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苦恋》遭封杀惊动胡耀邦邓小平

《苦恋》是文革后被封杀的电影；是至今没有通过官方审查的存库片；是以“批判名义”内部放映了600场的影片；影片惊动胡耀邦、邓小平，他俩都作了指示。

    主要罪状有三：一：结尾镜头，剧本结尾处，主人公凌晨光用生命最后的力量在雪地上爬出了一个问号。在拍摄中间，时任中宣部部长王任重，派人直接到了现场传达指令：你们这个戏，别的地方暂时我不管，结尾那个大问号不能拍。故最终电影版本在结尾时将问号改为了省略号出现在银幕，也因此影片被攻击成“这部电影很恶毒，对着红太阳打了六炮”；二：影射个人崇拜，影片情节小晨光在庙宇里，看到金身佛爷的脸是黑的，于是问道：“为什么这个佛爷这么黑呀?”长老回答：“是善男信女的香火把它熏黑的……”。有人认为这是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一种影射；三：台词罪状，凌晨光的女儿执意要出国，在亲人试图挽留她的时候，她说：“你们爱祖国，可是祖国爱你们吗？”这段台词成为《苦恋》最大的罪状。

       这部电影是1979年文艺月刊《十月》上发表由白桦和彭宁创作的一部电影文学剧本《苦恋》，198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彭宁开始拍摄此剧本，拍成电影以后也叫《苦恋》，但送审后此片不仅没有通过审核，在1981年还引起政治批判的风波。此片至今尚未正式公映，但在1981年~1982年期间曾以‘批判电影’的名义内部放映约600场。

剧情：画家凌晨光少年丧父，受尽磨难，但得到了善良的人们帮助。到青年时代，凌晨光被国民党抓壮丁，被渔家姑娘绿娘搭救，两人彼此相爱。后来凌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被特务追捕，躲进轮船到了国外，并在国外发展，有了洋房、汽车等，在举办个人画展时，巧遇绿娘，两人结为伉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两人抛弃了在国外的一切，毅然回国。50年代，画家度过了他时有苦恼但却幸福欢乐的时光，但随后到来的文革摧毁了一切，一家三口被迫住进一间没有窗户、没有阳光，到处是蜘蛛网的破屋。在他生日时，甚至被打得遍体鳞伤。后来，女儿也跟着男友去了国外。女儿离开时遭到了凌晨光的反对，但女儿反问：“您苦苦留恋这个国家，但是这个国家爱您吗？”画家无言以对。1976年为悼念周恩来，他在天安门广场贴出了《屈原问天》的画，人们寻找这位作者，却被他认为是便衣跟踪。他逃出首都，在荒原上，在芦苇荡里过着野人般的生活，最终冻死在荒原之上。死时，他用最后的力量在洁白的雪地上画了一个问号，问号的那一点就是凌晨光自己已经冷却的身体……
                 胡耀邦、邓小平的谈话

《解放军报》和《时代的报告》声势很大的批判开始后，一些报刊纷纷转载，一时间山雨欲来的架势，使人联想许多，国内外反映强烈。这种局面引起了胡耀邦注意。5月17日，胡耀邦出面讲了一次话。顾骧告诉我：

5月17日，胡耀邦同志与中国文联及各协会以及中央文化部的负责人有一次谈话，主要是关于目前对《苦恋》批判。他在谈话中指出：“首先，文艺战线形势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正确与错误是相伴而行的。所以必须首先肯定成绩，也必须克服前进过程中出现的不成熟或有害的东西，接受过去的教训，就是吃了不肯定主流的亏。毛主席为什么犯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是因为没有肯定主流。不要因为看到局部少量不好的东西，忘了大量好的东西。”“第二，我们克服缺点错误，办法一定要稳妥。由于文艺界多年搞批判运动，大家特别敏感。文艺界是‘惊弓之鸟’，由于过去遇到了多次‘弓’与‘弹’，更应特别注意。前些日子对《苦恋》的批评是可以的。但是现在看来批评的方法如果更稳妥，效果会更好些。批评是有好处的，为了帮助他们。但回过头来看，方法如果好一点，效果则会更好些。……写《苦恋》的作家还是写了些好作品，但这篇（作品）是不健康的，有害的。军队对他的态度还是好的，但军报那种批评的措词，用的方法不稳妥。（批评）我过去提过，是否可叫评论？大家叫惯了也可以。但批评是卫生运动，是洗脸，这是一。其次，争取作者作自我批评，作者反批评也可以。第三，发表批评文章，一定要用个人名义。第四，要把批评作品与批评作者分开，不要混在一起。第五，要充分说理。说理不容易。（批评文章）不要全国报纸一起登。各报可转载，可不转载，不要强制人家转载。我和××谈了这个问题。对《苦恋》的批评现在国内外反映强烈，台湾还转发了（日本）《读卖新闻》的消息，说我们党内意见不一致，说胡耀邦、邓颖超反对这个批评。我们建议先把这场风波平息下来，现在国内还没有平息下来。用一两句话把这事冷却下来。不要再批判了。过一段再说，有些事情处理方法就应该这样。”

