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在南充工作的日子

   如今的南充为川北重镇，山川秀美，人杰地灵。可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川北地区却满目疮痍。为了建设新川北，中央人民政府于1949年12月设立了川北行政区。1950年1月20日，胡耀邦就任中共川北区委第一书记、川北行署主任、川北军区政委。    

1951年7月21日，胡耀邦在川北行署工作时签署的文件。

1951年，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胡耀邦（前排中）和部分常委合影。

    剿匪肃特 保卫新生人民政权

    新中国成立初期，川北地区的国民党残渣余孽十分猖獗，他们与地主恶霸勾结，蛊惑群众、抗粮抢粮、破坏交通，严重威胁着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1950年2月20日，胡耀邦正式到南充上任。到任的第二天，他立即组织召开县以上干部会议，制定了《川北区初期工作纲要》。3月初，有情报显示，国民党军川北总司令胡伯洲，企图纠集散兵游勇在南充发动武装暴乱。当时，驻扎在南充的部队，只有川北军区的一个警卫营，而南充周边的匪特却有3000多人。我军若从外地调兵，交通不便，时间也来不及。通过对敌我形势的分析，胡耀邦决定：以“空城退敌计”克敌制胜。

    于是，平静的南充街头突然出现了一辆辆军用卡车，满载着全副武装的军人，风驰电掣地向川北区党委所在地开去；不久，一个个军威逼人的步兵战士，扛着机枪、抬着迫击炮等各种武器，直奔川北行署；片刻之后，一队队威风凛凛的骑兵横枪跃马，向着川北军区驻地疾驰而去……

    这么多部队从何而来？原来是胡耀邦让其警卫营的战士轮番上演了这出“重兵集结南充”的精彩大戏！蠢蠢欲动的匪特，看到这些军车、步兵和骑兵，以为大军进城，便慌忙逃进山林。但是他们并不甘心，企图卷土重来。胡耀邦根据中共中央和西南局指示，将剿匪肃特作为1950年的中心任务。他和川北军区其他首长一同研究制定了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和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并领导全区军民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剿匪肃特斗争。

    在川北军民的协同配合下，胡伯洲等先后落网。6月11日，南充市人民政府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处决了胡伯洲等匪首。在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国民党“反共救国军”军长王义民等，只得自动缴械投降。截至6月底，全区共清剿匪特4.95万余人，缴获各类枪支2万余支，先后粉碎了匪特企图在南充、蓬安等地暴动的阴谋，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精心规划 描绘城市建设蓝图

    新中国成立初期，南充旧城面积仅1.6平方公里，人口不足3万，城市基础设施很差。城区的90余条街巷杂乱无章，一遇大雨污水横流，行人步履维艰。为改变南充城区的落后状况，胡耀邦把城市建设放在重要位置来抓，确定了建设新南充，推动建设新川北的发展方略。

    1950年6月，胡耀邦亲自带领川北区党委、行署的机关干部和西南人民革命大学川北分校的学员，参加北湖公园的基础工程建设。此后，驻市的部队士兵、厂矿工人、学校师生和部分工商业者也积极参加义务劳动，修建了可容纳5万人的人民广场。

    1950年9月9日，在南充市政建设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胡耀邦率先提出“依托旧城、发展新区”的城市规划思路。他指出：城市建设要有长远打算，要充分考虑到未来发展的需要。为此，他特别强调要建设好南充市五星花园和人民花园，人民南路、人民北路、人民中路的街面宽度要在30米以上。同时，他指示城建部门尽快规划体育场、中心医院、人民文化宫、图书馆等公益设施，彻底整修市区排水系统等。

    1951年2月，胡耀邦在川北区的一次工作会议上进一步要求川北各地都要有城市建设的5年和10年规划。他明确指出：“谁对城市建设不感兴趣，就是对社会主义没有感情。”胡耀邦要求川北行署相关部门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

    在百废待兴、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川北行署先后拨款400余亿元（旧币）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1952年6月，人民银行、电影院、川剧院等一批南充市标志性建筑相继落成，市区面积扩展到3平方公里。在南充市的示范带动下，川北区各县积极筹措建设资金，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加快城市建设进度，陆续建成一批主要的市政工程，使城市功能和城区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为后来城市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合作共事 加强统一战线工作

    川北辖区广阔，人口众多，工作牵涉面宽，需要各方面力量通力合作。因此，做好统战工作非常重要。胡耀邦常常说：“工农是革命的基础，没有基础不行；但没有朋友就没有力量，基础也就不稳固。”为了加强对统战工作的领导，他亲自兼任了中共川北区党委统战部部长。

    1950年4月，在一次座谈会上，许多人由于不熟悉胡耀邦，发言时都很拘谨。胡耀邦热情地说：“我们与党外人士交朋友，就要开心见肠，无话不谈，若是彼此猜疑，怎么能和衷共事呢？你们有什么想法，请大家敞开思想发言！”胡耀邦真诚的态度很快感染了与会者，会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大家畅所欲言，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

    为了发挥民主党派人士和起义将领的作用，川北区先后由国民党原第七兵团中将司令官裴昌会任行署副主任兼工业厅厅长，民盟负责人贾子群任教育厅厅长，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奚致和任商业厅厅长，民盟成员谭卫根、杨达璋分别任交通厅厅长和行署副秘书长。

    胡耀邦通过帮助龙杰三、赵济刚和李子龙三人，使民主党派深切感受到共产党合作的诚心。

    新中国成立前，龙杰三曾担任过三台县参议长等职，也加入了民革，是统战对象。减租退押时，群众要求将其押回原籍。胡耀邦得知这一情况后，召集统战部和三台县委商量，大家认为龙杰三是应当争取的中间力量，经研究决定，对龙杰三不开斗争大会，只让他在农民代表会上听群众控诉。这样，既满足了群众的要求，也保护了统战对象。

    1950年3月，巴中县的群众要求镇压赵济刚和李子龙，巴中县委意见不一致，请求川北区党委指示。胡耀邦了解到，赵济刚原是巴中县自卫总队副队长，但在他创办的一所学校里却接纳了许多中共地下党员。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时，他又将武器装备全部上缴，也是有功之人。李子龙虽是国民党的县长，但为官清廉，不扰民众、不吃兵饷、不贩鸦片。特别是为迎接解放军进城，他各方奔走做了很多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赵、李二人经我党介绍，在川北行署工作。

    胡耀邦担心巴中县委举措失当，当天傍晚就乘车直驱巴中。他对巴中县委书记说：“共产党从来不干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事。赵、李二人虽然有罪，但也有功劳。群众不了解，要做工作嘛！”后来，他又指示行署邀请各界代表座谈，由赵济刚、李子龙表明改过自新的态度。会后，胡耀邦又同赵、李二人谈话，要他们理解群众的呼声，并表示：“像你们这样的统战朋友，共产党是会正确对待的。”胡耀邦在川北工作期间，认真听取民主人士的意见，关心他们的生活，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形成了相互信任、荣辱与共的合作关系。

    1952年6月7日，中共西南局接中央组织部来电：“调胡耀邦到中央工作，务于7月底抵京。”在他履新之前，南充各界人士准备送他一件德政碑式的锦屏。胡耀邦得知后说，“大家若要送我什么纪念品的话，就送我五个字：为人民服务！”川北政协副主席卢子鹤为此感慨万千：“知己已去，我将安归？”胡耀邦回赠道：“天下多知己，四海仍安归。”

    1952年7月下旬的一天，胡耀邦与川北区机关干部深情话别，其中有两句话让许多在场者记忆犹新。他说：“党叫到哪里，就到哪里；到了哪里，就把哪里的工作做好！”