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诞辰100周年前夕，前中国新闻社记者耿军以深情笔触，回忆了当年到耀邦家中采访及后来参加家祭、还愿的细节。

一·卧室

1989年我在中国新闻社专稿部任职。4月15日早晨，我正准备出差，总编辑王瑾希急匆匆地找到我:“听说胡耀邦今晨病逝了，你马上去了解一下，如果属实，我社应立即发稿”。

我立即打电话给日常照顾李昭阿姨（胡耀邦夫人）的北京市纺织局办公室的杜玉芬，了解到耀邦早晨病情突发逝世的经过并向王瑾希总编汇报。王总即刻签发出一则电讯，然后对我说：“你不要去广东了，马上投入悼念耀邦的报道。”

随后几天，我采写了多篇各界人士前往胡耀邦宅院悼念的稿件。4月19日，王瑾希总编对我说：“咱们中新社应该送一只花篮，你联系一下，能否看望耀邦的夫人李昭同志。”

杜玉芬很快就回了电话：“李昭阿姨说，家里白天来人很多，不便说话，你们晚上到家里来吧。”

4月20日晚，我和王总冒着潇潇春雨，怀着沉重的哀思，驱车来到紧靠中南海东门的西城区北长街会稽司胡同25号的胡宅。

胡耀邦原来居住在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北面富强胡同6号，与胡克实前后院。因房子老旧，下大雨时屋里漏雨，中央有关部门请他搬往中南海里住，但耀邦坚持不住中南海。有关部门只得找了与中南海一墙之隔的这所宅院，为了工作方便，因陋就简在红墙上开个小门，将他家的后门和中南海连通。

突遭打击的李昭阿姨疲惫地靠在沙发上，身边的工作人员正为耀邦的后事忙碌着。交谈片刻，李昭阿姨说：“你们去看看他的卧室吧。”

耀邦的卧室约14平方米。临窗的写字台（见图1）上摆有三部电话机、一只普通铁质台历的日期显示的是4月8日，这是耀邦最后离家去参加政治局会议的日子。

写字台上还摆放着一副老花镜、十几支铅笔、耀邦生前所使用的茶杯是一只原来装咖啡的玻璃瓶。一只玻璃雕花的水瓶，是当年访问捷克时的纪念品，用来盛放吃药的白开水。

一部厚厚的《周恩来传》摆放在案头，这是耀邦生前阅读的最后一部书。我翻看，从第一章的“童年”到书末的“编后话”，都留有阅读时划下的红线，书中周恩来所讲的“谁掌握青年，谁就掌握未来”这句话下的红线尤粗。

周恩来是胡耀邦敬重的良师。绘制在一只瓷盘上的周恩来肖像，是卧室内唯一的人物肖像。耀邦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在没有这只瓷盘以前，首长在写字台的玻璃板下放了一张周总理的照片。首长病重住院期间，邓颖超同志曾口授一封信，托中央保健局负责人送到病房，首长听儿媳妇念到一半，就泪流满面。”

胡耀邦卧室内的书柜。

卧室东侧是一排高大的书柜（见图2），里面整齐地摆放着各种工具书、线装书，以及老元帅、老将军的传记和回忆录，其中还有一册介绍西藏情况的专著。

书柜内引人注目的是码放整齐、逐册编号的40多本读书笔记。这是他辞去总书记后这两年所做的。我翻开第一号笔记本，扉页上赫然写着：“第二次重读马恩全集的摘抄”，里面摘抄的每个段落，都字迹工整，没有一处涂抹，许多字句下还划有红线或红圈。

工作人员拿起书柜旁的一叠单面印刷的《人民日报》介绍说：“首长每天清晨都要阅读当天的《人民日报》清样。他太爱学习了，读书是他的嗜好。他不分年节，甚至上厕所都手不释卷。女儿李恒劝他饭前、饭后稍事休息，他说：‘我总觉得时间不够用。’他的藏书之多，就像一个小型图书馆。”

胡耀邦卧室内遗照。生前的衣物。

胡耀邦生前腰部留有“文化大革命”所致的疾痛，经常需要理疗。在卧室内一张理疗用的床上，摆有他生前最后的一张彩照（见图3）。这是著名新闻记者杜修贤4月6日看望胡耀邦时拍摄的。照片上的耀邦，表情凝重，心头似装着万家忧乐。据工作人员介绍，当时身边的人曾提示他笑一笑，他说：“我笑不出来呀。”耀邦最喜爱的长孙女、胡德平的女儿胡知鸷泣不成声地指着照片说：“爷爷瘦多了。”

这张彩照，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追悼会上使用。

卧室西北角放置着耀邦的卧床。我揭起床单，看到硬木板上铺的褥子打着补丁。工作人员揭开枕巾让我看枕头时，我的眼泪也抑制不住了。这枕头竟是用一件破旧的白色针织背心缝制的，里面填装着旧布。

