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泓赓：胡耀邦、习仲勋为荣毅仁平反
背景介绍
在叶帅和小平同志的关心下，
当荣毅仁积极筹备公司期间，一些担忧也纷至沓来。“荣毅仁真傻，放着部长不当，却去搞这有‘风险’的新玩意儿，他的苦头还没吃够呢！”“再搞这种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东西，弄不好能说得清楚？”说这话的大部分人，曾被打成“荣盛小集团”，当时还没平反。荣毅仁开导他们说：“冤假错案也不止是我们这些人，不都在平反吗？这事我们可以提出申诉。” 但谁也没想到，荣毅仁“荣盛小集团”的问题在胡耀邦、习仲勋的批示下于1985年才得以彻底平反。
（以上为编者所加）
小开派挨整
上海工商界的反右，最早的在当年六、七月份便开始了。
荣毅仁、盛康年、经叔平、严谔声等人比较合得来。荣毅仁和盛康年都被称之谓“小开派”[i]，岁数只差两岁。盛康年，早年即要求进步。靠拢党，在抗日救亡和民主革命阶段做了不少工作。上海解放后受副市长潘汉年之托，盛康年一直联系工商界，荣毅仁和盛康年又都在市工商联社和民主建国会担任领导职务，盛还担任过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彼此往来较多。经叔平，曾任民工建国会副秘书长和市政协、市工商联副秘书长，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与荣毅仁是前后同学，上海解放时是华明烟草公司老板和后来的华成卷烟公司总经理，善于思考，有见解。严谔声，担任过上海市民建副秘书长，1950年曾是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海七个特邀列席人士之一，上海《新闻日报》副刊编辑，署名为小记者，1955年后任上海工商局副局长。他们几个人经常在一起吃吃饭，碰碰头，聊聊天。在由“七一学习会”而形成的“星二聚餐会”上，他们也是比较活跃的，经常在一起沟通情况，交换意见。当时有些人即认为他们气味相投，搞小圈圈，盛康年为此曾受过批判。“三反” “五反”后，“七一学习会”和“星二聚餐会”无形中均停止了活动。
整风反右前夕，荣毅仁、盛康年、经叔平等常在餐馆吃饭聊天，议论过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等问题，看法比较接近。到大鸣大放时，他们提的意见比较尖锐，也有偏激之处。一些原来就认为他们搞小圈圈的人，说他们密谋策反，拉帮结派，在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中排挤左派、打击积极分子；批判他们同情支持章乃器；说荣毅仁借“四明堂事件”“放了火”云云，跟当时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批判的火力很猛，“帽子”满天飞。当时已调全国工商联任副秘书长的经叔平，也被从北京叫回上海接受批判。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形势相当严峻。
“四明堂事件”，是指上海延安路四明堂药局公方代表刀伤私方经理的事。这个私方经理(老板)平时对伙计态度不好，与公方代表(原为学徒)矛盾尖锐。一天，双方发生争吵。学徒一时来了火，用水果刀划伤了老板的手臂。事件发生后，副区长等人去调查处理，指出用水果刀伤人是不对的，但学徒鲁莽之举也希望私方能谅解，双方协商解决。一向刚正不阿，法治观念较强的荣毅仁得知此事后，没考虑个人得失，认为处理不公，资方骂人不对，但持刀伤人牵涉到法纪问题，他就在市里的一次会议上作了“要发扬民主必须维护法纪”的发言。这样事情就闹大了。
有些人抓住这件事不放，说他煽风点火，并连同章乃器等问题一起向荣毅仁、盛康年等开火，说他们是“荣盛小集团”。
在这之前，荣毅仁等在北京参加全国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会联席会议时，曾在会上作了检讨。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北京南河沿全国政协俱乐部专门找了荣毅仁、盛丕华、向德(湖南省工商联主任委员)，请他们吃饭。席间，李维汉说：“毛主席说了，你们三人不打右派，但要回去好好检查。”
