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1915-1989》第三卷书摘

一、反思文革，胡耀邦力倡民主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结束，陈云即与胡耀邦、邓颖超、黄克诚等研究，原则上确定了如何建立中纪委的组织机构，制定会议制度、工作制度，并着手立即准备召开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做好会议文件起草工作：一是总结过去中纪委多年来的基本经验，提出今后工作的基本原则；二是总结党内政治生活的经验教训，提出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以规范全党的政治民主生活。

对于第二个文件的内容，是胡耀邦近些年来一直在思索着的。从中央到基层，都缺乏健全的政治生活，虽然表现形态不同，但一个共同的问题是缺乏民主，缺乏真正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文化大革命”更是把党搞得组织涣散，思想混乱。林彪、康生和“四人帮”为什么能够搞封建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肆意践踏党规党法，制造个人迷信，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制造大量冤假错案，为非作歹如此之久？这是同长期以来党的政治生活极不正常分不开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受到“左”倾错误的严重影响，使得广大干部和群众首先是党员干部有话不敢说、有意见不敢提，说真话倒霉、说假话沾光，担当领导职务的党员干部搞特殊可以不受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对领导干部提意见遭打击报复，挨了批判、处分提出申诉被斥为“翻案”而罪加一等，如此等等，这些现象十分严重和普遍，总之，党内民主自由很少，党的政治生活极不正常，以致最后酿成“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国浩劫。“文化大革命”就是搞“踢开党委闹革命”“砸烂公检法”，党纪国法遭到严重破坏。

胡耀邦几次与人谈到，党处于执政地位后，相当一部分干部骄傲自满，封建主义影响和剥削阶级思想作祟，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特权思想所产生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良倾向有所发展；尤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路线，在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中的过火斗争和扩大化得不到纠正，而党和国家的法规法制又很不健全。这种状况造成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极不正常；如不彻底改变，那么还会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下再出现林彪、康生、“四人帮”这样的人，党和国家还会再遭灾难。胡耀邦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一次发言中说：“文化大革命”教训深刻，应该很好总结，根本教训是党的生活不正常。所以他明确地认为，要医治党的创伤，健全党的肌体，整顿党的作风，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就必须严格党规党法，健全党内政治生活，发扬党内民主，保障党员权利。

二、严惩走私，胡耀邦雷厉风行

1981年12月14日，邓小平针对广东、福建两省一些单位和干部继续从事走私、贩私活动的情况，致函胡耀邦：“1981年12月14日，邓小平针对广东、福建两省一些单位和干部继续从事走私、贩私活动的情况，致函胡耀邦：“这类事为什么总处理不下去，值得深思！我建议由中纪委派一专门小组进行彻底追究，越是大人物、大机关，处理越要严、要重。”1982年1月初，中央政治局常委看到中央纪委送来的一份简报，反映广东省的一些干部甚至担负一定领导职务的干部严重走私贩私的犯罪行为，极为重视。1月5日，陈云批示：“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邓小平在陈云的批语中加写“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八个字。胡耀邦于1月11日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了邓小平、陈云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关于要打击严重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的批示。当天即发出《中共中央紧急通知》，要求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和国家机关党委立即召开各部委党组负责同志的会议，贯彻执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批示，军队系统也要召开相应的会议加以贯彻。中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各大军区党委也要予以重视，采取相应措施。对于那些情节严重的犯罪干部，首先是占据重要职位的犯罪干部，必须依法逮捕，加以最严厉的法律制裁。中央书记处、中央纪委还派出若干领导干部立即分赴粤、闽、浙、滇这几个走私贩私最为严重的省，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批示，督促四省采取紧急措施，立即行动。鉴于当前工作很多，许多地方的领导班子还没有调整好，各地按中央指示，没有在所有干部和群众中开展检举、揭发运动，以防止发生诬告或人人自危等混乱现象；对所有需要逮捕和严厉处置的职务较高的负责干部的犯罪事实，则要一一核对清楚，以保证材料确实无误，定刑准确恰当。

三、正人先正己，胡耀邦率先垂范正党风

胡耀邦要求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要为端正党风做出表率。他自己身体力行，严以律己。他一直强调：正人先正己，要干部群众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