床头柜上放着一只使用了十几年的熊猫抱竹子的青瓷座台灯，碰裂的灯口处，裹着厚厚的白胶布。这台灯，是任弼时的儿子送给耀邦的。

拉开床头柜的抽屉，里面放有耀邦生前爱吸的“骆驼”牌香烟及火柴。

耀邦住院时换下的最后一套衣物（见图3）也摆放在卧室内：一套洗得已褪色的灰中山装、一件衣领已发黄的衬衫、一双白色的旧线袜子、一件已有破洞的毛背心，御寒的棉毛裤是由两条旧针织裤缝在一起的。另两件针织背心更令人心酸，一件留有汗迹，另一件已破了十几个小洞的背心，耀邦也不肯丢弃，直到3月下旬要出席全国人大会议时才换下来。

耀邦的生活秘书指着衣架上挂着的一套蓝色隐条纹西装说：“这是首长生前最好的一套衣服，他会见外宾和开会、外出时才穿。首长的遗体将穿这套西服，我们在准备遗体所穿用的衣物时才发现这套最好的西装也已穿脏了，前天才由人民大会堂洗净取回。”

生活秘书还告诉我：“首长生前绝对不许亲属有一点特殊化，他的哥哥胡耀福至今还住在浏阳家乡，他的两个侄子至今仍是种田的农民，他给中央办公厅写过一份备忘录，不许他的家乡人向国家要物资、资金和特殊政策。‘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扣发的工资补还给他后，他全部交作党费。他近来常常为党内的某些不正之风的滋长而忧虑。不久前，他还就党风问题与中顾委的邓力群同志在长沙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长谈。回京后他多次提起这次谈话。”

我久久地伫立在这间简朴的卧室。这就是曾领导过4700万中共党员、堪称廉洁楷模的胡耀邦的卧室，这就是一位两袖清风的共产党人的胡耀邦的卧室。

二·家祭

从1989年4月22日遗体火化后，到1990年12月5日安葬于江西富华山前，耀邦的骨灰暂时存放在家中。

1990年4月15日是耀邦逝世周年。我接到杜玉芬的电话：“今天要家祭。李昭阿姨请你来家里拍照片，留作资料。”

我再次来到会稽司胡同25号。

笔者在胡耀邦家祭现场。左侧是李昭率子女所献花篮。

家祭简朴而充满亲情。墙上悬挂着杜修贤拍摄的那幅耀邦最后的彩照，下方安放着覆盖党旗的骨灰盒。一张不大的小桌上摆放着祭品，那水果，是耀邦生前视察、关怀过的山乡百姓送来的（见图4）。耀邦生前鼓励他们种植果树脱贫致富。

家祭现场李昭（左）在点香。

李昭阿姨点燃几只香，插在香炉内（见图5）。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向耀邦的遗像鞠躬、默哀。李昭阿姨说：耀邦，你生前一心想到的是群众，群众才这样悼念你。

祭台左侧摆放的是李昭阿姨率子女所献的花篮（见图4），右侧的花篮十分醒目，白色缎带上写着：“恩人故胡耀邦先生，日本国作家山崎丰子”。

山崎丰子是日本著名作家。根据她的作品改编的电影《华丽家族》曾在中国博得好评，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曾三次接见这位女作家。山崎丰子为创作二战后在中国的日本残留孤儿为主题的作品《大地之子》，曾在中国实地采访和体验生活。有一次她向胡耀邦反映：“采访很难，去不了农村，而地方官员称病不见，我想撤退了。”胡耀邦说 “我会让他们努力改正。有困难我帮你解决，但现在轻言撤退是胆小鬼。对胆小鬼要从后面用机关枪扫射。”说着，挺起腰杆，双手作端枪射击状。

山崎丰子说，没有胡耀邦的大力支持，就没有《大地之子》，“耀邦是我的恩人”。

耀邦逝世时，山崎丰子第一时间飞到北京，准备参加胡耀邦的追悼会。当时外国来宾的吊唁都被取消，她在酒店里看人民大会堂里举行的追悼会的转播。后又持鲜花前往胡宅悼念，李昭阿姨将一支耀邦生前使用的笔送给她留念。

后来，山崎丰子曾亲赴江西共青城，将《大地之子》全三卷本供奉在耀邦灵前。

三·还愿

1990年5月的一天，我又接到杜玉芬的电话：“李昭阿姨要带第三代的孩子们去河北易县替耀邦还愿，你也一起去吧。”