当时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在约各民主党派中央几个同志谈话中也指出，上海资本家没有在政治上有计划地向我们进攻，因此，我们对他们总的方针也不是政治上对他们来个反击。
忧心忡忡的荣毅仁，原来曾想过：“这次大概我们一些代表人物要完蛋了。”听了李维汉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话，无异像在惊涛骇浪险遭灭顶之灾时，遇见了前来搭救的航船，心里有说不出来的感激，多少天来一直笼罩在心头的愁云惨雾，终于散开了。在危急关头，毛泽东又一次出面保了荣毅仁。
荣毅仁回到上海，当时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先与他见面，鼓励他好好检查；后来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副市长曹荻秋都和他谈了话，并指定民建上海市委会副主任孙更舵、市工商联副主任杜大公(都是党员负责干部，孙更舵又是市工商联、民建抓整风反右的领导人)具体帮助他。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也派了民建中央秘书长、全国工商联整风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孙晓村到上海“救火”，保护荣毅仁过关。
孙更舵不无幽默地说：“我是奉命陪公子读书。一陪荣公子，二陪盛公子。盛丕华来我家探望时托我，要我好好帮助他的儿子盛康年。”
孙更舵个子不高，作风稳健，对人诚恳，在新四军一师时曾与陈丕显在一起工作。有人戏称孙更舵最初是荣毅仁的“财神爷”(因上海解放初期他是主管贷款的人民银行副行长)。后来是荣毅仁的“救命爷”。
在市工商联和民建召开的大小会议上，批判相当结棍(厉害)。盛康年还因附和李康年的定息20年不变(定息5厘，20年即意味着全部收回资本)等言论，挨斗比较厉害。对荣毅仁倒没有多少直接批斗，而是由几个人在他家与他谈话，有时让他到市工商联、民建的正副主任、正副秘书长联席会上作自我检查，大家提意见。申新纱厂的
盛康年有点吃不住劲，就去找市委第一书记诉苦。一次，会场正在批斗时，第一书记来了电话，把杜大公、蔡北华(上海统战部副部长)叫去训了一顿。孙更舵因为经常在财办、不在民建，到得晚了点，一进第一书记的办公室，即感到了空气紧张，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第一书记见孙更舵来了，示意叫他坐下。第一书记在讲话中向他们交代了反右中对荣毅仁、盛康年的政策，说：“这件事，你们三人要负责!由孙更舵牵头。”
当时市工商联和民建两会内部的情况比较复杂，有些人以“左派”自居。对荣毅仁过去在学习理论时曾说过的：如果以后够条件，自己很希望能入党，就抓住他这句话不放，说他不自量力，异想天开，居然想当恩格斯云云[ii]；有人嫌荣毅仁个性强，“小开”脾气大，不大买别人的帐，本来就看不惯，这回正好逮个正着；另外还有些人则怀有别的一些想法。不过，两会中也不乏正直之士，为荣毅仁说了公正话，如说：“天地良心，要说荣毅仁是右派，把他和XXX，XXX等同地看，说他是反社会主义的、那真是天大的冤枉。”
在批判所谓“荣盛小集团”吃紧的时候，孙更舵总是想办法和缓一下会场的气氛。一次，批斗方酣，孙更舵感到气氛有点紧张，无奈之际，他就拿出刘少奇的《论党》念给大家听，指出不能无情打击，残酷斗争。上海永安纱厂老板郭棣活听了说：“原来《论党》上早就这样讲了，批判是不能不讲团结，不能再这样斗了。”
在整风反右中，荣毅仁和盛康年等没少作检查，盛康年曾先后写了11次书面交待，严谔声也曾写了9次材料。
1957年月
在孙更驼、杜大公、蔡北华受命力保下，荣毅仁、盛康年等好不容易总算过了关，但“荣盛小集团”的黑锅一直背着。
自从1935年上海第一任常务副市长潘汉年蒙冤被关押后，盛康年因上海解放以后一直协助潘做工商界的工作，潘出了事他感到有压力，不明原委，又无法了解内情，心中很是苦闷。
反右以后，盛康年的思想包袱更重，对批判所谓“荣盛小集团”一直思想不服。反右后他从市民建、市政协副秘书长岗位上下来，被派到市二工商局当副局长。周素琼说：“他成天闷闷不乐，吃烂酒，本来胃就有病，1965年10月死于食道癌，年仅51岁。”
了却一笔历史旧账
