委书记池必卿，请你开门让我们住下。”老头儿听说是池必卿来了，赶紧把门打开。

胡耀邦二赴贵州调研

时间 1984年1月1日--1984年1月8日
地点 贵州省毕节、贵阳、铜仁
陪同人胡启立 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倪志福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刘延东[女] 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张帼英[女]  时任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
     郑必坚  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研究员，胡耀邦秘书
     池必卿  时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
     朱厚泽 时任贵州省委书记

    1983年12月31日，黔西北高寒山区隆冬季节，胡耀邦从四川泸州过长江，坐汽车取道叙永、古蔺,沿着纳溪到大方很少有人走的山区公路，抵达贵州西北部高寒的乌蒙山区毕节。车队冒风顶雨。快到雪山关时，车轮套上铁链，沿着盘山公路缓缓前行。山上风雨交加，气候恶劣，行至雪山关前，胡耀邦发着高烧，抱病指示随行的胡启立、倪志福，团中央书记刘延东，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张帼英，不要省地县同志陪同，四人分为两组，就近访问几家农户，了解农民的温饱。不久，胡启立等冒着风雨汇报。访问的几家农户有粮食、有腊肉、有火烤，衣被还可以。据这几家人讲，川黔边农民的温饱基本能解决。耀邦同志说：很好嘛，高寒山区农民吃得饱、有火烤，我就放心了！看来，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解决农民温饱问题的好办法哟，是行之有效的呀！

胡耀邦视察毕节地区时提出的意见，大力植树种草，发展乡镇企业，发动群众上山采矿.
胡耀邦听取了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领导人的工作汇报, 胡耀邦对池必卿、苏纲、王朝文等说，贵州要优先发展交通建设。
   
1月4、5 两日，胡耀邦在贵阳花溪碧云窝宾馆与四川,云南,重庆市的省市主要领导人杨汝岱、池必卿、安平生、刘明辉、王谦、廖伯康、苏钢、王朝文等以及昆明军区司令员张桎秀等共同座谈来，促成了一个“三省四方经济协调会议”，以加强相互的合作，共同努力。后来，广西也表示要同贵州加强合作。大家商定,这个协调会议的原则是平等互利，轮流坐庄，大家都有否决权。
    座谈中，耀邦同志突然问：“像贵州这样，能源这么丰富，有色、黑色金属资源这么丰富，全国有哪些地方可以比？”一时没有人回答。朱厚泽从容不迫，以简洁明确的语言答道：“贵州资源是综合的，能源、有色、黑色匹配在一起，是综合优势”。耀邦同志听了很高兴，说：“对了！就是要有这个概念。别的地区某项资源很突出，但不匹配，能源、有色、黑色综合在一起，可能西南第一。要把眼光放在这上面，要提请中央注意这个特点”。

在5日的座谈会上，耀邦同志提出要把不发达地区的开发问题，提到全国战略的高度来认识。这时，朱厚泽又有一段精要插言。他说：“青藏高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云贵川处在它们的中间阶梯。云贵川对平原是能源资源的支撑。再往上阶梯开发，云贵川又是立足点。把这个中间阶梯放在战略要点上，非常重要。要从支撑华东、中南着眼考虑云贵川问题。”杨汝岱立表赞同，廖伯康也发表了同样观点。耀邦同志当即予以肯定。这个开发大西南的设想，是在中央作出西部大开发之前 20年的事情。

1月7日下午，胡耀邦在贵州省贵阳省直各部门领导干部大会上讲话，对贵州的发展做出了重要指示。“贵州省人均（收入）倒数第一，是全国最末一位。所以，贵州还没有最后摆脱干人的地位。”耀邦同志在具体分析贵州的优、劣势之后，鼓励大家要看到贵州远景，从现在起下决心开创贵州的新局面。

     胡耀邦列举了西南地区蕴藏着的巨大优势：大西南是我们整个国家四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战略基地。云贵川三个省，面积113万平方公里，占全国1/9，如果加上西藏的120万平方公里，那就是233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将近1/4。人口在云贵川三省有1.62亿，占全国1/6。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从国情来讲是我们的大后方。特别是资源丰富，是全国少有的能源和重工业基地。水电资源如果加上西藏，占全国85%以上，而且有些地方造价特别低。三省煤的储量有600多亿吨，一年开2亿吨，可以开300年。还有黑色金属、有色金属，也是蕴藏量比较丰富的地区。60年代搞三线建设，全国投资1000多亿元，西南占了1/3，使得这里有比较先进、强大的工业设备。此外，三省的农业条件好，土壤、气候都比较适宜，吃饭问题比较容易解决，林牧业的潜力大，前途更大。从上面的这些条件来看，西南必将成为我国四化建设的重要战略基地。我们应该有这个战略眼光。

    胡耀邦看到了西部地区的优势，同时也看到了困难和不利的一面。他与当地干部分析：从目前来看，交通闭塞、经济还不发达，人民的家底比较薄，文化技术程度还不高，是三个主要问题。这就要靠我们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艰苦奋斗，在已有的基础上，经过15到20年的努力，为未来的大开发作好各方面的准备。他提出开发贵州及西南的战略设想：要从现在起，用15到20年的时间，把云贵川三省建设成一个可以独立存在的、又能支援全国建设的现代化基地，即是：拥有3000多万千瓦的能源基地，强大的重工业基地，能满足本地区人民需要的轻工业基地，粮食充分自给的强大的农业、林业、牧业基地。我们要防止两种可能的偏向：一种是认为根本办不到。这是一种悲观情绪、悲观思想。这个不对。另一种是认为明年就大上，三年就完成。这叫急躁情绪，也不行。我们把思想端正以后，就要大家力争，长期奋斗。你们西南三省，或者再加广西，大家鼓足干劲，同时深思熟虑地想一想5年怎么走，10年怎么走，15年怎么走，20年怎么走。要看到远景，下个决心，积极开创新局面。

