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书摘：胡耀邦修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前前后后

俗话说得好：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由于“两个凡是”的根据是“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如果这个大前提推不倒，那么“两个凡是”也就“岿然不动”。所以，破除教条主义和个人迷信的桎梏，还是一个严峻而紧迫的任务。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启发和鼓舞下，一些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开始酝酿就真理标准问题撰写文章，以澄清多年以来在这个根本问题上的思想混乱。

真理标准的全国性大讨论，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这场大讨论发端于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这篇文章由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起草和多位理论工作者反复修改而写成。胡耀邦对这篇文章很赞赏，认为这是一篇抓住思想理论战线上拨乱反正关键问题的好文章。1978年5月10日，在胡耀邦的支持和审定下，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60期刊登了这篇文章。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新华社全文转载。

这篇文章鲜明地指出：“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

“凡是科学的理论，都不会害怕实践的检验。相反，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够使伪科学、伪理论现出原形，从而捍卫真正的科学与理论。

“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的，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就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研究新事物、新问题，不断做出新的概括，把理论推向前进。”

文章列举了马克思、恩格斯修改《共产党宣言》、毛泽东修改《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等事例，说明“革命导师们不仅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亲自作出了用实践去检验一切理论、包括自己所提出的理论的光辉榜样”。并指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的绝对真理或‘顶峰’，可以不受实践检验的；并不认为只要是他们作出的结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不能改变，更不要说那些根据个别情况作出的个别论断了。他们时时处处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论断、指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毫无偏见。他们从不容许别人把他们的言论当作《圣经》来崇拜。毫无疑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必须坚持，决不能动摇；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

这篇文章还强调：“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我们不仅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要从发展的观点看待实践的标准。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它既有绝对的意义，又有相对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强调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永远没有完结，就是承认我们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或最终完成，就是承认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我们的认识可能犯错误，需要由实践来检验，凡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者不符合实际的东西，就应该改变，不应再坚持。”

文章论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进一步指出：“检验路线之正确与否，情形也是这样。”路线同样必须由社会实践来检验。检验党的路线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这样的论述，进一步加强了文章的现实针对性和战斗力。

文章最后说：“现在‘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被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毛泽东同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批评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这种倾向依然存在。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四人帮’都设置了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勇于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现实的确切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第二天，新华社全文播发，《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纸全文转载；全国35家省市级大报，两天内有25家转载。到5月底，全国已有30多家报纸转载。

就在《人民日报》转载的5月12日夜晚11点，正在值夜班的《人民日报》总编辑，接到了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一位领导同志严厉的电话批评。

这个电话，不仅曲解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意，而且上纲为“砍旗”，一再说“在政治上很坏很坏”，从另一个角度认为真理标准问题不仅涉及理论思想上的是非，而且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

值完夜班、看完5月13日大样的《人民日报》总编辑，即向胡耀邦电话简要通报了此事。胡耀邦认为这是重大争论，当即于5月13日下午在家里召集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组成员，以及《人民日报》总编辑等来讨论。胡耀邦对那句“在政治上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是很坏很坏的”断语感触很多。他激动地说：我多少年都是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工作，对毛泽东的著作和思想，我自己是反反复复学习，真可以说达到过“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程度，但是对他老人家的缺点错误提出一点不同的看法，怎么就上纲成是反对他老人家呢？把学术争论一下子上升到政治上，这个风气再不改变怎么得了呀！[1]在这个会上，胡耀邦对大家说，我们的《理论动态》要进一步办好。这几天我考虑了几个选题，一个是从真理越辩越明说起，讲清历史潮流是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我们的民族经历了“文革”这场大灾难，反面教训是如此之深，在今后几十年，再重复这种灾难，倒退，人民通不过，这是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往往在倒退以后实现大跃进，这在世界和中国的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例子。我们必须写一篇文章，讲一下这个辩证法，把历史潮流怎么不可阻挡讲透一点。[2]

5月18日，在中央召开的部分宣传和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被指责为“实际上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思想”。各省主管宣传的负责同志还被告知：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不要以为《人民日报》转载了，新华社发了，就成了定论。

那些坚持“两个凡是”立场的人，给胡耀邦施加了很大的政治压力。他们采取各种方式，力图遏止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展开。胡耀邦后来回忆这一段的情况时说：“那个时候的局面也确实不太明朗。”但是胡耀邦坚信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他顶着巨大的压力，坚持组织撰写文章。

邓小平等的领导和推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起的风风雨雨，也传进了中南海。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遇到很大阻力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聂荣臻、徐向前、罗瑞卿、谭震林等一批老同志纷纷表明态度，公开表示支持开展这一讨论。他们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反复强调，要恢复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使这场讨论得以顶住压力，并从思想理论界扩大到党、政、军及社会各界，成为一场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群众性大讨论。