1983、1984年间，荣毅仁曾两次与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定谈话，谈了50年代的“荣盛小集团”的问题。荣毅仁说：“虽然当时中央把我们保了下来，但‘文革’中民建、工商联两会中央学习组又有人重以此事来整人。经叔平为此没少挨斗。当时，两会机关有的领导同志又带头在会上点我的名，带头出我的大字报。事情虽然已过去多年，我们都已出来工作，事实上可说已为我们作了平反，但这些同志从没向我说过一句道歉的话。至今我们在与一些老朋友聚会、聊天、吃饭时，不能没有一点顾虑。”
李定把这事向杨静仁部长作了汇报。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获知后，当即作了指示：对此中央统战部要彻底予以平反，荣毅仁又不是右派，为什么至今还不平反?
1984年8月4曰，中央统战部给习仲勋并中央书记处打报告。报告中指出，所谓“荣盛小集团”问题应予平反，由上海市委统战部对此作出正式结论，征得荣毅仁同志同意后，正式发给涉及此事的人员和单位，以消除荣毅仁等人的思想疙瘩。同时也要求民主建国会和工商联的领导人主动做好对荣毅仁的团结工作；也望荣毅仁不记前嫌，搞好团结。
上海市委统战部在接到中央统战部复查指示后，立即着手进行这项工作。
“今年8月，中央统战部来文：要我部写一个彻底否定‘荣盛小集团’的正式结论，以消除荣毅仁同志的顾虑，了结这个历史旧账。
“根据上述精神，我们查阅了1957、1958年市委对私改造办公室、市委统战部和市工商联党组在整风反右期间的文书档案，并听取了有关同志的介绍，现将情况和意见报告如下：
“1957年6月，上海市民建、工商联在常委会上以批判章乃器反动言行开始，展开了反右派斗争。不少同志在揭发批判中，提出了所谓‘荣(毅仁)盛(康年)小集团’问题。经过3个月时间，其间荣毅仁同志曾作了几次检查，至1957年10月告一段落。但对其他同志的批判延续至1958年8月。
“对所谓小集团性质问题，当时市委对私改造办公室在情况报告中错误认为：几年来上海工商界的领导权，实际上是为荣、盛为首的小集团所把持。这个集团虽然还不是根本上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集团，但是近年来每每在重大问题上与我进行斗争……。他们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问题上，是抽象拥护，具体反对，是口服心不服。
因此认为：在上海工商界彻底解决荣毅仁的问题和瓦解荣盛集团．成为批判和扫清章乃器反动言行的影响，和在工商界中开展包括反右派斗争在内的全面整风运动的重要关键。”
上海市委统战部的复查报告接着说：“我们认为，1957年整风反右期间，对荣毅仁等同志以所谓‘荣盛小集团’进行揭发批判是错误的，是反右扩大化反映。这种‘左’的错误，严重地损害了党和工商界上层人士的关系，破坏了他们之间的团结，挫伤了这些同志的积极性，其错误影响至今尚未肃清。为了解除荣毅仁等同志的思想疙瘩，消除他们的顾虑。更好地调动他们为统一祖国和四化建设服务的积极性。对……‘荣盛小集团’的问题应作彻底否定的结论，并建议在征得荣毅仁的同意后，在全国民建、工商联常委有关同志和上海市民建、王商联常委中做好工作，加强团结，肃清‘左’的错误影响。人事档案中有关这方面的材料予以销毁。附：关于‘荣盛小集团’问题的复查结论。”
关于“荣盛小集团”的问题的复查结论
1957年整风反右期间，对荣毅仁等同志以“荣盛小集团”问题进行揭发批判是错误的。它严重损害了党和工商界上层人士的关系。破坏了工商界上层人士之间的团结，挫伤了这些同志的积极性。
经复查．所谓“荣盛小集团”并不存在．这是反右扩大化的反映。为了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对1957年上海市民建，工商联“两会”常委会上批判的所谓“荣盛小集团”问题，予以彻底否定，有关材料予以销毁，并在相应的范围內肃清影响。
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
1984年12月
1985年8月，中央统战部派五局副处长王德宽拜访了荣毅仁，就上海市委统战部关于对“荣盛小集团”复查情况和意见的报告，以及复查结论征求荣毅仁的意见。