围绕开创新局面，胡耀邦提出六条基本要求。其中第四条是：一切有利于促进人民勤劳致富的措施都要敢于探索，敢于试验，成功的要积极推广。“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在对这一条做详细阐述时，耀邦同志旗帜鲜明响亮地提出：什么是我们的总政策？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后，我们党的全部政策，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一句话，就叫“富民政策”。提出“党的一切政策归根到底都是富民政策”的观点。他说，“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富民政策”是党的全部政策的出发点。一切有利于促进人民勤劳致富的措施都要敢于探索，敢于试验，成功的要积极推广。国家要富强，首先人民要富裕。能否尽快地使人民富裕起来？这是党内评论是非的一条重要标准，是检查各地区、各部门工作对与不对、做得好与不好的最重要的一条标准。不要老是坚持过去那种嫌富爱贫的思想，不要老害“红眼病”。他说：

一切有利于促进人民劳动致富的措施、办法，都要敢于探索，敢于实践。今年（指1983年）二月份，小平同志找我们五个人谈话，小平同志提出，是否使人民更快地富起来，是评论我们一切工作做得对与不对的标准。我们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领导人民翻身求解放的。第一步是求解放，第二步是富裕起来，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立场和观念。人民富了，我们国家的许多事情就好办了。把我们解放以来所有的政策归结为一句话，就叫富民政策。

有些同志总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对立起来，这是不对的，从根本上说，国家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为人民谋利益。损害人民的利益是同共产党的根本目标相违背的。当然，要通过劳动致富，发展生产致富，而不是损害他人和整体的利益。共产党历来是嫌富爱贫，杀富济贫，这在取得政权以前可以，搞经济建设不能这样办。

两千多年以前，管子就曾讲过“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后来传到司马迁，就改成“治国之道，富民为始”，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都懂这个道理，共产党员反而不懂。毛主席是懂这个道理的，过去他总批评我们，要我们关心群众生活，并且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不让损害群众利益。后来他在晚年又忘了这一条。

1月8 日，耀邦同志离开贵阳，坐火车经铜仁地区的玉屏县到达湖南黔阳地区的麻阳县，结束贵州之行，从叙浦乘机回京。

    胡耀邦回到北京后，把调研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他说：从眼前来看，这些地区经济不发达，与沿海和中部地区相比有较大的差距，但是这些地区幅员辽阔，自然资源极其丰富，发展起来拥有巨大的优势。他从国家长远发展和繁荣富强的战略高度分析后认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战略部署，在20世纪末实现翻两番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实现未来20年、50年的宏伟计划，势必要将我国经济开拓的重点转移到西部来。西部地区将是21世纪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强国的巨大基地。中央对于 20世纪末我国经济开拓的重点转向西部，取得了广泛的共识。胡耀邦还在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提出，在制订“七五”计划时，对西部地区要“适当照顾，稍微优先一下”。

    3月29日，《人民日报》根据胡耀邦的讲话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我们的政策是富民政策》。评论指出：

统一思想，就是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这是一个大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认识不统一，行动不一致，很难开创新局面，很难实现四个现代化。现在很多工作进展不快，有官僚主义和体制方面的原因，也有思想原因，就是有些同志跟中央的认识不一致，怀疑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右了，发展下去，会偏离社会主义，走向资本主义，如此等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距今五年多了。经过五年多的实践，特别是在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践，广大干部对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不断提高，为什么现在还有一些同志持上述想法呢？应该说，过去有些同志是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当作“权宜之计”接受的。他们认为经过十年动乱，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各方面松动一下是可以的。随着政策放宽，经济搞活，一部分农民富起来了，他们就觉得“搞过头了”，“尾大不掉了”，主张赶快“刹车”。这些同志的出发点不能说是不好的，但是他们的思想显然还打着“左”的印记。帮助这些同志端正思想，同中央保持一致，是在贯彻执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取得巨大胜利的新形势下，肃清“左”的思想流毒的继续。人的认识是会有反复的。遇到挫折，困难重重，会有反复；遇到胜利，发展很快，也会有反复。如果说，少数同志的上述看法是一种认识上的反复，那么，经过这次整党，从思想认识上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将使全党的思想统一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一个直接效果，就是一部分人（主要是农民）先富裕起来了。尽管这只是很少一部分人，多数人还只是生活有所改善，还谈不上富裕，但是他们也看到了逐步富裕的前景。这样的路线、方针、政策究竟对不对？符合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我们肯定地说，这是对的，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希望我们共产党干什么？第一是领导他们翻身求解放，第二是领导他们富裕起来。引导人民靠勤劳尽快地富裕起来，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一个根本观念、根本立场，决不是什么“权宜之计”。我们决不能看到一些地方、一些人致富，就不舒服。我们是执政党，党的工作的结果如果不是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得到不断的改善，党的领导就不是成功的，就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过多年的教训，耽误了很多时间。现在，人民谅解我们，给我们时间，我们不能一误再误，不能在这个根本观念、根本立场上再动摇，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疼，经济形势稍有好转又走回头路。统一思想统一到这一步，才是牢靠的、真正的统一。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整党中统一思想确实还有很多细致的工作要做。
 
    有的同志担心，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会出现“两极分化”。什么叫两极分化？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两极分化，指的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里，人们向贫富两极分化，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少数人占有生产资料剥削他人，成为资本家；另一极是贫困的积累，大多数人丧失生产资料而成为一无所有的雇佣工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公有，实行按劳分配，不存在产生“两极分化”的基础。允许一部分人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先富裕起来，允许劳动者的富裕速度、富裕程度出现差别，这同私有制社会的“两极分化”是有本质区别的。
 
