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37—37”，我和胡耀邦同志两次难忘的见面
今年是胡耀邦总书记诞辰100周年，有些深刻的历史记忆始终萦绕在我心头。
1989年上半年，我在中央党校海军分部学习政经理论。这一年的第二季度，北京发生了两次震惊世界的大事件：
胡总书记去世后，五月的一个假日，我与妻子一起去胡耀邦同志家里看望
当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胡家时，我的内心仍在激烈地翻滚：一位年轻的政治领袖就这样突然走了，他的一生经历过太多磨难与坎坷，正当他要一展宏图，带领十几亿中华儿女摆脱贫困，走向繁荣富强的光明大道之时，他却离人民而去，这怎能不令国人伤痛呢？！当我们进入长安大街正欲返家时，正巧目睹了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上，情绪激昂地在悼念他们敬仰的胡总书记，原来，他们有着与我同样的心情。
我与耀邦同志接触不多，但他的音容笑貌和他的为人品格却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每当我静下心来，或是遇到某些重大事件，就会忆起我与耀邦同志几次会面的情景，尤其是在他37岁时的第一次见面和我37岁时的第二次见面。
早在1952年8月，年仅37岁的胡耀邦同志来京接任我哥哥团中央第一书记的工作。他只带了大儿子胡德平来京。父子俩就住在御河桥三号团中央书记办公室隔壁的房间内。他把胡德平领到我跟前，让我照看他，带他一起玩。德平当时10岁，我比他大5岁（我哥哥比胡耀邦也大5岁），我刚从华北小学毕业，时值暑假，我们俩除了睡觉不在一起，整个白天几乎形影不离。德平人品朴实厚道，话不多，很讲义气。他带来很多小人书与我一起看，中午、晚上我们一起在机关食堂吃饭。他经常买好吃的菜与我一起分享，我们很快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他告诉我有时他与父亲下棋，父亲下输了常常会大发脾气，把棋子推撒一地。过会儿又来赔礼道歉，要求再下。有时我故意让德平去偷听他宿舍旁边会议室中大人们开会讨论的情况。他就假装回宿舍拿东西，把听到的片言只语告诉我。一直到暑假结束，我进入师大二附中（后并入101中），与德平分手。时隔20年后，我来北京出差，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去看望胡德平。当他从台阶走下来时，我一下就认出了他，他简直就跟我当年（1952年）第一次见到的胡耀邦一模一样。
我与耀邦同志第二次见面是在1973年。我由大连来京出差，有人跟我说胡耀邦已经解放了，由“57”干校回到了北京，还没有分配工作。我决定去看望他。一方面是想了解经过文革血雨腥风年代，他的生活身体状况，另外也可以向他介绍一些外地基层的文革情势，毕竟他接触基层的机会不多，敢向他讲真话的人更少。一天下午我拨通了他家的电话对胡讲：如果方便我准备晚饭后去看望他。他坚持让我在第二天下午五点到他家，并且一定在他家吃晚饭。我无法推辞，便按他的要求，第二天下午五点准时到了人民路富强胡同6号，胡居住的小四合院。胡领我走进他的书房，他正在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他一边合上书本，一边对我说：“理论一定要联系实际。”他边说边拿出一支圆铁罐装的大前门香烟请我抽，我说不会，于是他又装了回去，自己却拿了一支纸盒装的大前门烟抽。我发现他家里很安静，既无子女，也无警卫、司机，更没有公务员和炊事员，胡告诉我，他每天清晨自己打扫院子。他顺手指了指靠在书房外墙上的一把大竹扫帚。每天下午三四点钟出门到王府井大街买一包大前门香烟和一盒火柴，作为散步活动。我问他上街有没有人认出他来，他说：“没人注意，也没有人认出他来。”我们在书房一直聊了两个小时，主要是他听我讲述文革中的一些见闻。当时正值批孔运动，他对张春桥、江青一伙人的新闻轶事尤其感兴趣，他很认真地把脸凑到我跟前追问：“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他那种如饥似渴的神情让我深深感动，他太想了解社会现状了。我担心其室内被装有窃听器，有些太敏感的事没敢多讲。胡问我现在作何事？我回答：在大连造船厂当军事代表，负责对军船的质量检查验收。当时正在建造我国第一艘“051”型导弹驱逐舰，我是总体组负责人。当他问我一些有关“051”型主机转速、马力、耗油量等轮机方面的数据时，我竟然回答不出来。我还申辩说：这不是我专业范围内的事情。胡就批评我说：“既然搞船，船上主要的机器设备数据就应该了解。应当好学多问，不要满足于一知半解。”我真没有想到一个搞政治工作的国家领导人，竟然比我一个搞专业技术的人钻得还细，还要懂行，这真使我大感惭愧！他又问我：“你现在任什么职务？”我回答：“就叫驻厂军代表，享受副团职待遇。”胡又问：“你今年多大了？”我说37岁。胡说：“你哥哥37岁就当团中央书记了，我当团中央书记时也是37岁，而你37岁才当个团职干部，进步太慢了！”我们从下午五点一直聊到七点，李昭同志喊我们过去吃饭。我们三人坐在一张很旧的小木桌上，晚饭是李昭用高压锅煮的赤豆饭，半干不稀，几样小菜清淡可口。胡说：这是他经常吃的饭，赤豆是从家乡捎来的。这次见面的情景，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胡对待科学技术的认真和对革命事业、国家前程的关心，足以显示出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革命家。
粉碎“四人帮”后，77年3月胡耀邦复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并主持中央党校工作。我哥哥被调入中央党校任教育长。那时我哥哥每周要去耀邦处汇报一次工作，而耀邦则每个星期必到党校检查工作，并来我哥哥家看望和商谈工作。我那时已调入北京海军机关工作，星期六经常来哥哥家住。我曾两次碰到过来访的耀邦同志。第一次，哥哥介绍说：“这是我弟弟。”他很热情地微笑着与我握手。我对他说：“52年就认识您了。那时您让我带德平一起玩。73年我还去您家看过您。”耀邦幽默地说：“我是贵人多忘事。”后来我与德平见面时，德平说：“我爸爸问过我，向我说起过此事。”可见耀邦同志有多么认真。
80年底耀邦主持党中央工作后，我没有再见到他，在耀邦去世前，我去他家看德平时，特别注意到他家客厅中的一张小茶几，那还是我几年前与耀邦见面时看到的一张。上面覆盖的玻璃，角上几道裂纹依然用胶布贴着。我问德平：“为什么不换一张新的？”德平说：“我和公务员都向他建议过要换一张茶几，可是我爸爸坚持不让换。说还能用，为什么要换？”
如今，耀邦同志已经走了，他留给我们的是做人的高尚品质。他是一个清廉俭朴得与平常百姓无异的人，一个道德和品质高尚得让人永远尊敬和学习的人，一个热爱学习、勤于钻研的人，一个革命热情膨湃如火的人，一个为革命事业真正鞠躬尽瘁的人……他功耀万邦，是一个永远让人思念的一代伟人！
冯建林
2015年10月写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