我们乘坐中办的一辆中型面包车，出北京南行，前往易县。

易县位于太行山北端东麓,距北京120公里。解放战争时期,胡耀邦先后担任晋察冀野战军第四纵队、第三纵队政治委员期间,曾在这里转战南北,指挥过战斗。新中国成立后,胡耀邦始终关心着这里民众的生产生活和太行山绿化。

1982 年 4 月 18 日，星期天，他早上八时就乘直升机到易县、涞源、涞水一带的上空盘旋，然后降落在易县西陵，与等候在那里的当地干部，共商脱贫致富，植树造林，绿化太行山的大计。胡耀邦提出“绿化太行山，易县要先行”。后来又题词“立下愚公志，枣满太行山”。胡耀邦知道绿化需要树种，把在中南海采集的白皮松松籽，托人捎给易县。

1988年5月14日胡耀邦来到河北易县生活了9天。这是他自1987年1月16日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后,第一次离开北京到外地休息一段时间,同时做些调查研究。

胡耀邦选择到河北省易县休息和调研，还有一层感情因素，当时任河北省委书记的邢崇智和管辖易县的保定行署专员丁文斌，都是当年他在团中央工作时的老部下。

保定是“文革”的重灾区，粉碎“四人帮”后，“天子脚下”的保定仍不稳定，1980年中央派当时最年轻的副部级干部、时任农业部副部长的邢崇智到保定，出任中共河北省保定地委第一书记，治理保定。邢崇智从北京带到保定的唯一助手、秘书就是曾在团中央工作的丁文斌。他们辛勤工作，只用3个月就稳定了保定地区的局面。后邢崇智调任河北省委书记，丁文斌任保定行署专员。

我随李昭阿姨一行，来到1988年胡耀邦在易县所住的位于西陵行宫院内的西陵管理处招待所。

西陵位于易县县城西部的永宁山下,是一处建筑面积达5万多平方米的规模宏大的清代皇家陵墓群。行宫坐落于陵区内东部的风水汇合之处。这里苍松翠柏、花香鸟语、清静幽雅,是一个闹中取静、适宜休憩疗养的好去处。

招待所不过是一处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灰色小平房;内部设施也十分简单,客房内除床、桌、椅等必要生活用品外,别无他物。

当年丁文斌为老书记胡耀邦收拾出3间相连的小平房，左边一间是卧室，中间一间做客厅，右边一间做书房。房间里有个小卫生间,有几个简易沙发和一台临时安装的彩色电视机。由于当时县里没有电视台,接受信号不好,为迎接老书记的到来，丁文斌请专业人员架设天线、反复调修,方可收看。耀邦就用这台视屏不太清晰的电视,收看每天的新闻和他喜欢的电视节目。

李昭阿姨率孙女们逐一观看3个房间。当年招待耀邦的工作人员介绍说，耀邦当时吃饭也在这个房间内,饭菜要求十分简单，主要是面条、小米饭及红薯、青菜等本地特产。

丁文斌告诉我，耀邦在这里的生活很有规律,一般是上午安排座谈和考察,下午休息,而休息则主要是看书学习和散步，或与丁文斌聊天、下棋。那时省里负责安排接待并陪同汇报座谈的是省委秘书长、后任国务院侨办主任的陈玉杰。丁文斌则从从始至终陪同耀邦，利用晚上处理公务。

在易县及周边涿州、安国、雄县的16天里，耀邦心情很好，体重增加，离开时他说：“明年春天我还要来。”

李昭阿姨此次就是替耀邦来还愿的。

李昭把家里的第三代召集到耀邦当年的这间卧室说：“记住你们的爷爷，他在这里生活过。我们一起在你们爷爷曾睡过的床前合个影吧！”于是，我拍摄了这张照片（见图6）。

李昭率第三代到河北易县，在胡耀邦卧室的床前留影。

1988年5月29日，胡耀邦结束了这次河北之行，由丁文斌护送到李瑞环任市委书记的天津。

当时，吕正操也在天津等候胡耀邦。

友人送给吕正操一份食材，烹制这种食材的最好厨师在天津。吕正操带食材来到天津，听说胡耀邦将到天津，他说：“我要等耀邦来与他一起吃。”

吕正操与胡耀邦感情很深，二人常开玩笑。他常称耀邦“小矮子”，耀邦称他“大军阀”。有一次，吕正操去家中看望胡耀邦，畅谈至午饭时分，耀邦叫工作人员到中南海食堂去买几个好菜招待吕老。吕正操不解地问：“你家就拿不出好吃的？”耀邦说：“不信，你可以查我家的冰箱。”

认真的吕正操真的就去胡耀邦家的厨房查看，甚至看了耀邦孩子的冰箱，果然没有什么好菜。吕正操落下了眼泪，“你真是廉洁律己的好人呀！”

所以，吕正操要等耀邦到天津一起享用那份食材。（侨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