    长期以来，由于受平均主义思想的影响，有些同志把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理解为同步富裕、同等富裕，看见有人冒尖，就怀疑是姓“社”还是姓“资”。经营管理和分配中的“大锅饭”长期被奉为“社会主义原则”，以致合作化、公社化搞了二十多年，我们在农村工作中没有少花力气，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仍然有三分之一左右的生产队每年人均收入在60元以下，过着“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穷日子。实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政策以来，短短五年时间，我国农村的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并不是“两极分化”的凄惨景象，而是生活都有改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后富赶先富的热气腾腾的局面。事实雄辩地证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好政策，是真正实现共同富裕的正确途径。
 
    民富会妨碍国富吗？有些同志总是把国家利益同人民利益对立起来，以为强调富民会妨碍富国。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管子》一书说：“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史记》也说：“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当然“富民”有特定的历史内容，但是民富才能国富这个道理是有普遍性的。回顾我们自己的经验教训，这个道理看得更清楚。让祖国尽快地富强起来，是我们多年的愿望，可是为什么多年来步子总是迈不开，或者走歪了呢？片面强调“大河没水小河干”，过分强调积累，忽视人民生活的改善，不能不说是个重要原因。这几年实行富民政策，国家富的速度不是慢了而是快了。实际上，人民富裕的过程，也就是为社会增加财富，向国家多做贡献，使国家富强的过程。拿农民来说，农民富的过程，就是为国家提供更多的粮食、经济作物、副食品和轻工业原料的过程，是为工业提供更广阔的市场、促进工业发展的过程。在我们国家，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人民富是国家富的基础，国家富是人民富的靠山。
 
    当然，由于我们国家底子薄，人口多，教育、科学、文化都比较落后，人民生活的改善还不可能很快，不能离开生产的发展片面强调改善群众生活。必须提倡顾全大局，该上缴国家的利润不能截留，该集中的财力不许分散。要防止和纠正有的单位和个人不顾国家利益、整体利益，只顾自己多得的行为，更不能允许少数人违法乱纪，靠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利益而自肥。但是，这些与富民政策是并行不悖的，不应当成为动摇实行富民政策的理由。
 
旗帜鲜明地实行富民政策，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全部工作的突出特点。富民政策，合国情、顺民意，是真正的富国之路。在今后长远的岁月里，我们党在这条康庄大道上只会走得更加坚定、更加有力，决不会动摇，更不会倒退。我们对此应当有清醒的认识，坚决克服一切不正确的观念，使自己的思想统一到党中央的这一基本政策上来。

胡耀邦三赴贵州调研

时间 1986年2月4日--1986年2月9日
地点 贵州省安顺,镇宁,关岭,晴隆,普安,盘县,兴义
陪同人温家宝 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胡锦涛 时任贵州省委书记
        王朝文 时任贵州省省长



   胡耀邦率领由中央机关二十七个部门的各级干部三十人组成的考察访问组，于２月４日离开北京前往贵州、云南、广西的贫困地区考察。

    胡耀邦在与三省区领导干部座谈时，胡耀邦说：“平常提老少边穷，还只是从现象上看问题。困难比较大的分布在深山区、高寒山区，一个是森林区，一个是荒原区。甘肃就是荒原。决策上的主要失误，就是不看条件就向他们要粮食，全国以粮为纲，不只是强人之所难，而是强人之不可能。……在深山区、高寒区，他祖祖辈辈不是靠种粮食解决温饱问题的。那些森林区、深山区，他们的主要劳动对象是什么？你强迫他种粮食，不让他开矿、搞林业，不仅剥夺了人家的经营自主权，还剥夺了他的主要劳动对象。他的主要劳动对象就是木头、矿产。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生产三要素中，有一个是劳动对象，你把劳动对象都剥夺了，违背了政治经济学起码的常识，他怎么能够温饱？”

       胡耀邦还分析说：这些地方，因为祖祖辈辈都穷，所以遗留下了许多精神上、思想上的消极因素。这些消极的思想习惯，是他们走向经济翻身的一种沉重的负担。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他们的这种负担，要从历史上加以理解，要找到一种生动活泼的方法，帮助他们逐渐消除这种负担，这是很不容易的。不能采取批评的办法，批评没有用。斗争就更不应该了。这是祖祖辈辈遗留下来的，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从来就没有富过嘛。还有依赖思想、迷信观点等。只有找到生动活泼的办法，才能使他们在改造自然的同时，改变这种精神状态。这单靠思想工作也解决不了问题，要依靠榜样的力量，要依靠活生生的例子、事实。要善于发扬他们的积极因素，克服他们的消极因素。主要是帮助他们在生产和生活中见到效果。
为切实帮助贫困地区改变面貌，胡耀邦认为，要扎扎实实地想些办法，采取切实的措施，使农民的日子好过起来。核心的问题是每年每人能增加收入。他设想，要在中央、省、地市三级找一批责任心很强的人，并且找一些科技干部和先进地区的能工巧匠，到这些贫困地区，采取一带二帮的办法，春天下去，冬天回来，切实工作，帮助农民尽快脱贫。

    胡耀邦说：为了在经济上打翻身仗，要继续研究如何发挥你们的优势，克服你们的劣势。认识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不可能是一次完成的，不要怕反复。接着，他分析了三省区的三个优势：(一)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也有能源资源，而且比较全。(二)流经三省区的赤水河，是亚热带经济作物地带，云南还有5万平方公里的湿热带，一可以搞糖料作物，二可以种植几十种亚热带水果，三可以种植中药材等健身植物，四可以种植香料植物，其他还有纤维植物、木本粮食，等等。这四大类加起来有几百种，是别的地方没有的。(三)还有很大一片高寒山区，比北方寒冷地带好，适宜生长树木、牧草、药材，牛、羊、马都可以发展。他对三省区的领导干部说：要从全局发展的需要来考虑，继续深化，研究发挥你们优势的政策问题和战略措施问题，要往这个方向走，继续往下走，不断深化。

