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璐瑛：胡耀邦辞职后的心态
周总理逝世的第二天，我去耀邦叔叔家，到处都是黑纱。我一见他，泪水就滚落下来。在他家的所有人都在哭，他脸色阴沉。有年轻人说，总理这一走，天要塌下来了。他不知是安慰自己，还是安慰大家，又像自言自语，说：不会的，不会的。
那时，他名义上还主持科学院的工作，但已受到批判。科学院举行了周总理的追悼会，由他主持。会开完了，人都散了，我还站在那里，默默看着他。他也久久地站着，显得瘦小、苍老，用失神的眼光茫然地望着四周。一时间，我觉得他像个孤立无援的孩子，像个孤儿那样无助。我的眼泪再次流了下来，刚才是为周总理，现在则是为他。他就这样站了许久，直到有人招呼他，才缓缓地走了。我一直在他身后，没让他看见我——恐怕当时的他对什么都“视而不见”。
在批判所谓“右倾翻案风”的时候，科学院“革委会”的领导找我去，逼问胡耀邦跟我说过什么？我说，他说我理论水平不高，要我好好学习马列。那些人说：你现在还给他涂脂抹粉！他们气坏了，说我年纪轻轻，立场竟然如此。威胁我说，科学院是绝密单位，像我这样的立场，在科学院呆不住。
我已不太在乎，呆不住就呆不住，总得给一碗饭吃吧。过了两天，我去耀邦叔叔家，路上东看西看（看有没有人盯梢），转了一圈才走进去。结果第二天领导找我去，说你又去胡耀邦家了，原来还是有密探盯着我。我反而因此出了名，不时有人来对我说当时运动的一些内幕情况和群众的反映，希望我转告胡耀邦。
接下来是胡耀邦被科学院的各个局轮流批判。到我所在的外事局的时候，领导还事先找我谈话，要我发言，说我同胡耀邦接触多，知道他的“右倾言行”，要我揭发。我当然不会发言，但那时的会还不能不参加，再说，我也想见见耀邦叔叔。我去了，找了一根柱子后面不易被人看到的地方坐下。一会，耀邦叔叔来了，那时他还可以坐在台下。我从后面看他，人好像又瘦了许多，脸色憔悴，完全是个老头。我的眼眶又湿了。
批判时，一些问题时不时要他回答。有人问邓小平对他说过什么？他总是说他在科学院做的一切由他自己负责，不说邓小平一个不字。还有人逼问他，都有谁给你反映过问题？他说：人家反映情况，是正当的，因为我就是做这个工作的，我听了，那是我的责任，不能怪人家。他从不上推下卸。
后来又在红塔礼堂召开过一次全科学院系统对胡耀邦的批判会。这次，胡耀邦、李昌（当时任科学院副院长）都在台上接受批判。我早早去了，找了个比较靠前的位置，想再看看他现在怎么样。批判会中间不时喊口号，喊“文革”万岁、毛主席万岁时，我举手；喊打倒邓小平、“胡耀邦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时，我不出声，也不举手。旁边没人认识我。
粉碎“四人帮”后，我去耀邦叔叔家。家里一片欢腾，和当初周总理逝世时的气氛真是两个世界。耀邦叔叔也精神焕发，赞赏地对我说：“小贝，那次批判我的会上，我在台上看到了，凡是喊小平和我的口号，你都没举手。我当时真是很欣慰，没有白疼你们！”我没想到当时的情景他竟看到了。我觉得这是对我最好的评价。
背包上识字
耀邦叔叔很爱读书，主要读三种书：一种是马列、毛主席的书，一种是古书，再一种是科技方面的书。“文革”中被批斗，回到家，洗一洗，就读书，还分门别类地做读书笔记。我去他家的时候，他多在房里读书，我便同其他人聊天。他读书累了，要休息，这才出来参与我们的谈话。
他曾向我讲起，他参加革命时还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文化低，底子薄，必须好好学习，好好读书。他规定自己再累、再艰苦，每天至少也得认10个字。那时常常行军打仗，他就把自己当日要认的10个字贴在前面战友的背包上，边走边看边记。他说，我个子矮，贴在前面人的背包上，正好对着我的眼睛。偶尔找到一本书，看见认不得的字，圈出来，写了，行军时也贴到人家的背包上读。他主要就是靠这种办法认字的。
耀邦叔叔的二儿子叫刘湖。人们奇怪他怎么姓刘，有的人随母亲姓，但刘湖的妈妈姓李，叫李昭。原来刘湖生下不久，蒋介石发兵进攻延安。他们没法带孩子走，就把这孩子托付给别人收养。这家人姓刘，刘湖也就姓刘了。刘湖的“湖”本来是“胡”，表示他本是胡家的孩子，后来添了三滴水，叫刘湖。解放后，许多干部把当初寄养在老百姓家的孩子领了回来，耀邦叔叔没有领，他对刘湖的养父母说，既然你们把他养了那么大，就是你们的孩子。
刘湖初中毕业后，养父带他来北京见耀邦叔叔，说为了孩子的前途，要送孩子到北京上学。耀邦叔叔本不答应，说有困难我可以帮助。养父坚持，说不留下孩子，我就不走。耀邦叔叔这才把孩子留下了，但仍然让他跟着养父姓。刘湖也很爱自己的养父母，每年假期都回陕北看望自己的养父母。后来他找女朋友，一个条件就是要回养父母家结婚，以后必须尊重自己的养父母。他的养父母来北京，耀邦叔叔总是十分热情地接待。