荣毅仁说：“我同意这个报告和结论。1957年反右斗争前夕，我和盛康年、经叔平几位同志，不过是常在一起谈论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问题，不存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也不存在处处同党斗争的问题。这件事对工商界的影响是不好的。当时就有人说，工商界朋友要少来往，不要讨论国家大事，更不要公开发表什么意见。这种消极影响。多年都在。‘文革’一来，又搬出这个问题被整。经叔平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差点出了乱子。粉碎‘四人帮’后，这种消极影响仍然存在。1979年我在组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时。就有工商界朋友告诉我：你为什么一定要出头搞这件事?为什么不吸取1957年的教训?其实，我个人没有什么问题，中央了解我，信任我，搞不搞平反结论没啥啥，但消除影响事大。上海市委关于彻底否定小集团、肃清影响的意见是正确的。我赞成在北京和上海的工商界朋友中，把这个问题公开讲清楚，以造成大家敢于讲话，敢于做事情的气氛，集中精力为‘四化’的建设出力。我要感谢统战部为这件事做了许多工作。”
了却28年前的这笔历史旧账是令人兴奋的。赴会的人个个满面春风，彼此见面时握手问好。应邀出席的有荣毅仁和夫人杨鉴清。经叔平和夫人王征萱，民建中央和工商联的领导人胡子昂、孙晓村、许涤新、孙起孟、古耕虞、张敬礼、万国权、黄凉尘、浦洁修、孙孚凌、黄大能、冯梯云、樊陶斋、叶宝珊，中信公司总经理徐昭隆等。
座谈会由中央统战部部长杨静仁主持。统战部秘书长陈欣宣读了上海市委统战部“关于‘荣盛小集团’问题的复查结论”，副部长李定讲了话。
李定讲了以下4点：
1．1957年反右派斗争期间，对荣毅仁、盛康年、经叔平、严谔声等同志以所谓“荣盛小集团”进行揭发批判，是错误的。
50年代前期荣毅仁等同志在一起议论并提出的一些看法和意见，有些是属于思想领域的认识和需要探讨的问题，有些是属于政策和工作上的问题，这是正常的，根本不存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而对荣毅仁等同志进行错误的揭发批判，严重地损害了党和工商界上层人士的关系，破坏了工商界上层人士之间的团结，挫伤了这些同志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的积极性，并在工商界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2．根据事实求是、有错必纠的精神，所谓“荣盛小集团”问题，应该彻底否定，有关材料予以销毁，并在相应范围内肃清影响。
3．对荣毅仁同志进行错误的揭发批判。是“左”的错误扩大化的反映。我们中央统战部在很大程度是要承担造成这一错误的责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此虽然做了复查纠正工作，但是抓得不够紧。我们将通过纠正这一错误总结教训，进一步肃清“左”的影响，正确执行的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和政策。在此，我们向荣毅仁、经叔平等同志表示赔礼道歉。
4．荣毅仁、经叔平同志是顾全大局的。从1957年至今的20多年来，荣、经两位同志背着这个错案，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特别是在“文革”中两位同志遭受冲击和迫害，但是他们没有动摇跟党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信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荣毅仁、经叔平同志振奋精神，为贯彻邓小平同志关于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要“勇于创新，多作贡献”，把公司“作为中国在实行对外开放中的一个窗口”的批示，做出了很大成绩，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统一祖国、为发展国际统一战线，作出了可贵的贡献。我们相信，荣毅仁、经叔平同志今后将会继续做出新的贡献!
