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炳升：五子登科一一忆耀邦同志关心科技人员往事

中国科学院是国家自然科学和高新技术的综合研究发展中心和高层次科技人才培养的基地，也是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关心最多、支持最大的科研组织之一。在耀邦同志近六十年革命生涯中，曾有四个月的不平凡日子是在这里度过的。

    中国科学院汇聚了一大批各学科领域的优秀人才，在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我国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科研工作被迫停顿或延缓，许多科技专家和领导干部受到迫害。“文化大革命”后期，1975年7月，党中央派胡耀邦来“整顿科学院”。当时，科学院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是院长郭沫若同志，耀邦同志为第一副组长，主持日常工作。在核心领导小组成员中，还有和他一起来的李昌、王光伟和稍后派来的刘华清、王屏，以及原有的武衡、郁文、胡克实等同志。

    耀邦同志早年参加革命，长期从事党、政、军工作，做过地方和国家重要部门的领导千部，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但是，他到科学院后，不是下车伊始发号施令，而是遵循“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原则，深入基层、深人群众，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了解各方面的具

体情况．其中，科学院科研人员的生活情况和王作条件是耀邦同志当时所要了解和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

    ]975年8月初，耀邦同志刚到科学院，就找行政管理局四位领导：武炳升、张锦川(因感冒在家休息，未参加)、邹载道(原科委办公厅副主任、老红军)和吴海祥到他办公室汇报工作。他让我把当前的工作进展和遇到的问题做一个详细的介绍。于是，我就当时正进行的几项工作向他作了汇报：①三里河三区四栋面积一万多平方米的宿舍楼正在施工。这是为了解决从“五七干校”调回工作的干部、新分配来的大学生和复员军人的住房问题。②原有住房维修任务大，施工力量很不够。③开会没有地方，招待所床位太少，接待困难。我们正在把原科协使用的北京科学会堂、友谊宾馆北工字楼的使用权要回来解决这些问题。④孩子入托难。原有幼儿园(中关村、方家园两处)是平房，地方小、房子也不安全，正在申请指标和经费，但尚未落实。⑤院机关食堂、开会场地的施工问题。北京施工队伍少，排队也要很长时间，周荣鑫同志曾给甘肃省委书记宋平同志写信，请宋平同志派1000人左右的施工队来京，现正在办理中。⑥科协要恢复，可原来的办公楼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研究所搬到那里办公了，现正在协调解决。⑦中关村区域的科研人员没有煤气罐子、炉子。我们找北京市煤气公司帮助解决。煤气公司表示支持，但提出一些条件，这些都在研究办理中。

    我们汇报到此，胡耀邦同志说，好了，今天就听到这儿。你们搞后勤工作的．很辛苦，就是要千方百计解决科研人员的后顾之忧。你们三位都是军人出身，邹载道同志还是江西老红军，你们知道困难该怎么解决。兵马未到，粮草先行。毛主席要我们“促生产”，我们科学院生产什么? 搞科学研究嘛，就是出成果! 我们的后勤工作就是为他们出成果提供必需的条件。炳升同志说的这些工作，建房子、建托

儿园、煤气罐子等都是要做的工作，而且要快。有的科研人员到科学院都十多年了，还是两地分居，每年只有工5天的探亲假，娃娃不认识爸爸。解决了房子，他们就可以不分居了，就能全身心地投人到研究工作中。你们工作有什么困难解决不了，找李昌、华清同志，或者就来找我。耀邦同志的讲话，使我们更加明确了工作重点，也增强了我们工作的紧迫感。

    耀邦同志多次到院属单位和研究所调查研究，我所知道的，他去各单位的调查座谈会、考察、讲话不下四五十次。他一边调查研究，一边又向大家宣传党中央整顿科学院的精神和重要性。他每到一个研究所，第一是走一走、看一看、问一问，第二是召集一部分不同级别、不同岗位、不同年龄的人员进行座谈。他不止是听一听，还常常掏出笔记本记录下来。一次我陪耀邦、李昌、王光伟同志到怀柔科学院环境化学研究所调查，他一下车，就在该所领导小组组长宫震等陪同下，到研究试验楼、办公楼、科技人员单身宿舍、炊事员宿舍、食堂等地方察看，并到研究所附近的松树林、苹果园等看看周围环境。然后他才让所领导把全体研究人员、职工，还有力学研究所二部、地理所(在怀柔部分)人员集中在食堂，同他们见面。大家要求耀邦同志讲话。耀邦同志亲切地慰问在那里工作多年的科技人员和职工．他说：“刚才我们一边看，宫震一边给我们介绍情况。有的老科技人员从成立化学研究所火箭发射试验基地到现在这么多年了，还是两地分居，交通不便，一个月才能回一次家。同志们的困难我已了解。大家住房困难，交通车辆太少，还有不少同志工资低，经济困难。这些问题，我们正在调查研究，并设法解决。”他的讲话，多次受到大家的鼓掌欢迎。