最后一次见耀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主政，耀邦叔叔也重新出来工作，先是担任中组部部长，后来很快便担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担任中组部部长后，他搬回了原来的院子。这院子同胡克实家的院子是相通的，一些来找耀邦叔叔的人就先到胡克实家，再去找耀邦叔叔。胡克实可能觉得这样不好，再说他自己也去地震局担任了职务，工作很忙，便把那相通的门堵上了。耀邦叔叔担任总书记后，再次搬家到北长街会稽司胡同25号。随着他地位的高升，工作越来越忙，我也再没去打扰过他。
1986年，耀邦叔叔从总书记的位置上退了下来，我想去看他，但不敢造次，先去问胡克实，可不可以。胡说可以，但不要说是去找胡耀邦，说是找他的孩子。我去了，警卫果然问找谁？我说找胡德平，我们是好朋友，这才放我进去。
这是个很大的院子，他的四个孩子也都住在这里。德平见我来了，颇有点惊讶，然后同我聊天。他问：你有什么事？我说：没事。过了会他又问：有什么事？我这才说：可不可以看看你爸？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说：免了吧。我只好说：那请你代我向他问好。德平说：谢谢。我心里想，好不容易来一次，还不知道以后来不来得了，就这样走，很不甘心，于是又去看刘湖。刘湖当时是经贸部科技司的司长，很健谈，我们便聊了起来。到吃中饭的时间了，我起身要走，他说在这儿吃饭吧。我当然想留下吃饭，这样就可看到耀邦叔叔了，但嘴里却说：不太方便吧？刘湖痛快地说：有什么不方便的，过去又不是没吃过，今天怎么“装”起来了。
我终于又看见耀邦叔叔了。他好像更瘦了，整个精神状态同我此前在电视上看到他主持中央工作时生气勃勃的样子简直判若两人。我说：耀邦叔叔好！我们大家都很怀念你。他说：我相信，我相信。我还想告诉他一些外面的消息，他的夫人李昭说：吃饭吃饭，莫谈政治，莫谈政治。我只好收住了话题。耀邦叔叔的一个孙子和一个孙女，本来都是很淘气的，吃饭时也都默默地吃，不说话。
耀邦叔叔吃了菜里的一块肉，看样子还想吃一块，却看着李昭。因为身体的原因，李昭限制他吃肉。李昭看了一眼，轻轻说：吃吧，吃吧。他这才又夹了一块。我当时真想哭，忍住了。饭桌上没什么话，刘湖正要和我说什么，李昭再次说莫谈国事，刘湖也闭上了嘴巴。我当然更不好说什么了，就这样默默吃完饭，大家到院子里。我问：耀邦叔叔，身体怎么样？他说：还好还好。我说：没别的希望，只希望耀邦叔叔保重身体。他说：谢谢，谢谢。给我的感觉，他整个人都憋在那里。这时孩子拿出围棋来，他便和孩子下起棋来。我也过去看了一下，好像孩子们都故意让他赢。
回来后，我对一些朋友说起耀邦叔叔的情况。不少人都想去看他，但没有一个人被允许。据说是耀邦叔叔自己关照不要放看望他的人进去。
这一年的春节，我再去看望耀邦叔叔。对警卫说找胡德平，答说不在；又说找刘湖，也说不在；谁都不在，到远郊疗养去了。后来从德平那里得知，耀邦叔叔是不想那么多人去看他，躲出去了。记得“文革”时去看望他，在我们议论“文革”的种种不是时，他还时不时插话。当然不像我们那样激烈，但可看出他的态度。这次，他竟什么都不说，连一句怨言都没有。
我心里总是惦念着他。记得他刚下台时，一些人又习惯性地要批判他。据说有一次胡耀邦接见一些日本人时，扣子没有扣好，有人便借此批判胡耀邦，甚至说这是丧权辱国。我当时就愤怒了，说，这算什么事！就算事，也是礼宾司的事，怎么扣这么大的帽子！好多人出来和解，也指责那人的帽子太大，太没来由。后来有个领导问我：你与胡耀邦什么关系？我说没什么关系。他连说不对头，不对头，要没特别关系，哪来那么大的火。
我惦念着什么时候再去看他。
永远的遗憾
可是，我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现在想起来，我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又能给胡耀邦什么帮助？这也不是我能帮助得了的，可我当时就是这样想。
我的哭声惊动了德平，他出来拉我起来，并劝我：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又有什么用。刘湖的爱人也哭，说：爸爸，你有什么就说呀，为什么对你的亲人都不说，为什么对医生都不说，你硬是心病憋出来的呀！刘湖的爱人是医生，知道耀邦叔叔完全是因为心病的原因，身体才迅速垮了下去。
胡耀邦追悼会，分给国家计委8张票，有我一张。我同丈夫共拟了一幅挽联，上联是“高山仰止，拓荒总履险”，下联是“瓢浆甘兮，饮水常思源”。我想请人写，人家说最好自己写。我的字写得不好，但练了练，还是自己写了，送到灵堂里。后来好多文章都引用了这幅对联。
时光如梭。我同耀邦叔叔相识往来，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而他的逝世，距今也已19年。在他逝世后的头两三年里，我的情绪一直无法平复，一想起他，就不由流泪，尽管我知道，生老病死是自然法则，谁也躲不过。现在，虽然情绪早已平静，但我仍然深深怀念着他。说来也怪，我对胡耀邦的感情，比对我父亲还深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