1952年胡耀邦从川北调到北京担任团中央书记，就住在团中央机关在东城区大甜水井一个很古旧的大院里，他的卧室是一间耳房，不过十个平方米。好处是书记处的几位书记都住在这个院子里，大家同吃一桌饭，遇到要商量讨论的工作十分方便。但是他的老人和孩子住在另外一个家属宿舍院里。1955年团中央建起了办公楼，北京市房管部门要收交一些房屋，这个院子就上交，办成职工医院了；胡耀邦和家属搬到灯市西口奶兹府关东店二十号（后改称富强胡同六号）的院子，与团中央另一位书记胡克实分住在前后院为邻，一住就是整整三十年。粉碎“四人帮”后，他担任了中央领导职务，中直机关事务管理局几次安排调整住房，他坚持不搬，说要住到老；有些老朋友也希望他别搬，免得住进中南海就见面难了。有好几年，这个富强胡同成了人们上访求诉的热门地方。直到1984年，有关部门提出，这个院子处在闹市中心的居民区，安全保卫部门要添几倍工作量，胡耀邦这才同意搬迁。但是他没有听从劝说和安排，坚决拒绝住进中南海，最后只是答允住会计司胡同一座原是中央警卫局团营职干部的宿舍院子。尽管这个四合院比较陈旧，墙壁剥落，地板起翘，有的房间还漏雨，胡耀邦也不同意大修，只是做了些简单的粉刷维修就搬进去了。美国医生鲍蒂斯塔听说这座房子大门的油漆斑驳陆离，十分感动，来访华时特地提来了一加仑朱红油漆相赠。其实，胡耀邦从担任中央秘书长起，一直住宿在办公室，只是周末才回家与亲人团聚。他一心扑在工作上，从不计较住什么房。

胡耀邦在“文化大革命”前，只乘坐苏联团中央书记谢列平送给的灰色“吉姆”汽车，而将美国“别克”专车交给团中央其他书记乘用；六十年代配来了一辆“红旗”轿车，他也仍乘旧车。粉碎“四人帮”后，他一直乘用国产“红旗”车，尽管有段时间领导干部换用“奔驰”等高级进口轿车成风，法国总统密特朗还曾给他送来了两辆高级“雪铁龙”轿车，他都毫不在意。他乘那辆“红旗”轿车一直到他去世。

严格按规定用车，是为胡耀邦开车的所有驾驶员交口称赞的。他不准家人用车，连搭车也不行，即便夫人在东郊国棉二厂上班、儿子去西郊万寿路上学，都是自乘公交车的。

四、耀邦知人知己，改革力推万里

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在酝酿书记处人选时，胡耀邦推荐万里说：“要吃米，找万里，让他来管农村，是农民推荐的嘛！”他赞赏万里在安徽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成效大，对万里表示了极大的信任和支持。他还对万里说，自己虽然对农村问题很注意，但这几年对农村情况了解得不多，对于农村工作如何克服“左”的错误缺乏研究，在责任制这个问题上，你是先知先觉，我是后知后觉。万里深感胡耀邦求真务实，襟怀坦荡，作风民主，很好合作。他对人说：“胡耀邦同志对我们一直是积极支持的。1979年他讲‘要吃米，找万里’就是个公开表态。1982年他到安徽考察省委领导班子时说：你们安徽在农村改革中是做出了贡献的。”后来万里在1997年10月对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工作人员回忆说：“我1980年2月到书记处分管农业，当时相当作难，可以说动辄得咎。多亏耀邦同志全力支持，主动配合。我们俩很谈得来，观点特别一致。好多事我们一商量，呼噜噜就干起来了，一次又一次冲破难关。如果没有耀邦同志，那就不好办了。”

六、政治局会议上突发心梗

中央办公厅通知：1989年4月8日9时，在怀仁堂举行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会议，讨论关于教育问题的文件。

教育问题一直是胡耀邦十分关注的大事。他一贯倡导尊重知识，尊师重教。1985年5月，他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全党对滞后的教育工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他为改变落后地区的教育面貌，亲自组织中央机关的青年知识分子成立讲师团去这些地区支教，带动了全国许多地区仿效。但是这几年来教育工作的状况，尤其是基础教育的薄弱和滞后，令国人担忧。胡耀邦耳闻目睹，忧心忡忡。就在几天前，他在和来访的友人交谈中还谈道：现在两亿两千万文盲中，青少年多得是。小孩子不读书识字，弃学摆摊做生意。学生厌学，非年轻人之过，责任在长辈啊！

事实确实如此。据国家有关部门调查，1988年我国六至十四岁的学龄儿童在校率为76.7%，有23.3%即超过四千万的学龄儿童没有入学或中途辍学。新的文盲半文盲在迅速增加。

他正是怀着这样一种忧虑的心情去参加这次政治局会议的。

8日早晨他起床后，不知是连日思虑过度，睡眠不好，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感到肩部、胸部有些闷痛。家里人劝他在家休息，请个假吧。但他说不要紧的，坚持要去。