1978年5月29日叶剑英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政治工作要实事求是，理论要受实践检验。

邓小平原来没有看这篇文章，听说引起了争论，便找来看了。他认为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5月30日，他在与胡乔木等人谈话时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表示了明确的支持。他在讲话中阐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如果只把过去的一些文件逐字逐句照抄一通，那就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更谈不到正确解决什么问题。他进一步指出，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只有这样做了，才有可能正确地或者比较正确地解决问题，而这样地解决问题，究竟是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还需要今后的实践来检验。他特别引证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说明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而由社会实践中产生的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得到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只有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证明它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他说，我们“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毛泽东同志历来坚持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没有生命力了。我们领导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能当‘收发室’，简单地照抄照转。”[3]

邓小平在讲话中态度鲜明地讲实事求是，讲实践标准，讲怎样看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锋芒直指“两个凡是”为代表的僵化的思想观念和错误行为，令与会者耳目一新。据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解放军报》社社长华楠回忆：“邓小平同志讲话的当天，罗瑞卿同志就给我们打招呼，指示军报根据这个讲话的精神，组织编发有分量的文章。”邓小平的讲话，新华社在当天作了详细报道。6月3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中央其他报纸以及地方报纸都以头版头条位置作了报道，通栏标题是：《邓副主席精辟地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在标题的下面，还引用了邓小平的一段话，突出他讲话的主要精神：“强调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但是，一定要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总结过去的经验，分析新的历史条件，提出新的问题、任务和方针。”6月6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又在第一版全文发表了这篇讲话。

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公开发表后，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篇讲话使那些思想仍处于僵化状态的同志受到震动，也使要求解放思想、坚持实践标准的同志受到鼓舞。时为《理论动态》编辑的沈宝祥后来回忆说：“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在头版头条详细摘要发表了小平的讲话。当时我们受到了很大鼓舞，大家都很兴奋。”

叶剑英、邓小平的讲话，是对坚持实践标准的一个强有力的肯定。尤其是中共中央于6月30日把这两篇讲话连同华国锋的讲话，以三十八号文件发到全党全军，更是对真理标准讨论的一个巨大推动。

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横加指责，反而促进了这场大讨论更深入更广泛地发展，也激起了理论工作者撰写又一篇阐述实践标准的重要文章的激情。随后，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文章送给胡耀邦和《解放军报》总编辑华楠、副总编辑姚远方等人征求意见。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开头就引证了叶剑英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讲话中的两段话：“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决不能把理论同空话、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如果我们只是躺在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上，脱离实际，并且把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那就只能在生活实际的‘天空中飞翔’。”文章说，叶剑英的讲话切中了林彪、“四人帮”根本颠倒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这个根本问题，“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澄清是非，不能不从这里开始”。

文章言简意赅地阐述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指出：实践要以革命理论为指南，而“理论之所以能够指导实践，正因为、也不仅仅因为理论来自实践，并且经实践的检验证明是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就是实践检验理论的过程。许多理论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得到补充和发展；有的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有些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指导实践的理论，就是这样来自实践又经过实践检验而得到补充、纠正、丰富和发展。理论如果脱离实际，不与实际相结合，或者不在实践中得到发展，老停留在一个地方，它就不可能指导实践”。

文章针对一些人的模糊认识，还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真理的阐述：“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因为“客观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指出“对不可知论、怀疑论及其他哲学怪论的最有力的驳斥是实践”。“理论首先要受命于实践才能够指导实践；理论不是亘古不变的，它是在实践中不断地获得补充、修正、丰富和发展的。”“人们认识世界的程度，始终受着历史条件和实践水平的限制。历史条件改变了，实践发展了，认识也要向前发展。新的历史条件必然要促进理论的变化。”

胡耀邦阅看了这篇文章后，感到此文既有理论色彩又很有针对性，特别是从理论上进一步阐明了理论要受实践检验的道理，强调要恢复《实践论》的权威，恢复实事求是的权威，恢复实践标准的权威，很有力量。文章尖锐地提出了对毛泽东思想是真捍卫还是假捍卫的问题，指出有些人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胡耀邦觉得很好。文章虽然也没有点“两个凡是”，但对坚持“两个凡是”的人的思想观点作了有力的剖析，批驳了他们的无理指责。胡耀邦很赞赏这篇文章，思索如何使它得以发表才好。由于当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接到有关禁令，陷入很大的困境，《理论动态》也被点名批评，并指令“下不为例”，胡耀邦经过反复思考，在与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电话联系后，他对秘书梁金泉说：有办法了，去找罗大将，找罗大将。梁金泉问：为什么要找他？胡耀邦说：罗大将说要发。在那里发，分量就很不一样了。罗大将在党内威信高，影响大，理论上强。我已电话说好了，你把稿子送去就行。说着，他将文稿装进信封口袋，让梁金泉乘车专程送去，送到罗瑞卿手中。[4]