    “文化大革命”后期，科学院问题成堆，科研工作几近瘫痪。其中，科技人员的住房困难，成为影响科研工作的一大问题。耀邦同志

到科学院以后，很快就发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将此作为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来抓。他继续深人研究所视察民情，并设法解决遇到的问题。一次，耀邦同志到物理研究所、生物物理研究所、“优选法”推广办公室(应用数学研究所前身)集体宿舍了解情况。集体宿舍拥挤不堪，新分来的大学生和新婚夫妇因没有房子住，不得不轮流过周末，今天某人的爱人来了，同宿舍的其他人就搬出去，挤在楼道、办公室或楼梯间过夜，见此情景，耀邦同志心情十分沉重，急得在宿舍里一边踱步，一边叹息：“这样怎么行啊。得想办法解决!”回到院机关，他叫我请刘华清以及计划局的有关人员到他的办公室，商量怎么用最短的时间，解决科研人员和职工住房困难的问题。他说，能不能先借一些房子。暂时缓解过渡一下。他和大家一起想办法、出主意，该想的办法都想到了。最后研究决定，寻找合适用地，见缝插针，先购建一批活动房，然后再申请经费盖房子。随后，各研究所陆续购建了一批活动房，解了燃眉之急。虽然这些简易房还不尽如人意，但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就算是比较好的居住、办公条件了。生物物理研究所、天文台等单位的一部分职工当时就在活动房里办公，一批大学毕业生和后来的研究生都居住在活动房里。中国科学院院士、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马志明曾经就在活动房里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现在，科研人员每当回忆起在活动房里度过的日子，都对耀邦同志充满感激和怀有深深的敬意。

    耀邦同志随时随地想到科学院科技人员的困难问题。1975年9月23日，他在印刷厂座谈吋说：“科学院知识分子很多，工人是少数，我到科学院两个月了，第一次到科学院工人集中的地方来，来迟了，向你们道歉。今天来只有半天，到车间走马观花。科学院在北京有21个研究所，一个地方一天，院里还有其他单位，需要用很多时间了解他们的情况。你们印刷厂有困难，研究所住房更差，一家五口人住十平方米，根据科学院现在的人数，还差九万平方米才能满足基本的住房需求。我们能办到的一定办，但不能要求过高。印刷厂20多人两地分居，全科学院有l400户，比例大，需要逐步解决。”

    10月28日，耀邦同志在微生物研究所领导小组会议上讲话时说：“关于房子问题讲三条：第一条，确实困难。对不起同志们，对不起大家，终要解决，一步一步地解决。第二条，革命精神。列宁写《国家与革命》在哪儿? 我们提倡列宁在草棚里写《国家与革命》的革命精神。第三条，科学院如果因为房子打架，那不就成武斗学院、武斗研究所了?”他希望尽快为科研人员提供良好的科研条件，同时也提倡艰苦创业、勤俭办科研的精神。

    1975年时，科学院机关只有一个可容纳l00多人就餐的食堂，食堂面积仅五六十平方米，里面只有20多个方木餐桌，几十个小方木凳，可是，就餐人员达700多人，部分职工只好端着饭菜在室外或职工集体宿舍楼间就餐，要么晚去食堂就餐，一些职工甚至带饭盒凑合过日子，耀邦、李昌同志也是自带饭盒。耀邦同志要我们管理局研究解决困难。当我们把解决问题的想法向他汇报后，他亲自到院机关附近仔细查看周围环境，机关前后左右都没有地方可用了，只有原科委、经委合用的平房车库一处，可向上向下发展。于是，他考虑到在那里建地下人防工程、地面食堂和车库、食堂和车库上面再盖礼堂的四位一体的建筑。设计方案是地下800多平方米的人防工程，地面一层是能容纳800多人就餐的食堂和能停放20多辆车的车库，食堂、车库上面是1200人的礼堂。这种“四位一体”的建筑可以基本解决机关职工就餐问题、存车问题、机关大型会议以及职工文艺活动场所问题。其间，由于种种原因，“四位一体”工程在1978年10月才得以竣工，交付使用。“四位一体”工程是耀邦同志关心科技人员和职工的象征和标志，也是他留给科学院的珍贵纪念。如今，每当我们到那里活动，就会情不自禁地怀念起耀邦同志。

    耀邦同志经过一系列调查后，即着手准备向中央的《汇报提纲》，开始对中国科学院工作的全面整改。同时，他认为科研人员的物质待遇的确很差，提出要尽量想办法解决科技人员的后顾之忧，解决他们的房子(住房困难)、票子(工资低)、妻子(两地分居)、孩子(上学、入托儿所难)、炉子(煤气罐)等五个方面的问题，即社会上广泛流传的所谓“五子登科”。耀邦同志很快批准盖3000多平方米的楼房，解决了460多个孩子的入托问题，等于解决了1000多位家长的后顾之忧；科技人员工资普遍太低问题，怎么解决呢? 在工资制度和定级提职还难以推动的情况下，院核心领导小组研究同意，根据不同技术级别，分别给予一定的科研津贴，标准是每人每月补贴20元、30元、50元不等；夫妻两地分居问题，由行政管理局提供统计数字，人事局写申请报告上报中央，中央批准了400多个北京户口，一下解决了大多数人的两地分居问题。后来，我们在两年多时间里，狠抓了中关村煤气站建设，解决了5200户煤气罐子，基本上解决了炉子问题。    耀邦同志多次以务实的态度强调：后勤人员一定要尽量为科研人员创造工作条件，尽快把科学院的科研工作恢复和开展起来，为国民经济建设提供科研成果。耀邦同志在科学院期间，倾注了全部身心和全部感情，关心和解决科研工作者的各种困难，激发了大家的工作热情，科学院的科研工作有了起色，各方面的形势也开始好转。然而，在1975年底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特殊政治环境下，耀邦同志再次受到冲击和批判，无法继续工作，解决“五子登科”问题的许多设想和实施方案也被迫延缓或停滞。

    在耀邦同志领导下的那四个月时间，我们学到了不少知识和工作方法。他给我们的教诲和他那种无微不至地关心科技人员的精神，不仅表现在当时的工作成效上，而且对今后的工作都有指导意义。回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