胡耀邦进入怀仁堂会议厅，已有许多人入座了。会议开始后，先是介绍起草加强教育工作的文件，接着宣读这个文件草案。胡耀邦专心地听着，不停地思考着。可是渐渐觉得头晕目眩，双肩和胸口痛得难受。他支持不住了，9点48分，他站起身来说：“我胸闷，难受。”说想请假。只见他面色苍白，额头沁出汗珠。坐在胡耀邦身边的秦基伟和胡启立扶他在原来座位上坐下。有人说：“快叫医生！”这时胡耀邦双眼紧闭，不能说话，半躺在座位上。有人将两片硝酸甘油送进了胡耀邦的嘴里。过了一阵，胡耀邦慢慢地苏醒过来，但他很难受，要呕吐。

不过十分钟，中南海保健处的医护人员赶到了怀仁堂；又过了五分钟，北京医院的急救车开进了中南海，他们带来了全套急救设备，还带来了一张床，就地进行紧急抢救。医生量了胡耀邦的血压，极其危险，不能移动，只能把怀仁堂作为抢救室。不久，北京医院内科主任钱贻简、中央保健局局长王敏清和阜外医院、协和医院的专家等都赶来会诊，确认是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并发心源性休克及心律失常、阵发性心房扑动、房室传导障碍。大家把他放在担架上，移往怀仁堂后厅，输液，作心电图检测。直到下午4时20分，病情趋于稳定，救护车才将他送进了北京医院，住在四楼的一间病房。北京医院抽调优秀的大夫和护士，成立特医特护小组。经过细致检查后，各方面专家又进行了一次会诊，结论为：心脏下壁、后壁及右心室有大面积梗塞，肌酸激酶（CK）显著升高。医生说：现在虽然抢救过来，但要完全脱离危险期，得有一个星期。这段时间除了用药，特护，要绝对平静卧床。

第二天，胡耀邦听说自己是心脏病，十分自信地说：我不会得心脏病的，我只是肩痛。医生说，肩痛也是心脏病的一种症状，是疼痛反射到肩部去的。胡耀邦将信将疑。

要他睁着眼睛静卧在床上，他觉得很累，生性好动的他总想下床走动走动，至少是要起来坐坐。可是医生一再叮嘱，必须静静地卧床一周再说。责任心特强的护士轮流守护，一刻也不离开病房。

病情虽然有波动，然而大体说来还是一天比一天趋于稳定。许多领导人都来探望，但医生不准他们进入病房。邓小平派秘书来问候，陈云、李先念两次来电话，徐向前、聂荣臻等也打来电话，邓颖超口授了一封信来问候，胡耀邦听说了很是感动。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及政治局、书记处、中顾委、中纪委、全国人大、政协、国务院、中央军委等领导人先后来医院探望和电话问候。

胡耀邦静躺在床上，思维却从来没有安静过。他一再要求看书看报。但医生绝对不准，还叮嘱护士和陪护的家属不要同他谈时事政治，以免他激动。这对胡耀邦来说是最难受的了。几十年来，他何尝有过这样的日子？

4月15日凌晨六时刚过，胡耀邦醒了过来。他高兴地说：“哈，七天了。七天没有事，看来危险期已过啦！”可是医生告诉他：这七天可不是没事。早几天靠升压药维持血压，反复发生心房扑动，有时心律很慢。这两天刚停用升压药，病情略有稳定，但仍要卧床静养。

在护士的帮助下，他在床上洗脸、漱口，清理卫生。他还说要刮刮胡子。是啊，已经七天了，一直没有刮过胡子呢！

接着他说觉得饿，要家里给他送饭来。这七天都是点滴输葡萄糖液、营养液，没有进食过，胃里空空的。一种饥饿的感觉突然不可遏制地袭来，未等家属送来早饭，他便说：“我实在饿，给我吃片西瓜吧！”

胡耀邦心里始终牵挂着国家大事。这时他问守护在身边的三儿子胡德华和警卫秘书李汉平：“外面有些什么消息啊？”“怎么不告诉我呀？”他们一再劝解说：危险期还没过，任何加重心脏负担的体力和脑力活动及情绪的激动都会引发危险。他这才安静下来。过了几分钟，一直盯着监护仪器的胡德华发现胡耀邦的脉搏在不断加快，从70、80、90、100，胡德华马上告诉值班医生，问是否有问题，医生说：没关系，这是常有的事。随后脉搏从最高的110次又缓慢地降了下来，就在大家稍微松了口气的时候，只听胡耀邦痛苦地“啊”了一声，他的手突然剧烈一抖。这时胡德华在注视着的心电图荧屏上看见波动的绿线一下就变成一道笔直的横线了。他喊叫了起来，医生快步进屋，用一切办法进行抢救。但大面积的心肌梗塞，使得医生的一切抢救均告无效，7时53分，一颗还在想着党和国家大事、想着人民群众的炽热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