许涤新是荣毅仁、经叔平同志的老熟人了。50年代他就是上海工商局局长，后担任过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等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任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他在座谈会上说：“彻底否定‘荣盛小集团’的错案很有必要。我曾长期做工商管理的工作，过去由于受‘左’的影响，在对待原工商界人士上也有错误，有些做法过了头，应该检讨。”
孙晓村、胡子昂、孙起孟等也先后在会上发了言。
荣毅仁说：“参加今天的会心情非常激动。上海市委统战部平反这个错案，是个英明的决定，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精神，我对党非常感激，十分感谢。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我相信国家一定会走向繁荣。李定同志讲赔礼道歉，我不敢当。(杨静仁插话：应该赔礼道歉，他是代表中央统战部的，我们抓得晚了一点。)我想，党内对这个问题也会有个认识的过程。彻底平反对我是莫大的安慰。上海刚解放，我就跟党接触。我和康年都是积极的，跟党走的。我和康年同工商界朋友一起商量一些问题，提出的看法和意见，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但是我们同党没有二心。反右派中，自己认识一下自己的缺点，对思想进步有帮助。到‘文革’时，在‘小集团’前又冠以‘反党’，成为‘反党小集团’，我始终是有看法的。运动过后，工作受到影响，工商界朋友不敢私下往来，讲真话、比较坦率的人少了，说官话的人多了，相当一个时期不正常。30多年来，我对党没有离心离德，对党加深认识后，一直没有走过回头路。尽管经过这样那样的运动，遇到这样那样的情况，我还是深信党的领导。对我来说，党是信任的，但是‘小集团’问题在工商界仍有影响。1979年我找工商界朋友组建设信托投资公司时，就有同志讲，还是少搞些。搞不好将来再来个什么集团的，吃不消。所以，我提出要搞清楚这个问题。1957年对我们批判，从上海市‘两会’(民主建国会、工商业联合会)开始．后到‘两会’中央，在工商界中的影响并未肃清。我相信，通过澄清这个问题，对工商界、对国家、对党，对社会主义更有帮助。”
经叔平知道要开这个会的时候，他
中央统战部长杨静仁在最后发言中说：“今天的座谈会开得很好。1957年这件错事，由中央统战部承担责任，上海搞批判，我们也要承担责任；复查改正工作，我们抓得不紧，督促不力，也有责任。彻底否定所谓‘荣盛小集团’这个错案．不仅对民建、工商联，对统一战线工作．都有良好影响。建议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开个会，李定同志去讲一讲，代表中央统战部作自我批评，求得谅解。荣毅仁、经叔平同志的态度是好的。团结起来向前看，为党为人民多作贡献。我们对已故的盛康年、严谔声同志，表示悼念之情。”
会后．七楼大厅摆起了两桌酒席．荣毅仁夫妇、经叔平夫妇、杨静仁、李定、许涤新、胡子昂、孙起孟、陈欣等都在主宾席就坐，大家有说有笑，频频祝酒，欢乐融洽的气氛，充满着整个大厅。
至此．工商界之间原来存在的一些疙瘩，终于冰释了。
事后偶或谈起这件往事时，荣毅仁说：这件事发生在上海，当时发难的也仅是上海工商界少数几个人，不能全由中央统战部来负责，更何况中央统战部当时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的。
经叔平一向是肯动脑子又十分能干的人，卸下思想包袱后，积极性更高，后来历任全国工商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
住在上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