２月４日以来，胡耀邦已经视察了黔西、滇东南和黔西南山区的一些地区和县，沿途听取了各地负责人的工作汇报。２月７日腊月29下午，他在云南罗平县视察时，参加了当地约四百多名苗族、布依族、彝族、汉族群众举行的春节联欢会。他高兴地同各族群众手拉着手，围成圆圈，在平铺着青翠松针的广场上，跳起了欢乐的《民族大团结》舞。他由云南的罗平县到达贵州兴义。胡耀邦在群山环抱的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首府兴义，同各族人民一起欢度了1986年春节。

７日晚上，他在同自治州的干部和各族各界群众见面时，代表党中央向黔西南人民表示亲切的新春问候，希望全州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奋发图强，在新的一年和“七五”期间，取得更大成绩，把黔西南建设得更好。

８日农历大年三十上午，胡耀邦首先来到黔西南民族师范专科学校向教师们拜年，并同他们进行了座谈。接着，他兴致勃勃地到布依族山寨乌拉村看望了几户农民家庭，亲切地同他们谈家常，询问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全村男女老少听说总书记来了，争先恐后地聚集在村头，热烈欢迎胡耀邦同志。布依族农民、贵州省劳动模范黄维刚盛情邀请总书记中午到他家作客。胡耀邦同志按照布依族的习惯，同黄维刚全家八口人有说有笑地吃了团圆年饭。下午，胡耀邦乘汽车赶到一百多公里以外正在兴建的我国重点建设工程——天生桥水电站工地，向春节期间坚持施工的水电部第九工程局职工和武警部队水电第一总队指战员表示节日慰问。这座大型水电站坐落在贵州和广西交界的南盘江上。

    2010年4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再回兴义忆耀邦》的署名文章。文章主要讲述了胡耀邦在贵州、云南、广西的一些贫困地区调研的情形。

春节前后赴贫困地区调研
1986年年初，耀邦同志决定利用春节前后半个月时间，率领由中央机关27个部门的30名干部组成的考察访问组，前往贵州、云南、广西的一些贫困地区调研，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耀邦同志想以此举做表率，推动中央机关干部深入基层，加强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

当时，我刚调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不久，耀邦同志让我具体负责组织这次考察访问工作。2月4日上午，考察组从北京出发，前往贵州安顺。安顺大雾，飞机改降贵阳。当天下午，耀邦同志又换乘面包车奔波4个多小时赶到安顺。晚饭后，耀邦同志召开会议，把考察访问组人员分成三路，分头前往云南文山、广西河池和贵州毕节地区。
 
第二天清晨，耀邦同志带着我和中央办公厅几位同事从安顺出发，乘坐面包车，沿着曲折的山路在黔、滇、桂交界处的崇山峻岭中穿行。耀邦同志尽管已年过七旬，但每天都争分夺秒地工作，他边走边调研，甚至把吃饭的时间都用上，每天很晚休息。离开安顺后的几天里，耀邦同志先后听取贵州镇宁、关岭、晴隆、普安、盘县和云南富源、师宗、罗平县的汇报，沿途不断与各族群众交流，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他还在罗平县长底乡与苗族、布依族、彝族、汉族群众跳起《民族大团结》舞。2月7日傍晚，耀邦同志风尘仆仆赶到黔西南州首府兴义市，入住在州府低矮破旧的招待所。
 

耀邦下乡常临时变行程
时已立春，兴义早晚的天气仍然阴冷潮湿。由于没有暖气，房间里冷冰冰的。我们临时找来3个小暖风机放在耀邦同志的房间，室温也只有摄氏12度左右。经过几天马不停蹄地奔波调研，耀邦同志显得有些疲惫。我劝他晚上好好休息一下，但他仍坚持当晚和黔西南州各族干部群众代表见面。

晚饭前，耀邦同志把我叫去：“家宝，给你一个任务，等一会带上几个同志到城外的村子里走走，做些调查研究。记住，不要和地方打招呼。”

到中央办公厅工作之前，我就听说耀邦同志下乡时，经常临时改变行程，与群众直接交流，了解基层真实情况。用他常说的话就是，“看看你们没有准备的地方”。所以，当耀邦同志给我布置这个任务时，我心里明白：他是想尽可能地多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胡耀邦同志到基层搞调研，经常临时停车、临时改变行程，目的就是避免干扰，便于和群众直接交流，倾听群众呼声，体察群众疾苦。到基层没有准备的地方看看，旨在了解基层真实情况，掌握基层第一手材料。胡耀邦同志这种“临时”做法，为我们的领导干部如何开展调查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当引起他们的深思和汗颜，值得他们去学习和借鉴]

天黑后，我带着中央办公厅的几位同志悄悄离开招待所向郊外走去。那时，兴义城区只有一条叫盘江路的大路。路旁的房子比较低矮，路灯昏暗，街道冷清。我们沿着盘江路向东走了10多分钟就到了郊外。这里到处是农田，四周一片漆黑，分不清东南西北。看见不远处，影影绰绰有几处灯光，我们便深一脚浅一脚摸了过去。到近处一看，果然是个小村子。进村后，我们访问了几户农家。黑灯瞎火的夜晚，纯朴的村民们见到几个外地人感到有些意外，但当知道我们来意后，很热情地招呼我们。

晚上十点多，我们赶回招待所。我走进耀邦同志的房间，只见他坐在一把竹椅上正在等我。我向他一五一十地汇报了走访农户时了解到的有关情况。耀邦同志认真地听着，还不时问上几句。他对我说，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下基层调查研究，体察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掌握第一手材料。对担负领导工作的人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实际。多年来，耀邦同志这几句语重心长的话经常在我耳旁回响。

