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1915-1989》第二卷书摘

· 风暴间歇期的胡耀邦

胡耀邦在1965年6月回到北京养病，生活是平静的，而思想却极不平静。主政陕西二百天里的种种重大是非问题，无时不在头脑里映现。离开陕西以后，那里还在批判他，而且调子越来越高，这消息他早已知道了。从那里拉开的架势看，他很清楚事情不仅不会就此结束，而且还会发展。他要向中央申诉。他把当时的文件，包括他自己的历次讲话细细看过，经过一再地重新估量，仍然认为自己在这二百天里的言论和举措，是经得起检验的。他着手准备一篇长篇发言，阐明自己那些政策主张的依据，驳斥对他的那些荒谬的批判，在适当的机会，当面向中央领导同志陈述。

10月初，胡耀邦得到中央通知：西北局书记处和陕西省委书记处的部分成员正在北京参加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中央工作会议，10月6日，由中央书记处主持，请他们来谈双方的争论，请胡耀邦出席。

10月6日，胡耀邦带着厚厚一摞材料来到中南海，走进会议室，他看到只有邓小平一个人坐在那里，尤其使他大感意外的是，邓小平告诉他：“你们的争论摆下，不要谈了。你不要回陕西去了，休息一段时间，另外分配工作。”邓小平还告诉他，中央已派浙江省委书记霍士廉去接替他的工作。胡耀邦提出：“中央是否给我做个结论？”邓小平说：“没有必要。”胡耀邦说：“他们写的《省委一百二十八次常委（扩大）会议纪要》已经发下去了，还要在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中肃清我的‘流毒’呢。”邓小平说：“他们说的不算，中央没有给你作结论。”胡耀邦又提出：“是否把总书记今天讲的这几点形成一个文件发下去？”邓小平又说：“没有必要。”

不久，就有比个人际遇更重大的社会动向引起他的注意。11月间，报纸上发表了姚文元的长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点名批判了《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说这个剧本是“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代替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用阶级调和论代替了阶级斗争论”，剧中写的“退田”“平冤狱”就是鼓吹“单干风”“翻案风”。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著名历史学家，声望卓著的民主人士。现在竟然这样点名批判，而且文章杀气腾腾，显然有极不寻常的背景。胡耀邦知道，学习海瑞，正是毛泽东提出来的。1959年4月5日，在上海召开的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敢于讲真话，敢于批判他的缺点，要向明朝那个敢于痛骂嘉靖皇帝的海瑞学习。吴晗正是按照毛泽东倡导的精神，撰写文章，编写剧本的。如今，海瑞又成了“影射现实”的典型。

回想起这一年来思想领域里一场又一场的批判，都给人以“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

· 文革风暴乍起，胡耀邦为工作组鸣不平

1966年5月下旬，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贴出了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即后来所说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毛泽东从情况简报上看到，说“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6月1日，他下令公开发表这份大字报，要使之成为一个突破口，以大大发动群众，打破原有秩序。果然，学生们纷纷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铺天盖地、乱加罪名的大字报把矛头指向学校党和行政领导人和教师，甚至施行体罚和种种污辱，党的组织很快陷于瘫痪，学校已难以进行正常的教学和各项工作。

这时毛泽东出外巡视。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认为这种混乱局面必须制止。6月3日，他们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向北京市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革命。会上决定北京市中学的“文化大革命”归团中央负责，立即派工作组进驻。

团中央由此惹上了大祸。

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胡克实列席了这次会议，回来立即召开书记处会议汇报。胡耀邦面有难色，觉得事情复杂，深浅莫测，但既然是中央的决定，那就要执行。胡克实主持召开了书记处紧急会议，传达中央的决定，立即成立领导小组和“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工作团”。团长、副团长分别由胡克实和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惠庶昌担任。随后，抽调了团中央机关六十多名干部，同中共北京市委干部一起，组成十六个工作组，进驻“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掀起、局面混乱不堪的北师大女附中、清华大学附中、北京四中等十六所中学。其后又从北京和全国各地抽调一千八百多名团干部，组成三百多个工作组，陆续向北京市八个区的中学派出，并在各区成立了工作队，队长由团中央书记、常委、部长担任，工作队具体领导各工作组。

但工作组不曾料到，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江青以及关锋、戚本禹之流，却在暗中煽动学生反对工作组，因此工作组一进校，就遭到围攻。6月17日，北京师大女附中贴出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紧接着清华附中红卫兵同工作组发生了冲突，他们向中共中央、毛泽东写信，控告工作组进校后压制造反派，搞折中主义，只讲团结，不讲斗争，火药味不浓等等，表示公开反对。

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撤销工作组，“文化革命”由群众自己来主持，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7月28日，改组后的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并说明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从此，陈伯达、康生、江青一伙更是气焰万丈地四处煽风点火，制造一起又一起学生同工作组严重对立的事件。7月27、28日，江青派人出席了海淀区、西城区中学师生代表大会，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宣布工作队要求学生复课是压制红卫兵，撤了这两个工作队队长周杰、胡启立的职务，并且对他们进行了批斗。这样，就在北京掀起了一股各校学生驱赶殴打工作组的武斗邪风。

一直居家养病的胡耀邦没有参与工作团的工作，但学生们的所谓“造反”行动使他深感不安。他支持工作组进驻学校去稳定秩序，当听说两个工作队长挨了批斗，工作组被赶出学校时，他气愤地说：“派工作组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做法很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