这之后，胡耀邦和罗瑞卿频频电话联系（有记载的至少6次），商谈这篇文章的修改和发表事宜。罗瑞卿先后三遍细看了这篇文章，还亲自查阅毛泽东的哲学论著。6月19日，《解放军报》将修改稿清样再送胡耀邦审阅。胡耀邦看后说了三点意见：一、同意由军报发表，因为文章中许多地方谈到全军政工会议；二、其中有关“砍旗”的几句话可以删去，从理论上讲清楚就可以了；三、这篇文章请同时送韦国清、罗瑞卿同志再看看，我不再看了，他们看后由军报自己定稿就是了。[5]此后，罗瑞卿又审阅了最后送审稿，并说：不是有人讨厌特约评论员吗？《解放军报》就用特约评论员署名发表这篇文章。他还安排《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同日刊发。在6月23日夜22时至24日凌晨2时，身经百战的罗瑞卿犹如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三次给人民日报社打电话，详细指点，叮嘱校对同志要细细看，编辑同志也要好好看，无论如何不能出现错字，不能出现错误标点。[6]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在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公开发表后，在罗瑞卿强有力的支持下，于6月24日在《解放军报》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发表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在当天同时刊载，新华社也全文转发，全国各地报纸纷纷转载。这对真理标准的讨论是又一个有力推动。

罗瑞卿十分明白实践标准问题的深刻意义和斗争的严重性，他对《解放军报》总编辑华楠说过：“发表这篇文章可能有人反对，准备驳，不要紧，出了问题首先由我负责。要打板子打我。”[7]他在7月18日出国去做治腿手术之前，还特地给胡耀邦等人打电话说，这篇文章如果要挨打，他愿先挨四十大板。很不幸，他在德国治疗过程中逝世。罗瑞卿在这个关键时刻对真理标准讨论给予重要支持，是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中国革命事业作出的最后一项重大贡献。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北京、在全国各地日益广泛地开展起来了，但是两种思想、两种观点的斗争也更加激烈和尖锐了。这期间，胡耀邦和“特约评论员”不断受到来自高层的点名批评。一时间，在北京和外地都有传言：“胡耀邦犯了大错误”，“实践标准的文章出了大毛病”等等。但新闻舆论界不顾种种责难和禁令，继续不断地刊登阐述实践标准的理论文章，并且还以很大的篇幅宣传报道北京和全国各地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动态，形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声势。

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在真理标准讨论的开展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编辑部于6月20日和21日召开的真理标准座谈会，六十多名与会者强调只有坚持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大问题。7月17日至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哲学研究》编辑部又召开了全国性的讨论会，对真理标准问题的政治意义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周扬在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这场讨论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个思想政治问题”，“关系到我们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8]。8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经济研究》编辑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孙冶方等人强调“对于那些实践证明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就应该充分加以肯定；对于那些实践证明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甚至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就要破，就要改”。[9]

在这前后，自然科学界也积极参加这场讨论。先是5月中旬，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主持召开了有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专题讨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且作出决定支持这场讨论。接着，中国科学院理论组和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于7月5日和10日联合召开了理论讨论会，强调当前“迫切需要开展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10]。

以上所举的几次具有重大影响的讨论会，《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都作了及时、充分、很有声势的报道，可以说在这场大讨论中，新闻界和理论界从一开始就密切合作，共同努力，形成强有力的舆论，为这次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作出了贡献。胡耀邦十分赞赏，后来他于1979年3月31日在《理论动态》上的批语中说：“希望新闻界、理论界更好地发扬这种互相商讨、互相琢磨的风气。”

[1] 胡耀邦：《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78年5月—1979年3月），《胡耀邦文选》，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9页。

[2] 《理论动态》第70期（1978年6月30日）发表了《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人民日报》同日署名“岳平”公开发表，新华社向全国播发；《光明日报》于7月2日转载，其他许多报纸也转载了此文。

[3] 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6月2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3—125页。

[4] 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138页。

[5] 华楠、姚远方的回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第141页。

[6] 李庄：《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327页。

[7] 郝治平：《春天的思念》，《人民日报》1996年4月22日。

[8] 《人民日报》1978年7月30日。周扬的这个论断，后来被邓小平写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这篇重要讲话中，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22页。

[9] 《光明日报》1978年9月3日，《人民日报》1978年9月4日。

[10] 《人民日报》1978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