大年三十耀邦发起高烧坚持奔波考察

2月8日是农历大年三十。耀邦同志一大早来到黔西南民族师范专科学校，向各族教师拜年并和他们座谈。接着，他又兴致勃勃地赶到兴义县马岭镇布依族山寨乌拉村看望农民，并到布依族农民黄维刚家做客。黄维刚按照布依族接待贵客的习俗，把一个炖熟的鸡头夹放在耀邦同志的碗里。就这样，耀邦同志和黄维刚全家有说有笑地吃了顿团圆年饭。他和群众谈年景、拉家常,问群众粮食够不够吃,过年的肉准备好没有,嘘寒问暖。一些布依族姑娘簇拥着总书记唱道:“感谢英明党中央,阳光普照南盘江。”

完成在兴义的调研后，耀邦同志又乘汽车沿山路行驶一百多公里，赶到黔桂交界处的天生桥水电站工地，向春节期间坚持施工的建设者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当晚，耀邦同志在武警水电建设部队招待所一间简陋的平房中住下。不久，他开始发烧，体温升到38.7度。事实上，从午后开始，耀邦同志就感到身体不适。不过，他依旧情绪饱满地参加各项活动。

除夕之夜，辞旧迎新的鞭炮在四周响个不停，但大家没有心思过年。我和耀邦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一直守候着他。2月9日，初一早晨，耀邦同志的体温达到 39度。这里远离昆明、贵阳、南宁等大城市，附近又没有医院，大家都很着急。好在经过随行医生的治疗，耀邦同志到晚上开始退烧，大家的心才放了下来。


2月10日上午，身体稍稍恢复的耀邦同志不顾大家的劝阻，坚持前往广西百色。经过320多公里的山路颠簸，耀邦同志于晚上6点多到了百色。在百色期间，耀邦同志带着我们参观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旧址，并与百色地区8个县的县委书记座谈。2月11日晚，我们赶到南宁。随后两天，耀邦同志在南宁进行短暂的休整。我根据耀邦同志的要求，又带着几个同志到南宁市郊区就农业生产、水牛养殖、农产品市场等问题进行调研。每次回到住地，他总是等着听我的汇报。14 日和15日，耀邦同志经钦州前往北海市，先后考察了北海港和防城港的港口建设。2月16日，耀邦同志又折回南宁，与三路考察访问组人员会合(编者注：此前考察访问组分成三路：分头前往云南文山、广西河池和贵州毕节地区)。接着，他用两天半的时间听取了考察访问组和云南、广西、贵州的汇报。

2月19日下午，耀邦同志根据自己13天沿途调查的思考并结合有关汇报，在干部大会上作了即席讲话。他特别强调，中央和省级领导干部要经常到群众中去，到基层去，进行调查研究，考察访问，密切上级与下级、领导机关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这样，不仅可以形成一种好的风气，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实现正确的领导，减少领导工作的失误，提高干部的素质，促进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健康成长。

1986年2月20日下午，耀邦同志率领考察访问组回到北京，结束了历时半个多月的西南贫困地区之行……

《贵州日报》总编辑、社长刘学洙《两次难忘的随行采访》，《文史天地》2006/02
笔者有幸在耀邦同志1984年元月和1986年2月两次贵州之行时，全程随行采访；接着又列席参加了1986年2月中旬他在南宁主持召开的黔、滇、桂三省区工作会议。两次随行与一次列席会议，历时20天。在那难忘的日子，天天聆听耀邦睿智深刻、务实透明、毫无八股调的生动谈话，记下了大量采访笔记。谨将当年随行见闻，写成这篇追记，以寄托一个退休老报人对哲人的深深怀念，也想留下一点历史资料，从中吸取宝贵的精神养分。
“交朋友莫忘交穷朋友”
那是1983年12月31日，黔西北高寒山区隆冬季节，胡耀邦从四川沪州坐汽车取道叙永、古蔺抵达贵州毕节。
耀邦选择这样一条西部偏僻路径前来贵州，是饱含深意的。当年他长征路过贵州，深知贵州人民之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两次听王震同志说：毕节那个地方穷得不像话，不知现有情况怎么样？耀邦一直惦记在心。所以，这次特意坐汽车从川南入黔西北，走一走贵州最贫困、最高寒的地方。当时天寒地冻，道路难行。中央办公厅要他坐直升飞机，他执意不从；坐火车，他也不肯。他说：那样就看不到沿途毕节“干人”了。“老贵州”都知道，“干人”是地方土话，干巴巴一贫如洗的穷人也。当年红军长征入黔，最流行的民谣就是“红军到，干人笑”。这样的红色标语，至今在贵州农村尚有遗存。耀邦时隔50年，还记着当年贵州干人。他多次满怀深情地说：“交朋友莫忘交穷朋友，走亲戚莫忘走穷亲戚，串门莫忘串冷门啊!”
