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情系川北统战
解放初期的川北,政治形势复杂,经济情况严峻、工作千头万绪。胡耀邦同志承担党政军的各项任务,艰巨而繁重,他依靠各级领导干部,充分发动群众,取得显著的成效。在这些成绩中,包含了民主人士的心血,彰显着胡耀邦同志执行统战政策的风德。尤其是那些曾经得到过胡耀邦同志信任、支持、帮助与关心的人士,更是在心中念念不忘胡耀邦同志的好。
为了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胡耀邦亲自担任区委统战部部长,并要求下面各级党委,也要相应成立统战部,由党委第一书记兼任部长。胡耀邦到职后的次日,区委就召开统战工作会,他在讲话中明确提出了统一战线要立即办理的六件事。他说,一是各县有些老秀才,年纪大,又有学问,品行好,解放以前没作国民党的官,应该通过各种方式安排,如文化馆长等,如果搞好了,帮共产党说话办事作用大;二是对工商、文教、宗教、医生、旧艺人等自由职业者,务必主动加强联系,经常和他们座谈、学习、开会。因为在目前形势下,他们与封建有关或生活困难,是苦闷徬彷的。他们提出的困难如果是合理的,可以解决就予以解决。他们对我们的好意批评要接受,不正确的批评要说服解释,恶意的要揭发;三是欢迎开明绅士、工商、文教、宗教、自由职业者下乡参观土改,
我们有缺点,可以向他们主动说明,他们看到土改中的优点,以后凡我们作的好事,如建设公路、工厂, 破获匪特,都请他们去看看,向他们宣传;四是镇压反革命,不讲空洞数字,在事前与事后,要把罪行材料交给民主人士、开明士绅、工商、文教界有代表性的人看;五是各县的城市建设委员会要搞起来,由留在县里的建设科、工商科、文教科和一些民主人士负责来搞,要作五年、十年计划,哪个对建设、工商不感兴趣,那就是对社会主义没有感情;六是统战部机构要健全,不能马虎。胡耀邦的讲话,为川北统战工作明确了方针、任务。
1950年6月,川北区首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召开,胡耀邦在会上所作《川北区当前施政方针》的报告,将“巩固与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建立坚强的各级人民政权”,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并指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人民参加管理国家政权的主要形式,是人民政府联系群众与动员群众完成各项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各级人民政府务须按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按期与认真地召开好会议,其标准是真真实实发扬了民主,的的确确解决了问题。”
从1950年2月胡耀邦到川北上任,到1952年9月离开,在区级召开的会议上,几乎每次都要强调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性,会后检查工作,也将统一战线工作作为重要内容,发现问题,予以解决,推动执行好党的统战政策。
胡耀邦同志积极帮助民主党派发展组织。解放前,川北区的民主党派只有民盟与民革。民盟有60余人,曾组织活动,而民革4人,则未发展组织,也未 开展活动。在胡耀邦的关心下,民盟川北分部恢复,并召开盟员扩大干部会,胡耀邦以茶话会的形式,邀请与会盟员参加,与大家亲切交谈,胡耀邦说:“你们民盟要发展,只要愿意接受组织教育的知识分子, 就应该有意识地欢迎他们加入民盟。有组织比没有组织好。发展新盟员,要经支部批准,发展对象以民主人士与中学以上教员、大学生为主。”在胡耀邦的关心帮助下,民盟组织在川北有了较大发展,到1952年,民盟发展到379人,在岳池、武胜、西充、仪陇、中江各县成立了临时工作小组,遂宁、射洪、三台等县设立了民盟分部。
川北民革解放前只有四人,组织弱小,又无活动。为了发展民革,胡耀邦动员起义将领裴昌会前去牵头。裴昌会有顾虑,胡耀邦说:“民革是进步组织,同过去的国民党不同,它叫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你起义就是同国民党反动派决裂,你作民革组织的筹备工作是恰当的。”裴昌会说他不是民革成员,胡耀邦当即致电民革中央,李济深主席直接发展裴昌会为民革成员。裴昌会领头与南充民革成员龙杰三、李树骅、肖端重等,在有关单位发展民革成员108人,使民革川北分会按计划成立。
在胡耀邦的支持下,南充市民主建国会按时组建,熊俊明被选为主席,其成员由爱国资本家和与民 族资产阶级有联系的部分知识分子组成。
在川北工商联的成立过程中,胡耀邦也付出了莫 大的关怀与心血,先后七次参加或召集会议,研究工商联成立筹备工作。在胡耀邦的关心支持下,川北工商联顺利建立。与此同时,川北各级协商委员会相继 建立。
胡耀邦对各民主人士给予了无私的帮助。在区里,安排了大批党外代表人士作领导工作。在行署的29名委员中,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代表占15人,超过二分之一。主要厅、局都有民主人士担任领导职务。起义将领裴昌会任行署副主任,民盟成员杨达璋任行署副秘书长,川北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负责人龙杰三任行署委员,川北民盟负责人贾子群任教育厅厅长,工商业资本家奚致和任商业厅厅长,还有一部分人任行署委员、参事。由于胡耀邦的重视,两年中,全区安排到各级政权机关工作科级以上的党外人士147名,其中厅局长、行署委员26名,专区一级的科长和副县长35名,县政府科长86名,占这一级干部总数的近三分之一。在安排工作的同时,各级党委还给予民主人士政治上的关心与帮助’生活上的关怀与照顾,团结他们一道工作。
胡耀邦同志是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典范,他不仅对党外人士充分信任,大胆给予工作,而且勇于承担责任。与裴昌会相处,可算一例。1949年12月,裴昌会在四川德阳率部起义后,不愿继续在军中工作。
胡耀邦派行署秘书长刘玉衡前往迎接,并在南充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当时没有住房,胡耀邦同志还把自己住地腾了一间给裴昌会。裴昌会任行署副主任,并担任工业厅长,分管农林与交通,并兼任土地改革委员会成员。工业厅副厅长韩培仪是党委书记,主持厅里工作,非常尊重裴昌会,他所决定的事,都要向裴昌会汇报。而出了事情,党委承担责任。如当时局西南局批准新建一个火柴厂,因事先没有调查,与邻地
的广安火柴厂重复。工作上的失误,应该由主办单位负责。裴昌会欲作检讨认错,胡耀邦知道后,对裴昌会说:“这件事是上级批准的,不由你负责,你不要检讨。”。
裴昌会经常下去调查研究,胡耀邦又叫行署为其换了一部好的吉普车。裴昌会的子女及家属被胡宗南强行送去了台湾’在大陆的只有长子裴大超在铁道部门工作,当时负责天宝路一项工程设计,在施工中顶棚发生裂缝。在“三反”运动中,有人提出追查,使其思想紧张,有自杀念头。胡耀邦知道后,安排人以行署的名义,向裴大超的单位发去电报,要求正确处理工程上的问题。单位很快回电说,并没追查责任,后经鉴定,不算事故。由于胡耀邦的重视,问题很快得到解决。事后行署还安排裴大超的妻子专门前往探视。这事让裴昌会感触极深,他对人说,与胡耀邦一起工作,觉得既紧张又愉快,从内心深处体会到新社会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