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的三次危难时刻

“肃反”中逃过一劫

    1930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了《肃反工作决议案》，明确了 “肃反”重点就是肃清“AB团”(指国民党反动派在江西省党部中纠合一小撮极端反动分子组成的秘密组织，主要负责向苏区渗透策反、窃取情报、造谣惑众等各种破坏活动)。“肃反”工作开始还比较谨慎，后来受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便简单化、扩大化了。
    当时，有人为了过关，胡乱供出湘赣苏区的“红小鬼”胡耀邦也是“AB团”成员。虽然没有足够证据，但胡耀邦最终还是被打成“AB团”分子。经当时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批准，决定将他逮捕枪毙。行刑前一天，恰逢共青团苏区中央局巡视员冯文彬在该省巡视工作，看到了准备枪毙人员的名单。冯早就认识胡，他不相信胡是反革命，就机智地对湘赣省委负责人说：“胡耀邦三人如此之小就是‘AB团’，说明了团的系统还很不安全，情况非常严重，我要带回去交给顾作霖(时任共青团苏区中央局书记)同志亲自审问。”湘赣省委负责人最终同意他将胡耀邦等三人带回瑞金。
    到瑞金后，胡耀邦向顾作霖详细地述说了自己的情况，并恳求说：“我就想留在团中央，不去政治保卫局，干什么都行。我会刻字，扫地，做饭，我会干好多好多的工作。”顾被胡的真诚感动了，答应让胡先留下而没有立即将他送往政治保卫局。为慎重起见，不久顾又将胡耀邦交给时任少年先锋队总队长的张爱萍，交代说：“你们要认真审查，既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不久，张爱萍正式向顾作霖报告，胡耀邦绝不是“AB团”成员。顾把胡留在了共青团中央儿童局，让他主编油印报纸《时刻准备着》。

长征途中杨勇相助

    1935年1月，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召开之后，胡耀邦被任命为红三军团第五师第十三团党总支书记。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合围，遵义会议之后的红军机动灵活。渡过赤水之后又掉头向南。同年2月，红三军团击败国民党王家烈部，再克娄山关。红军在二占遵义城的行军中，遭到数架敌机的狂轰滥炸，正在安排战士转移的胡耀邦，被飞溅的弹片炸伤了胳膊，住进野战医院做手术。几天后，他坚决要求出院。由于当时缺医少药，伤口很快感染发炎，引起疟疾复发，时而浑身冷得发抖，时面热得全身冒汗，脑袋昏昏沉沉，双腿发软，常常摔跤。战士们只好扶着他往前走。
    当时，胡耀邦的表哥杨勇担任红三军团第十团的政委。一天在行军中，杨勇突然听到路边传来极微弱的呼叫：“是世峻哥吗？世峻哥快过来呀。”杨勇听声音耳熟，红军中很少有人知道自己原名叫杨世峻。循声望去，发现一名红军战士正躺在路边向他招手。杨勇走近一看怔住了，原来是表弟胡耀邦。此时的胡耀邦又黄又瘦，显得十分疲惫。杨勇见状立即把自己的马让给胡耀邦，胡耀邦知道杨勇也负过伤，一再推让。杨勇强行把他抱上马，并嘱咐两个战士一路上多加照顾。依靠表哥杨勇的关怀与相助，胡耀邦得以胜利走完长征路。

徐向前当机立断，胡耀邦幸免于难

    1948年8月，胡耀邦任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政治部主任，参加指挥太原战役。蒋介石为保住太原这座孤悬华北的“反共模范堡垒”，于10月把驻守西安的国民党第三十军1万多人调防太原。三十军军长黄樵松原是高树勋将军的旧部下。高树勋于1945年10月在河北邯郸宣布起义后，投入了人民阵营。在太原战役总指挥徐向前的安排下，高树勋来到太原前线，设法与黄樵松取得了联系，致函动员其弃暗投明，率部起义。黄经过反复思考，最终积极响应，派出他的谍报队长王震宇联络举义。根据徐向前的指示，胡耀邦作为全权代表与王震宇会晤谈判，初步确定了起义的时间及详细计划。
    三天之后，黄樵松的联络代表再度出城，要求解放军派代表进城，直接与黄樵松本人商讨起义计划。为体现诚意，胡耀邦立即答应，并决定第二天亲自进城与黄樵松会面。临走之前，胡耀邦在电话里向徐向前作了汇报。徐向前坚决不同意胡耀邦前往，认为胡耀邦级别太高，不必亲自前往，并当机立断，选派八纵参谋处处长晋夫进城商谈。然而，政治军事斗争风云变幻、波诡云谲。黄樵松的太原起义计划，由于被其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二十七师师长戴炳南出卖而告失败。阎锡山诱捕了黄樵松，从他身上搜出了徐向前、高树勋致黄樵松的信，王震宇和晋夫也被逮捕。
    阎锡山和他部下以为晋夫就是胡耀邦，可以向蒋介石邀功请赏，便将晋夫与黄樵松等人用飞机押送南京。蒋介石命令军法监理部与南京卫戍总部联合组成特别法庭进行审判，要晋夫承认他就是胡耀邦，晋夫严词拒绝。1948年11月27日深夜，晋夫与黄樵松、王震宇在南京英勇就义。由于徐向前的坚持，胡耀邦才幸免于难，走出了人生中又一次危难时刻。新中国成立后，胡耀邦每当忆起此事，总是无比难过地说：“想想晋夫，我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工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