毕竟是年届古稀的老人了，经过旅途颠簸，身受风寒，耀邦一到毕节就发烧感冒了。服药睡了一晚上，第二天是1984年元旦，他支撑着身子起床，坚持按预定日程与毕节地区同志座谈，这很令赶到毕节的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不安，毕节同志更非常感动。耀邦若无其事，谈笑风生，不辞劳累，整天与大家研讨毕节交通建设、资源开发等重要问题。那天人民日报正好发表元旦社论：《勇敢开创新局面》。耀邦说：对三中全会无非有三种态度，一种是勇于保持旧局面，一种是勇于议论新局面，一种是勇于开创新局面。希望毕节同志勇于开创新局面。
元月2日，继续预定行程，坐汽车从毕节往贵阳走。那天大雪纷飞，耀邦抱病坐上面包车，身上盖一床毛毯，不时朝车窗外望，一路走，一路不住地看。他高兴地跟同车池必卿说：我看毕节老百姓现在脸色不错；一路上，没有看到一个衣衫褴缕的人，王胡子(指王震)说的情况变了。车过大方县老鹰岩地段，地势特别高，路面封冻，“凌得像玻璃板板亮晶晶”(老百姓事后绘声绘色传诵耀邦车过的情景说的)，最滑的地段，要铺碎石子，车子才能小心地开过去。耀邦坐在车里，连连向窗外铺石子的工人拱手作揖，表达谢意。到贵阳后，他真的撑不住了。按医生吩咐，安安静静在花溪碧云窝宾馆休息了两天。元月4日，又开始工作。连续两天，他与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等一道在宾馆小会议室与贵州省委、省政府负责同志座谈，还召集来了川、滇、渝省市主要领导人杨汝岱、安平生、廖伯康以及昆明军区司令员张桎秀等共同座谈。两天的会议，日以继夜，听汇报，钻研数据，热烈讨论，茶几上铺开地图，边议论边查看……。有时候耀邦很激动，从沙发上站起来，在会议室中间来回踱步，边走边说。记得，当谈到长江航运情况时，听到运量很低，他在屋子中间站住，高声念出李后主词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一条长江等于多少条铁路。守着长江，又不利用长江!滚滚长江向东流，二亿人民都发愁啊!在谈到西南断头公路多时，耀邦指着茶几上的地图说：你看，这地图上几省交界处，断头路多的是。他用红铅笔在地图上一处处划出来。池必卿插话说：贵州全省断头路462公里，都是工程量大的地段。耀邦说：三省交通厅长一起开会，研究把断头公路接通嘛!正是：室外春寒料峭，室内热气腾腾。人们心底不由泛起春来了的浓浓希望!
“中国为什么不发达，因为有一半地区不发达”
这次耀邦同志视察贵州，是在他代表党中央在十二大作《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新局面》工作报告一年之后，正当全党展开整党的重要时刻进行的。
在与云、贵、川三省市负责同志座谈中，他十分关心整党的指导思想。他说：统一思想是整党的第一任务。前几天，中央整党委员会发出通知，中央机关整党首先解决思想端正不端正问题，各省也是这个问题。中央的改革开放路线，究竟对不对？对此，多数同志认识是统一的。也有的人还认为是右了、错了。一两次议论还可以，老是议论，自以为是，就不好了。一个共产党员不懂党的总方针、总路线，什么事也搞不成。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每个共产党员时刻不可忘。忘记了这个大目标，就鼓不起劲来。业务部门也要考虑自己部门任务和党的总任务是相适应还是相对立。什么是左，什么是右，离开总目标就扯不清。不要扯小皮，要扯大皮，扯大方向、大目标。不要老是扯你的权大一点，我的权小一点。现在有个严重情况，业务部门学习时很少联系国家的大方针大政策。我耽心有的同志出偏差，老是纠缠已经解决了的问题。重点要抓住现在，这一点必须明确，否则新局面不能开创。
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大题目下，几天里，耀邦把主要时间与注意力，集中放在与贵州以及川、滇、渝省市负责同志讨论西南开发与经济建设问题。他细心地听取贵州分管经济工作的副省长详细汇报，边听边提问边议论。许多数字，耀邦都非常重视，盘根究底，展开分析讨论。