胡耀邦谈话后，周扬找到顾骧，要他根据胡耀邦的谈话精神，写出一篇文章交《人民日报》发表。顾骧回忆说： 1981年6月初，我在周扬同志授意下，根据耀邦同志讲话精神，撰写了《开展健全的文艺评论》一文，发表在8日《人民日报》上。对《苦恋》事件中的种种过“左”的做法，从正面阐述中作了批评。此文经周扬同志审阅，将原题“开展健康的文艺评论”的“健康”易一字为“健全”，避免刺耳，还是他老到。这样的文章署我个人名似乎分量不够，压不住；但又不好用“专论”“评论员”之类，因为胡耀邦同志刚刚讲过，要求写评论文章要以个人名义发表，所以署了一个笔名“顾言”。由于自批《苦恋》事件开始，《人民日报》一直未表态，岿然不动。所以这篇文章发表引起敏感的在京外国新闻记者注意，当日，合众国际社、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发出十几条消息，有的说：“中共迅速平息了一场新的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开展健全的文艺评论》发表，公开批《苦恋》事件告一段落。

但是，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却几次要求《人民日报》转载《解放军报》的文章。胡绩伟回忆说：当时负责管理思想战线的主帅胡乔木却一再下命令，要《人民日报》转载《解放军报》这篇批判文章。报社文艺部同志同文艺界领导同志商量，认为这篇文章带有“文革”时“打棍子”和“大批判”的色彩，不能以理服人，如果《人民日报》一转载，就表明中央同意他们的观点和他们的做法，所以我们坚持不转载。《人民日报》这种按兵不动的态度，对文艺界和广大读者的惶惶不安情绪是一种安慰。当时，我们还不敢站出来为《苦恋》说话，只能说军报的文章火气太大，缺乏说服力，《人民日报》只能自己写一篇。

胡乔木知道《人民日报》坚持不转载，后台是胡耀邦，因而他把这个官司告到邓小平同志那里。于是，有了邓小平对《苦恋》问题的谈话。

1981年7月17日，邓小平召集周扬、王任重、朱穆之、曾涛、胡绩伟讨论对《苦恋》的批评问题。据胡绩伟回忆，谈话中，周扬、曾涛和胡绩伟都阐述了对《解放军报》文章的意见，“就是认为《苦恋》有错，应该批评，但军报那样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是‘大批判’式的打棍子的做法，因而《人民日报》不能转载”。

邓小平在谈话中，肯定了《解放军报》对于《苦恋》的批判，但也指出其缺点。他说：

关于《苦恋》，《解放军报》进行了批评，是应该的。首先要肯定应该批评。缺点是，评论文章说理不够完满，有些方法和提法考虑得不够周到。《文艺报》要组织几篇评论《苦恋》和其他有关问题的质量高的文章。不能因为批评的方法不够好，就说批评错了。

谈话中，邓小平对如何对待《苦恋》风波指示说：关于对《苦恋》的批评，《解放军报》现在可以不必再批了，《文艺报》要写出质量高的好文章，对《苦恋》进行批评。你们写好了，在《文艺报》上发表，并且由《人民日报》转载。

邓小平的谈话传达后，《解放军报》对《苦恋》的批判基本上终止，取而代之的是根据邓小平谈话的精神，畅谈对文艺界形势的认识和党对文艺的领导等问题。而周扬等人领导下的文联和作协的刊物，也围绕着同一问题，发表了多篇文章。在肯定当前的文艺形势及强调党的领导的同时，也突出强调了鲁迅关于文学批评要有科学的态度、要实事求是、允许反批评的一些主张。

两军对垒的阵势开始打破，言论的统一，使“《苦恋》风波”从媒体上淡出了。两个座谈会统一认识，《苦恋》风波宣告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