耀邦胸中装着大战略。他把不发达地区问题突出地提了出来。他说：中国为什么不发达，是因为有一半地区不发达。世界各国都把不发达地区问题提到战略地位来对待。美国对西部的开发，日本对北海道开发，苏联对西伯利亚开发，都是大战略。云、贵、川三省要统一想想几个大问题，几个能带动全局的大问题。你们面积占全国九分之一，人口1亿6200万，占全国六分之一，产值只占十分之一，只抵得上一个江苏省。1983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8900亿左右，人均是900 元。贵州才388元，不及全国的一半。(池必卿插话：才44％。)耀邦说：是呀，你们是全国倒数第一!云南、贵州、四川加一起，总产值不如一个江苏!江苏比云南高二点七倍，比贵州高三点四倍。当然，也要看到你们的优势。你们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云贵川三省113万平方公里，占全国九分之一，人口占全国六分之一，是大后方，日本没打到四川，只打到黔南独山。特别是资源丰富，全国少有。贵州的煤，储量400多亿吨，一年开采二亿吨，200年也开采不完。现在你们每年才开采几千万吨，翻几番也不要紧。你们还有黑色金属、有色金属，能源与矿产结合匹配，形成综合优势。三线建设投资，三分之一都放在四川贵州，工业有基础。农业生产，条件远比西北好。贵州17万平方公里面积，相当于2亿6000千万亩。一亿亩变成森林，就是六、七万平方公里的绿色海洋。21世纪肯定要把贵州和西南建设成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基地。你们要有这个大眼光。
耀邦全局在胸，宏观数据烂熟于心，越谈越让与会同志眼界开阔，情绪高昂。座谈会开得生动活泼，插话不断，思想碰撞交流。记得，在谈到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欠发达地区关系问题时，贵州省委书记朱厚泽说：“青藏、华东、中南三块，云贵川处在它们的中间阶梯。云贵川对平原是能源、资源的支撑；再往上阶梯开发，又是立足点。把这中间阶梯放在战略要点上，非常重要。从生态讲，也要抓长江、珠江上游的生态保护。最近一二十年长江总流量下降近一半。干流支流一起开发，应该先开发支流。干流开发了，上游支流生态没解决，不能保护干流。先开发支流，资金也可以少些。要从支撑华东、华中、华南着眼，考虑开发云贵高原问题。” 这个看法一提出，立即引起与会同志共鸣。四川杨汝岱接着说：西南是中间地带。沿海先进，但资源不行。重工业优势还在西南，劳力资源也在西南。西北是待开发，西南本世纪就可以发挥作用。重庆市廖伯康说：外引内联，是上海的口号。他们要把西南内地拉在一起才有力量，不然没有后劲。东靠西移，是战略问题，应当向西南开发。只考虑发达地区不行，要把西南问题一起考虑。
回想当年，这真是一次中央主要领导人与西南几省市同志进行的西部开发前瞻性战略研讨会，是20多年前高层发出的西部大开发的先声。近几年西部大开发，贵州正发生着巨大变化。时间和实践证明，耀邦当年视察贵州时的战略思考，是高瞻远瞩的。
“要公路恋，不光是铁路恋”
开发贵州，开发西南，交通是先导性的基础建设。在视察贵州中，耀邦殷殷不倦地与云、贵、川省市同志钻研谋划发展西南交通问题。
在听汇报时，详细询问贵州交通现状以及几条铁路改造后运力前景，提出必须重视修大公路、高等级公路。他说：我在毕节谈一个思想，我们一谈交通就想修铁路，吵5年修不成，3年后又吵。铁路当然要修，但我们长期忽视公路，而且忽视宽公路。前年我到广东、湖南，从衡阳到韶关，铁路电气化要投资14亿，工期要 10年。我说从赣南、湘南到广东，修10条大公路，300公里长，要多少钱？去春批准了3条，可运七八百万吨，投资才2亿多。宽公路一搞，带动汽车工业。搞铁路，是一家富，铁路局一家；修公路，四排车，大小车都可上，农民富了。你们想，为什么华东地区愿修水路，南运河、北运河，农民一天可拿多少钱。西南地区要想办法修公路，农民冬天没事干，修路有收入。公路一修，大小车都上了，带动地区富。五吨载重车子，一天通过500辆，就是250吨，一年以300天算，75万吨。公路再宽一倍，走十五吨载重汽车，就等于你一条铁路。修公路是使农民富的重要措施。路一修，办旅馆的，经商的多起来，促进农村分工。你搞铁路，促进不了农民分工。我们过去是搞国防公路，开坦克，谈不上经济路，至少不是现代化经济路，是老爷下乡路，北京吉普下乡路，运兵路，不是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路。贵州平均10吨一辆，500辆一天，两排车走，来去150万吨，就300万吨了，相当于一条黔桂铁路。不要怕占耕地，山里没有多少耕地。这次我去日本，解放了这思想，京都、大阪、神户三个市城乡根本分不清楚，所有平地都是街道，从战略观点或从宏观看，不要怕修路占耕地。
耀邦说，1979年我开始下乡，不断讲这问题，修路是经济上的大措施，修路是先导。过去讲“先行”，孤立；“先导”，是带动性的，促进工业化，增加农民收入。我们过去只想铁路。你黔桂铁路只运350万吨，投资恐怕不只10亿。如果修公路，可以富得比铁路快。铁路是要的，但不可到了迷信的程度，而且你迷信还迷信不到。现在美国拆铁路修公路，公路不换车转运，可直达。我的观点是修大公路，农民富得快，这是非常重要的战略思想。他激情地说：要公路恋，不要光是铁路恋!在座谈中，耀邦同志还与贵州同志具体探讨了从安顺修大公路通广西百色，从大方通沪州等问题。
开发西南，长江利用是重要问题。耀邦说，过去没有铁路，都是充分利用长江。现在长江太落后了。一条长江本来等于多少条铁路。四川四条大江，都经重庆流走。欧洲多瑙河，流经的国家最多，船多，管理得好。现在的成渝、川黔、湘渝铁路电化以后可达三千几百万吨运力；长江运量才900万吨，应当搞到5000万吨。胡启立插话说：“长江也有体制问题。”耀邦说：是呀!“龙头大爷”、“袍哥大爷”，把水道一段一段霸起来，不准别人开发利用。回京要给长江局讲这个问题。长江解决一下“袍哥大爷”，拦路大爷问题，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长江比几条大路都宽，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嘛。
“急躁情绪不可有，翻番信心不可无”
1986年春节前夕，耀邦同志率领中央机关春节考察访问组从北京到达安顺。考察组是在耀邦提议下组成的。到达安顺后，分派两个小组赴云南、广西考察，留一个小组到毕节地区的织金、威宁、赫章、毕节、大方、黔西六县考察。
2月4日，耀邦自己则与当时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等同志一道，在省委书记胡锦涛等陪同下，乘坐旅行车从安顺出发，迎着蒙蒙雨雾，翻山越岭，经镇宁、关岭、晴隆、普安，抵盘县，6月6日入滇东，7日折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首府兴义市，和各族干部群众欢度农历除夕。接着又到安龙，进广西隆林，看望天生桥水电建设工地的水电九局职工和水电武警部队一总队指战员。这一路景色不同于前年他走过的毕节乌蒙山区。黔西部、黔西南山峦起伏，松杉叠翠。进入靠近滇东、桂西端与贵州接壤地带，亚热带河谷里，田畴铺满金色油菜花，紫色蚕豆花，还有青油油的绿肥，沿途四望，郁郁葱葱。
在连续6天的长途跋涉中，耀邦风尘仆仆，每到一处，便与当地干部座谈，走访村寨、工地、学校。农历除夕，在兴义县马岭镇乌拉布依族村，访问了两户贫困户，细细察看了他们的被盖，柜里的藏粮，灶房火坑处挂的过年肉，问寒问暖。下午，在一家布依族农家和乡亲们一道，兴致勃勃，在屋檐下的大石上，举起粗粗的木杵打糍粑。晚上，在这家吃年饭，吃长寿面。其间有个小小插曲：白天在村头寨口和一些布依族老农、妇女、青年广泛接触时，耀邦发现村口簇拥着许多穿民族盛装的群众，忽问身边一位农妇：你们今天为什么穿着这么漂亮，都在这儿？那位农妇爽快地答道：昨天乡里通知我们来，说是要拍电视、照相的呀!耀邦听了不禁笑了起来，他点头说：她是说了真话，是事先安排的。在旁的当地干部听了也会心地笑了，连忙向群众介绍：总书记来向大家拜年了。周围男女老幼随即围拢过来，耀邦便让工作人员把带来的小文具等小礼物分送给在场的老乡，高兴地说：是呀，乡里通知你们来照相，我们就照个相吧!顿时，记者摄影机的快门响声和人们的笑声一片欢腾。
这是几年来他第6次在群众中欢度元旦和春节。
这次耀邦考察贫困地区，仍然把注意力集中在研究发展经济这个中心上。他对于贵州省委提出的要把略高于全国平均速度作为贵州经济工作的奋斗目标表示赞许，他指出这两年贵州经济发展加快了，工作是做得好的。由于经济发展加快些，上下信心在继续增强。信心增强是件大事，不是小事，这是重要的精神力量。干部信心增强了，一部分山区群众信心也加强了，这很不简单。因为老百姓看到了自己的希望，过去祖祖辈辈都没有看到这种希望。但是，就发展水平看，贵州在全国各省市区中还是靠后的，这是事实。几年内要改变这种靠后的序列，不容易，因为客观条件还不具备，基础不同，地理条件不同。所以，急躁情绪不可有，翻番的信心不可无。这一点要向干部群众讲清楚。
在镇宁、关岭两县，他详细了解当地水稻、小麦、玉米和杂粮等亩产水平。他说，贵州土地很金贵，要搞集约经营，精耕细作。胡锦涛说：贵州“地无三里平” 是夸张说法，但我们耕地比平原少是事实。全省87％高原山地，10％是丘陵，只有3％是河谷平坝。耀邦说：所以更要提高耕作水平。他希望省里组织专家专门研究农业集约经营这个课题。进入晴隆、普安、盘县等县，沿途看到繁忙的运煤大卡车来往奔驰，这是著名的“黔西煤海”地带。耀邦与沿途各县研究煤的就地消化和转化成电力和深加工等问题。他说，不光国家办煤矿，也要多形式、多层次发展煤炭工业，不仅国家富，也可以富民、富县。
一路上，耀邦反复强调，同全国发展需要联系起来考察，贵州有几个优势要更好地突出起来。贵州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而且比较齐。从全国看有这样丰富的能源和矿产资源的地方不多，匹配这样齐全的更少。贵州高原包括黔西北高寒山区与北方寒冷地带不适宜生长树木牧草的情况不同，贵州有树木有草坡，可以发展畜牧业、林业。贵州南部低热河谷区，可以发展糖料作物，多种亚热带水果，多种名贵中药材，以及香料作物等。因此，要继续深化我们的认识，研究发挥优势的政策问题、战略打算问题。这方面，需要明确个指导思想，即经济建设要搞多种模式。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全世界只有那么几个。南方与北方不同，一个县内也有好几种情况，经济建设不能搞一个模式，一刀切。而是要搞几百个模式，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作具体分析，做好因地制宜这篇大文章。
“要从理论上反思贫困地区的深层问题”
1986年2月17至19日，胡耀邦在广西自治区南宁召开贵州、云南、广西三省区省(区)委书记、省长(区主席)会议，中央机关春节考察访问组三个组同志参加。会议结束前，19日下午耀邦同志作了长篇讲话，讲了四个问题：一、从这次考察访问谈起；二、我们国家的农业形势和我们的前途究竟怎么样；三、对云、贵、桂经济发展的某些看法；四、关于贫困地区的问题。
耀邦思想开阔，讲话内容涉及若干重大的理论问题、政策问题和实际工作问题，而中心是围绕贫困地区问题展开论述的。可能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的领导人较早研究中国贫困地区问题的重要讲话之一。
在分析中国农业形势七年好转快的基础上，耀邦提出：那么，我们搞了这么多年，还有少部分地方没有摆脱贫困，未能解决温饱问题，这如何解释？看法不完全一样。我看也允许不一样。许多同志比较接近的看法是，这些地方都有历史遗留下的原因，要承认地区不平衡。主观上、领导上原因，有没有？有。主要又是什么问题？归谁负责？我看主要不能由当地同志负责。如果讲责任，讲教训，我觉得在政策上我们有失误。虽然这已过去了，但该由中央负责。因为决策是中央定的，不是地方定的。不能由地区历届领导人负责，他负不起嘛。我看我们决策有失误。我们平常有个“老、少、边、穷”的说法，这是从现象上看；从实质上看，老区、民族地区、边山区，比较困难的，多是深山区、森林区、高寒区、北方荒原区，经济上几十年没有翻过来。为什么？我看是决策上，过去光强调要粮食，全中国都以粮为纲，那不是强人所难，是强人之所不能。强人所难，已经相当主观主义了，强人之所不能，更不行。深山区、森林区、高寒区，他们祖祖辈辈干什么的？历来不是靠种粮食为生的，不是靠种粮解决温饱问题的。去年我考察川西北，回去召开小型会，请同志们考虑，有些森林区、荒山区，他们的劳动对象是什么，你要强迫他种粮食，你不仅剥夺人家的经营自主权，而且剥夺他的劳动对象。你把他劳动对象剥夺了，这是违反经济学起码常识的。
森林所有权是国家的，土地也是国家的，草原也是国家的，要让群众开发经营嘛。为什么所有权与经营权要分开，为什么要给人民以经营矿山、森林的权利，这要从经济学原理上讲才能讲清楚，讲到点子上，不然讲几年还讲不清楚。当然，经营开发具体做法，问题还很多，不要着急。
耀帮充分肯定云、贵、桂边远地区这些年的发展。他说，我有50年5次来贵州的亲身经验。半个世纪，三个时代我都来过。我有历史比较，知道变化来之不易。如果叫北京的大学生来这里一看，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一比，可能不可理解，怎么还有这么穷的地方呀？这些贫困地区祖祖辈辈穷，留下了许多精神上的消极因素，这是他们翻番致富的沉重思想负担。我们党要对他们的这种负担从历史上加以理解，逐渐引导他们消除这种包袱。比如，依赖思想、迷信观念、保守思想等等。要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变革他们的历史遗留下的精神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